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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庆来(中国现代数学先驱)

熊庆来(1893.09.11~1969.02.03),字迪之,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息宰村,中国现代数学先驱,中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 [1]

1907年,考入昆明方言学堂。1909年,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赴比利时学习采矿公费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得转赴法国,在格诺大学、巴黎大学等大学攻读数学,获理科硕士学位。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无穷极之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1915~1920年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熊庆来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熊庆来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年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1934年,他的论文《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这篇论文中,熊庆来所定义的“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被载入了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1920年,熊庆来获得马赛大学理科硕学位。

1921年春,熊庆来到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任教。同年接到刚开办的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聘书,就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算学系。

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熊庆来去创办算学系。

1931年,熊庆来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成为唯一的中国代表 [2]

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得到的第一个最高学位。

1934年回国,国立清华大学任教。

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等人的推荐下,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云大,只有3个学院,39个教授,8个讲师,302个学生,教学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熊庆来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颉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丘勤宝、方国瑜等187名专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处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入全国名牌大学之列,被吸收进《大英百科全书》之中;他把云大扩充成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多学院、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生人数达1100多人,1939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他还不断充实图书教学设备,使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3架,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罕有的;他还亲自作了《云南大学校歌》,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在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

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逝世。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巨大的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竞被打成“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20世纪50年代,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也学会了写下“前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这样歌颂建设的诗句。然而,这没能使他避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命运。因为当年推荐华罗庚任教清华时,面对校委会说出“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话,他背上了“熊华黑线”的罪名。 [3]

1969年2月3日的深夜,熊庆来虽然仍慈祥而威严,整齐的头发却早已花白。白天,他拖着残病的身体,被拉去开批斗会。到晚上,他便在灯下,用辛苦练成的左手字,逐字写“交代材料”,经常到凌晨才结束。

历史却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1978年,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1949年熊庆来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不幸患脑溢血而致右半身瘫痪,但他并未向病魔屈服,以顽强的毅力用左手学会写字,艰难地投人数学研究工作。

1957年熊庆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不顾台湾当局的引诱与威胁,毅然回到祖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耄耄之年的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华罗庚三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1949年初,教育部解散云大,撤销他的校长职务,通知他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他离校时带走1000美元购置图书。同年3月赴巴黎,会后留居。次年患脑溢血引起半身瘫痪,在各方面的资助下进行治疗,而他却没有动用从云大带去的公款,此款于1951年购得图书托人寄回。病后,他用左手握笔重新学习写字,并继续研究函数论,于1956年撰写《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此书列为法国数学丛书之一。在他撰书中,台湾省当局陈立夫亲到他的住所邀他到台湾原子能研究所附设的大学当教务长,被他断然拒绝。同时,华罗庚致函转达周总理邀请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毅然接受,于1957年6月回到北京,表示:“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他以“不知老之已至”的精神,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的8年中,撰写发表了20篇科学论文,占毕生50余篇论文的40%,另外指导研究生发表了20余篇论文,培养出杨乐、张广厚等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 [4]

在对研究生的指导中,他说:“老马识途,我愿意给你们领领路。”

委员到外地视察时,他赋诗“前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可是这位70高龄的世界知名的学者,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熊华(罗庚)黑线”,遭到批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否定周总理在1955年视察云南时对熊华的评价,总理说:“熊庆来培养了华罗庚,这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正是周总理肯定的人被批斗得越惨,1969年2月3日深夜,在北国白雪寒风中含冤去世,享年76岁。 [4]

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为他平了反。追悼会上,华罗庚写了一首《哭迪师》的挽诗:“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火化间,谁是翻开盖面布,方见得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往事滚滚来,如实又依稀。往事休提起,且喜今朝四凶殄灭,万方欢喜。党报已有定论,学生已有后起。苟有英灵在,可以安息矣! ”

熊庆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

作为一位学者,熊庆来自早期从事教育工作起,就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对于有培养前途的穷学生他总是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自己经济拮据时,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当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华罗庚青年时代,因家贫念完初中就无力继续上学,熊庆来在看了他发表的《论苏家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论文之后,发现华罗庚是一个数学人才,立即把他请到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既是千里马又是伯乐,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上科学高峰之外,还着意提携后生,让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个数学高峰,为我国数学界创建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优良传统,他的慧眼卓识是我国科学家的典范。 [5]

得意门生

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在60年代,他已70多岁,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在他的培育下,华罗庚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近。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熊庆来热爱教育事业,为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以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在熊庆来的培养下,华罗庚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在熊庆来70多岁高龄时,他虽已半身不遂,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这就是青年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高尚品格,深受人们的赞扬和敬佩。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后来又和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十年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教育经验

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看到一篇发表于1930年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仔细读完论文,熊庆来把目光转向论文的作者“华罗庚”。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熊庆来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后在金坛中学当一名庶务员。求贤若渴的熊庆来马上设法把华罗庚请到清华,让他边工作,边旁听数学课程。结果仅仅几年后,华罗庚即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佳话。

其实,这只是熊庆来以发现、爱护、培养人才为已任的大教育家一生的一个缩影。自早年从事教育工作起直到晚年,熊庆来把几乎毕生的心血与时间都花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亲手创建了近代中国三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的数学系,并成为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育家。

作为教授,在教学中,熊庆来诲人不倦,对待讲课非常认真。熊庆来注重必修课,对必修课程,“务使学生于学理能透彻了解,于工具能熟练掌握”。他注重演题,用认真演题的精神要求学生。熊庆来喜欢出有启发性的难题目,一个题目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才能做出来,以此启发学生开拓思路。他常对大家说:“数学研究工作,可贵者在于牵涉之广。”素质较高的学生经过这种扎实的严格训练基础打得很牢靠,思路也开阔、灵活。作为系主任、大学校长熊庆来工作中总结出一些成功的教育经验。熊庆来相信“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授负责”,因此他极为重视优秀教师的聘请。熊庆来认为严格要求是使学生成为有用人才的必经之路,因此他注重学风的整顿,严格考试制度,纠正考试中的作弊行为。

熊庆来还极力倡导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重视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为此,熊庆来做出多方面努力以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他一方面大量购置图书、期刊及名家著作,增加资料。另一方面,他热心倡导学术交流。在清华任职期间,他聘请哈达玛与维纳这两位国际著名的数学家来华开设课程。他还特别注重学术报告的形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从1961年至1964年每年都举行了全国或北京市的函数论会议。那段时间,他还把讨论班搬到自己家里。教授、研究生,济济一堂,切磋学术,对学术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效果。

为了培养研究风气,熊庆来还很重视学术刊物和丛书的出版工作。1936年,熊庆来与另外几位数学界同仁倡议创办了中国数学会刊,这个会刊即是现今的《数学学报》的前身,是中国的第一个数学学报。1938年,他到云大的第二年就创办了《云南大学学报》。熊庆来教育思想在1937-1949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十二年期间,得以更好地展现。在对云南大学的革新中,他明确提出改进的五条办法: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结果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十二年,他使云南大学一跃成为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大学,跻身于全国有名大学的行列。

1959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熊庆来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再加上非凡的记忆力与天才的语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育过他的中外教师惊叹不已。 [3] [6]

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先驱,是中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建树颇丰并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他倡导“科学救国”,执掌云南大学12年,使云大由省立而国立,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西南角,对于完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意义重大;他惜才爱才,诲人不倦,一大批辉耀着中国科学史的名人都曾受教于熊先生:严济慈、华罗庚、赵忠尧、胡坤生、庄圻泰、陈省身、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杨乐、张广厚等;他品行高洁,言传身教,不仅惠及学生,对子女也影响良多。

为人清廉

由于主持校务多年,熊庆来十分重视清廉。每年新生考试前,不少人托人情,送礼,他都原物退还。有一年,熊庆来赴法国,向教育部申请了1万美金的款项,准备为云南大学添购数学书籍。不料后来因云南大学解散,他也就此留在美国,生活非常拮据,他却始终没有动用这笔款项一分钱。直到几年后,一位在法进修的云大医学院毕业生回国,他才把这笔钱所购得的图书交给学生,转交云大。

在21世纪,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庆来中学”,已在他的家乡弥勒县建立起来,许多后来者,正沿着熊庆来开辟的研究道路奋力前进。 [3]

描述父亲的性格时他的儿子熊秉明用了四个字:平实诚笃。这确是熊庆来性格之写照。熊庆来举止言谈比较缓慢而持重,不善词令,爱恬淡的生活情调。他没有浪漫主义的气质。在欧学习期间,他励志向学,与一切娱乐和享受都无缘。16岁奉父母之命与妻子结婚后,两人几十年一直相敬如宾。

熊庆来治学严谨。他的数学论文,常常修改三五遍以上。在任教授期间,他总是非常认真地批改学生的作业。作业中的错误他用红毛笔仔细地逐本圈阅,改正。好的作业,则用大笔书写一个“善”字,表示满意。他经常废寝忘食,不顾病痛地工作。据熊庆来的夫人回忆,在东南大学第一年,过度疲劳使他吐血,而且又犯痔疮。熊庆来竟顽强地伏在床上坚持编写教义。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每天中午妻子都得打三、四次电话催他回家吃饭。在云南大学任校长时,熊庆来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有时忙得顾不及回家吃饭。即使到老年时,他仍每天吃过早饭就伏在书桌上工作,除去午睡和吃饭以外,一直要到晚上睡觉才肯离开书桌。熊庆来多年主持公务,但他以清廉公正为准则。在云南大学任校长期间,每年新生考试前,不少人托人情,送礼。可熊庆来总是原物退还。他自己的生活很节俭,全家的衣食住行都以俭朴为旨。然而,熊庆来的平实诚笃中却蕴藏着顽强的精神,卓越的毅力。熊庆来在1951年因脑溢血而致半身不遂,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就以这种病残之体一直坚持做研究工作。撰写外文稿时,他缓慢地用左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字。有一半以上的论文就是如此写成的。晚年记忆力衰退后,为了研究他开始学习俄文。经过努力,最终他能够借助字典阅读俄文数学文献。

在他的平实诚笃中,更有深厚执着的爱。他热爱科学真理,热爱教育事业,将一生精力与心血投入到数学研究与教育中。他爱祖国与乡土,所以他怀着报效“桑梓”的热情与爱三次出国,并应邀入云南大学任校长。他爱学生,一次手中没有现钱寄给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严济慈,他让妻子去典当自己的皮袍子。于是有了为后人所传颂的“一件皮袍子”的佳话。

“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在生前,熊庆来亲眼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看到他的学生为我国培养出第二代年轻的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看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这一切都使他有足慰此生之感。然而,文革浩劫开始后,熊庆来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打成了“熊华黑线”人物,1969年2月3日凌晨,在用左手写完最后一则交代材料之后,走过76年人生历程的熊庆来悄然凄凉地离开了人世。1978年他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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