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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主义

新民族主义依然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而产生的冲突,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的一股思潮,意在鼓舞人们理性发扬我国民族主义精神,然而随着爱国主义高涨,新民族主义越加激进化,这是不理性的。

新民族主义依然以冷战、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结束为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苏东剧变和 冷战结束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国际阵 线界限淡化,各国政府开始更多地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内外政策。但 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恰恰相反,上述国家出现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这种形势下,长期被压制和掩盖 的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复活并日益表面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继而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宗 教”。许多民族纷纷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分推 崇引起了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隔阂与离异,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 体民族谋求民族分离的内在精神动力。

然而,众多学者都把新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归结为全球化的发展。普遍认为,风云聚 汇的20世纪在整体化、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塑造了民族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收益的不对称性是发展中国家新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注:徐文 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 。)经济全球化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 自由贸易”。(注: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04页。)从 理论上讲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对各国都是公平的,而且应该产生“双赢”的结果。但从 经济运行市场体系考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在不平等前提下所谓的自由平等竞 争。首先,表现为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主导世界市场: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 分工体系,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长 期处于被动的依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及利润日趋萎缩,在收益上与发达国家产 生不对称性,从而引发民族主义。其次,发达国家操纵市场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巧 取豪夺。一方面,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从利己主义出发制定和推行有 关市场规则;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时,它们采取掠夺性政策。如在东亚金 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切实际地要马来西亚等国进一步向西方国家开放市场。 其结果是国际银行机构得到巨额补贴,而受援国的金融机构、公司纷纷倒闭。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导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注:徐文付:“从经济全 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经济发展不平 衡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中,发展快的国家由于优越感、骄傲而可能 产生民族主义情绪,而发展慢的民族国家则可能激起仇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民族情绪。 20世纪7080年代,美日两国在经济上较量、在思想文化方面相互抨击,经济强势的日 本一改往日唯美是从的形象,激烈抨击美国,变成了“敢于说‘不’的日本”。第二, 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促使某些国家为获得世界政治地位而追求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 进程中,经济实力是评价综合国力或一国政治地位的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些处于经济低 谷的国家,由于不能释怀往日的“大国情结”,而追求民族主义来平衡经济的不足,以 期在世界或地区事务中争得更大发言权。经济欠佳且在国际政治中长期“默默无闻”的 印度,为“重振国威”,曾在一个月内进行5次核爆炸,挑起南亚核危机便是一例。第 三,这种发展不平衡性促使各民族国家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优势而争夺有限的国际市 场和资源的控制权,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

(三)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梯度差型世界架构是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又一诱因。(注:徐 文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 期。)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体系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梯度差。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thomas j.mcconmic将此分成核心国、边缘国和半边缘国 家3部分。核心国家控制高技术,得到高利润;边缘国仅仅提供原料和农产品,所获利 润最低;半边缘国家技术与利润居于两者之间。(注:thomas j.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ere/london,1989,pp.34.)这3个层次的梯度差造成了政治 、文化、移民在不同层次国家之间流动的“势能”,这种流动过程,诱发了新民族主义 的产生。从政治上说,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以直接插手的方法,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 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或相互仇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 中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间接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引起民族主义反抗。从文化方面讲 ,西方国家极其重视文化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积极实行文化殖民主义。从移民情况 看,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就业率低且待遇较差,从而形成了移民“高 压区”。核心国家则因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待遇好,而成为移民“低压区”。西 方人日益担心,移民由“高压区”源源不断地向“低压区”流动,“会抢走他们的工作 ,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注:[美]塞 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因此,当移入国经济不景气时,就会产生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产生种族歧视 和暴力行动。另外,移民自身也有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由于受排外情绪影响,移民 无法融入所在国主体社会,他们必须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团结起来,以求生存;另一方面 ,有些移民不愿被同化,他们借民族主义以求保持自己的文化、宗教等民族传统。如欧 洲的穆斯林移民就始终游离于主体社会之外,而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则坚持保持对墨西哥的认同感。(注:徐文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 关系》,1999年第9期。)

与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相比,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其主 要特征为:

(一)民族主义空前全球化。首先表现在各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强调国家、民族 利益,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联盟和集团的制约。东欧国家对 待北约的态度,法英对欧共体的立场,美、日、俄、韩对朝鲜半岛主导权的争夺,英、 法、德、美、俄在巴尔干和中东问题上的不协调以及地区集团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 对垒,均从一个侧面说明各国对外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次,民族主义作 祟的冲突遍及全球。从硝烟弥漫的巴尔干到排外丑闻和自治口号迭出的中西欧;从种族 隔离制度尚未根除的南非到部族冲突迅速蔓延的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从新近滋生出 来的“伊斯兰冲突弧带”到存在年头久远的南亚“热点群”;从表面上相对平静的东北 亚到领海争端风波乍起的东南亚;从最贫穷的黑非洲到最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地球 上几乎所有角落均能找到民族标识的斗争和摩擦。(注:张树青:“关于当前民族主义 现象特征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二)民族国家单质化倾向严重。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5000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想使 自己成为国家的民族,有260多个非主权民族或非主体民族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注 :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53页 。)现在还不敢断言这种“想法”和“可能”将来是否会全部变成现实,但是目前的冲 突至少已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或证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国家和民族正在进一步重合, 民族国家单质化倾向日趋严重。具体分析当前的诸多热点,不难发现全球内的所有民族 标识的摩擦和冲突中的绝大多数可归入以下两大类型:其一是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自治和 独立。这在前苏联、东欧、巴尔干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先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联邦基本上以民族为标识的裂变苏联一分为十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 南联邦一分为五,国家越分越小,数量越来越多。之后是在新分裂出的国家中,出现了 又一轮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车臣问题,摩尔多瓦内江,哈萨克北部地区摩擦,格鲁 吉亚南奥塞梯危机,波黑内战,克罗地亚内战。此外,斯里兰卡内战,厄立特里亚独立 ,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南非祖鲁人问题,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离, 法国科西嘉岛自治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其二是跨国民族引发的冲突。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3国的库尔德人的独立 斗争是这3国摩擦的焦点。3国中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库尔德人政权的建立,因为这意味 着自己一部分主权的丧失和地区力量的失衡,但是由于各方对待库尔德人的步调和方式 又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还想把库尔德人当作一粒对付邻国的政治棋子,3方又谁也完全 制止不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与上述问题相似的还有西非的埃维族,中东的巴勒斯坦 人等等。跨国民族问题的另一类型是由于多民族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向母体民族国家( 往往是邻国)的靠拢,和母体民族国家以保护民族利益为说辞的对境外同胞的拉笼和庇 护而导致冲突和紧张。波黑内战与其邻国具有直接的关系。塞族的最终目标是与塞尔维 亚共和国合并,而克族则是想回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怀抱。马其顿共和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紧张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希腊与马其顿共和国不和是因为希腊认为“马其顿 共和国”这一国名与希腊北部马其顿省有相重之处,马国旗上的图案和某些宪法条款“ 有凯觎希腊北方马其顿省领土之嫌”。保加利亚虽承认马国独立,但不承认马其顿民族 和马其顿语的存在,并强调“保境内的马族人就是保族人”。阿尔巴尼亚则以马境内阿 族人的母族国自居,要求马尊重马境内阿族人的民族权利,并支持马境内阿族人“搞分 裂活动”。此外,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于纳卡州之争,罗马尼亚境内匈牙利人的分离 ,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地区的斗争以及中亚、中东、非洲地区的很多冲突也均属这一 类型。(注:张树青:“关于当前民族主义现象特征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 996年第3期。)

(三)民族冲突往往与宗教分歧、领土争端以及派别斗争交织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 ,为世界所关注的塔吉克斯坦内战、车臣问题、波黑内战、阿以冲突等等都与宗教民族 主义、信仰分歧有关系。大量中东穆斯林自愿到波黑、车臣参加对塞、克和对俄的作战 就是很好的说明。至于领土纠纷,则更是民族摩擦的重要内容,因为民族一般是与一定 的地域相联系的。阿以冲突当然不光牵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问题,而且也牵扯一些地区 的归属问题。同样,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关于哈北部地区的分歧,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关于纳卡州的斗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领土目的自是不言而喻的。此 外,在阿富汗、索马里、布隆迪、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卢旺达、安哥拉等国 家或地区的民族冲突中,派别斗争则明显构成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999出版《上帝脑海 里的恐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 尔根斯迈尔指出了尤其能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纯宗教性的民族主 义,主要是种族性的或分裂性的;第二种是意识形态性的宗教性民族主义。他解释说: “由于其变化不定的性质,使这两种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国家构成了威胁。”( 注:“民族主义爆炸”,委内瑞拉《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 12月30日电。)

(四)新民族主义长有多张面孔。与遍地开花的民族冲突相一致,当前民族主义思潮也 呈现出了一种林立局面:从西非、北非、中东、中亚、南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 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义思潮(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泛阿拉伯主 义等)到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和德国、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日本中心论……,真可 谓“百花齐放”。正如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1999年初所说:“民族主义已不再那 么千篇一律,不总是朝着极右的方向倾斜。如今它就像一头繁衍能力极强而又狡猾的野 兽,有好多的面孔,总是做出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举动。”(注:“民族主义 爆炸”,委内瑞拉《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2月30日电。)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强国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内涵有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表征。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经过80年代的酝酿,在90年代终于在中国爆发出来。

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划分为学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房宁称之为精英民族主义和平民民族主义),并把前者作为分析的重点。所谓学理性民族主义,指的是具有概括、表达能力、提倡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建构;所谓大众性民族主义,指的是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90年代后,大众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在互联网上发泄,所以有人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学理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何新掀起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一波。1990年6月,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年轻学者何新,对北京大学学生发表了“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的激情演讲。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人们在何新的演讲和长文中看不到民族主义的字眼,却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民族主义意味。何新在文中用了相当篇幅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险恶环境,努力讲述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新政治意识形态。何新倡导的用全球化视野审视当代中华民族利益的新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人们一般把它看做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二波。1993年,亨廷顿接连在《外交事务》发表《文明的冲突》等两篇文章,传到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热烈争论。《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读书》等杂志均用相当篇幅发表了有关讨论文章。在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批判中,知识界出现了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是其代表。1993年底,《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重估中国现代化”的研讨会,被称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学者王小东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需要“明智的民族主义”[1]。1994年4月,《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又发起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研讨会,1995年11月12日在深圳召开了“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研讨会。之后,民族主义的话语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学者伊保云公开呼吁“复兴民族主义,把民众的忠诚集中到国家的水平上”[2]。

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高潮则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标志。1996年,一本由普通年轻人写的、销量达300万册、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民族感情”的书掀起了一阵“说不”旋风。《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真正重新兴起了。同年,一本由留学美国的新闻专业博士生和已经进入美国著名学府任教的学者撰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这部自称是“呼唤中国民族意识”、“探索中国突围之路”的书,被认为“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3]。

与学理性民族主义相呼应,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在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对西藏的干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发展迅猛,借助网络工具,公众的民族情绪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网络”与“民族主义”结合构成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术语与新现象的突显,成为近年来媒体关注的新议题。人们把2003年称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2003年6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7月29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活动,征集了10万网络签名;8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8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2004年以来,由于连续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海油田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互联网上连续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浪潮。

到目前为止,新民族主义还不是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与成份相当芜杂,具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对外宣称叫做“爱国主义”,其主旨是要求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间似乎不太在意称呼什么,叫爱国主义也罢,叫民族主义也罢,反正是呼唤中国强大,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分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也主张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的民族主义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激进的一支是为“说不派”,他们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4]王小东更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5]明眼人不难看出,中华文明核心文化里面的尚武精神正在苏醒。

(一)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于在中国大陆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直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四个部分组成的。共产主义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的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依据与伦理基础,爱国主义是凝聚人心的口号与旗帜。这种意识形态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论证与维护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是有人认为 中*共执政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已经宣告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失败的。首先,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中*共今天正在大力发展私有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弃如敝履。其次,官方钦定的社会主义三大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与私有企业异军突起,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分配所取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大试验遭受失败。再次,集体主义在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意识形态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信仰与信任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如果放弃旧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完全丧失合法性,并且面对统治基础崩解的风险。因此,他们通常会选择局部改良的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以重建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只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所以,启动爱国主义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为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动员,意识形态都是煸情的。煸情需要有乌托邦的支持。不管‘民族’乌托邦如何虚幻,但却可以有效地唤起民众,并可造成入魔状态。”

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党专政”。所以,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是不成立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安德生教授(Anderson)提出了“官方民族主义”的概念,其本意是指国家掌权者因为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会瓦解民族国家,将某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加于整个国家,作为维持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同样存在“官方民族主义”,即得到官方支持和提倡的民族主义,在官方话语中称之为爱国主义。其意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来自各种外部势力的挑战,捍卫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突显出中国式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并着力以此来重塑其意识形态与合法性。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共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哎祖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

(二) 长期传媒垄断与舆论误导。执政党长期以来一直把大众传媒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加以高度垄断;由此导致舆论高度一致。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即使是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某些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会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受到整肃。[18]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却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之后,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成为10几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当局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10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政策,“*”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这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中国政府在现实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是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它却依靠垄断言论权力,进行舆论宣传。

(三)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国力的增强。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七位;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743.1亿美元,同样居世界第七位。截止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仅少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上,中国获准加入WTO;在体育方面,中国还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入围2002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些指标与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国民众及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国人的“大中国”情结。

在中国渐趋强大的背景下,中国精英层提出了“大中国”构想,这一构想包括“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和“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是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经济中国指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他们以经济、商业为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大中国”的构想强调,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在环太平洋国家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中国新民族主义不再满足于扮演自给自足、偏安一隅的角色,他要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

在中国国内,也有人对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十分稀缺的,至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中是比较少有的。中国人历来是非常个人主义、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都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宣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来临之时,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则趋之若鹜,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的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新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新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但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炽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让步、理性妥协,新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尤其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新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地产生同仇敌忾的、法不责众的破坏性行动倾向。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为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追求平等,反对压迫、侵害的正义行为就是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同危害公平正义的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新民族主义不仅仅作用于外部,即用于抵制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袭、压迫、掠夺,同时也要和本民族内部的罪恶势力作斗争。新民族主义虽然过去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历史已经为新民族主义作了行动上的演示。

在中华的土地上有产生新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我华夏哲学思想文化的主流就是讲平衡的哲学,不讲平衡怎么能平等呢!如《周易》里这种思想就非常丰富,《论语》和《孟子》里讲和谐、正义也非常丰富。中华文化精神主流与西方大不一样,西方哲学讲“以我为中心”,即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种思想在人文主义中表现非常突出。

国家行为的本质就是民族行为。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世界各地的国家理念并不一致。有的博大正义,有的狭隘自私。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要坚持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树立先进、优秀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世界和平、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都需要先进和优秀的新民族主义。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水平看,可以认为人类还处于野蛮和文明交错的时期。野蛮和文明处于长期搏斗之中。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野蛮力量大于文明力量。在国际,野蛮价值观的强力推行是造成国际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在国内,非公平非正义管理行为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源。

从国际形势看,正义力量相对弱小,罪恶力量相对强大。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罪恶势力的代表。美国说世界上某些国家是邪恶国家,其实他自己身上也有许多邪恶的东西。美国言必称维护国家的利益,站在民族的角度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缺乏匡扶正义、张扬道义大旗的风范。更有甚者,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战争的手段侵占他国、他民族的利益。例如近代史上对中国的侵略,上个世纪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当代对伊拉克的侵略。100多年来,美国是制造世界血雨腥风的源头之一,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

战胜国内腐败群体(阶层)需要新民族主义。

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因此,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爱国主义。

中华新民族主义要具有博大的胸怀。

首先,从民族心理角度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中国是一个百年中受列强侵凌的民族,一个在历史上享有无上荣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自古以来的传统超级大国,在遭受挫折与凌辱之后,这种受伤者的敏感,有强烈的发抒宣泄的冲动,国家实力增强而产生的自信心为这种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国内获得的由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的高度同质性,特别容易形成对事件过程的单方面的理解,于是会激发起百年中国人的悲情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形成激进化趋势。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义会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者会形成对当政者的道德压力,他们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这种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结果就可能使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义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三十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因为,激进的极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陈旧的内容,我们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会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有潜在的激进化的倾向,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他们的观念更为稳健性,心态更为平和理性,这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更趋向于理性与温和化。第二,政府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点,以及激进高调的民族主义话语霸权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开始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与引导。在中国,这种政府引导还是比较有效的。第三,开放环境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改变了原来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近些年来,中国加入WTO后,中外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西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更为合作的态度,由于刺激源的减弱,这反过来也淡化了作为反应方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与对立情绪。第四,中国人的自信心更强了。一般而言,内心充满自卑感与压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后,更容易表现得亢奋、悲情与反应过度;相反,经济发展与国力强大培育出来的民族自信心态,与中产阶级理性相结合,更容易养成宽容坦然的处世态度,由于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人对外部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平和了。反应也就更为适度。

从近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逐渐走向缓和来看,以上这四种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一个脱激进化的时期。

中国民族主义自近代由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产生以来,其基本诉求始终围绕着“强国富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当代新民族主义思潮毕竟产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产生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它的基本诉求在具体表现上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1.对全球化的冷静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了一股鼓吹全球化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看来,全球化是最高标准,可以拿来裁决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一切都要“与国际接轨”。全球化的主导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资本向全球扩张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所谓经济全球化仅仅意味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决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而是专制”,全球化不会带来“全人类的利益”、“地球村主义”或“世界主义”,而只是西方利益的思想工具。中国人必须避免从一种教条蹈入另一种教条,富裕之邦并非真理之地,20世纪形成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后殖民主义的危险,必须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逻辑起点加以认真应对。”对全球化的反思只是提醒国人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惟有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

2.对中国现代化新模式的不懈探求

实现现代化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选择的惟一模式,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西方模式还是中国特色。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现代化新方案,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3.对民权和民主的热切期望

由于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缺乏系统的关于内政建设方面的建言,所以有人批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容空洞,仅仅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学者任丙强就民族主义的这一缺陷作了详细阐述:“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特征使得其从根本上无法提供关于国家的建设性的意见和问题解决办法。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背”。客观公正地讲,民族主义者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的、正义的社会,确实没有提出成熟的方案。民族主义者对内要求大众民主,遏制精英主义,强调广大平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和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对外要求在国际体系内的主权和平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4.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严厉批判

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希望借此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但矫枉过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并没有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反而产生了奇特的、反常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曾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和新闻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民族主义者提醒人们: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

虽然总体上说,民族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去激进化的时期,但也不能对这一过程过分乐观。第一,正如笔者前面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危机、西方的消极影响,都有使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再次激进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高调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长期受屈辱后的民族,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心理冲动。从分裂完成统一或国力正在上升时,这种民族心理就会借势宣泄,任何由统一或国力上升的征象,都会使不少人产生“中国已经强大了”、“每个中国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气。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就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国力不足而又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这种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此外,受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极左主义的话语优势仍然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处理与判断。

众多学者专家对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总结和评估。其主要观点有:

(一)民族主义问题的国际化、暴力化以及民族和宗教势力连为一体是新民族主义浪潮 发展的基本趋向。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清晰地表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 教势力合二为一、结成连体的特征。民族分裂主义借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感召力 ,组织起跨国跨地区的“敢死队”,开赴民族分裂战争的战场上,促使了民族问题的国 际化和暴力化。

(二)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物质利益分配不平衡将成为民族冲突最可能的源泉 。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冲突的原因和本质。两次世界大战 如此,两极格局下的东西方冲突实质上亦是如此。国家利益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内 容,冷战期间国家利益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东西 方冲突;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减弱,经济物质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 地位,因此,这时的利益主要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而国际关系中南北关系 更为重要。以物质利益关系主导的定位,意味着未来国际冲突取决于各国物质经济利益 的消长。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军事冲突的胜败“取决于该国在实际冲突发生前 几十年间,同其他领先国家比较而言的经济上的兴衰情况。”(注:[美]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21世纪将是世界进入激烈的 经济实力角逐的世纪。(注:赵立坤:“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试论”,《湘潭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

(三)应当积极寻求解决新民族主义提出问题的办法。在1999年出版《上帝脑海里的恐 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尔根斯 迈尔预言,鉴于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这一趋势,应该坚 持寻求解决办法,至少是能找到避免更多的暴力和动荡的办法。几十年以前,曾经采取 过一些考虑到当今世界不能为控制这些组织而使人权受到践踏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所 谓的“非同化性调停”,即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改善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条 件。另一项措施是“伙伴关系”,在这种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共享政府权力。在这些国 家,还曾经创建过一种联邦体制,这种体制可以提高伙伴政策的效率,但限定了那些群 体的活动范围。尽管这些模式已经付诸实践(在北爱尔兰、西班牙、塞尔维亚和黑山), 但现实表明这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于尔根斯迈尔提倡“一种多国解决办法”。为此 ,他建议加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力量,并且批评了华盛顿和北约在科索沃推行的模式, “因为人们不信任美国,而且理由很充分”。(注:“民族主义爆炸”,委内瑞拉《国 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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