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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失岭北(王维诗中都护在燕然的燕然都护府)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燕云”一名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

包括燕(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共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太行山的西北,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之于南方犹如岭北行省之于北方,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地缘战略价值巨大,元朝称之为腹里。

公元936年,中国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后唐河东节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权感受威胁持续长达二百年。 [1]

燕云十六州为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个北部屏障, 直接导致中原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下,对宋朝的衰变乃至灭亡有着重大影响。并入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不只是辽朝的经济最发达地区,而且也是辽朝“汉人”问题最为突出的地方。

燕云汉人在辽、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的历史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辽、 宋、金三个王朝却都采取了既拉拢又排斥的作法。辽朝用科举、任官和婚姻来使汉人忠于自己,但是又不信任大多数“非我族类”的燕云汉人,而将其置于社会的底层;宋朝出于对“胡化”汉人的歧视,指其为“番”、“虏”;金朝则在重用部分辽朝汉臣的同时,在政治上将幽云汉人列于女真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民族之后,排斥于统治阶层之外。另一方面,辽朝中后期的燕云汉人不仅在民族认同上日显孤立,且在政治态度上也没有固定的倾向,并非传统中认为的那样“心向中原”,而是以利益为中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在辽、宋、金之间往来叛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先协助辽朝抵抗北宋,眼见辽朝大厦将倾就意图附宋自保,继而又出于对北宋政权的失望,投奔金朝,并由此导致了金宋间的战争。燕云汉人对三个王朝各自的发展进程、力量的消长、以及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形成,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

高梁河之战,宋军虽然是以疲敝之师连续作战,但在战争之初确实是势如破竹。而反观契丹,在宋军进军之时,军民望风而降,幽州百姓甚至“以牛酒迎犒王师”,说明在辽国在燕云一带的统治已经基本瓦解。如果说宋朝曾经有一次最接近收复燕云十六州,那肯定就是高梁河。

可惜,高梁河最终还是惨败。高梁河一战,对宋辽双方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的。从宋朝一方来说,从此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大纵深的军事突破,换言之,宋太宗的胆子被吓破了。而对辽方来说,完全建立了对宋军的心理优势,而燕云一带的军民也再不敢对宋军寄以期望。

这种影响在雍熙北伐时的体现,对宋朝来说,在战略上只敢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同时还寄希望于燕云人民的响应。但他们没有想到,经过高梁河的惨败后,燕云人民已经不可能象当初那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因此我们看到在雍熙北伐的过程中,再也没有了辽国官军闻风而降的景象,相反,每下一城都必须经过血战。即使有投降的,也是在经过恶战后的被迫行为。 [3]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所以漠南天然牧场一旦失去,中原地区想养马,就要从人的嘴里夺粮食去给马匹,代价太大,农耕民族只能用丝绸去游牧民族那里换马匹,战力掌握在游牧民族手里。历代古代中原地区因为缺乏大量优秀的战马而无法消灭周围众多的威胁力量。所以历史上一旦农耕或游牧政权建立起农耕+游牧=复合型帝国就碾压对方。 [4]

燕云十六州与其说是宋朝的军事力量的死穴,不如说, 刻意求取燕云十六州成为宋朝外交的最大败笔。失去养马之地的说法,至少有1000年了,南宋就这么总结(辩护),历代文人也因循守旧,钱穆之说也并不新鲜!

真正的原因是宋朝的外交目标太过单一和明显(文人政治也起了一定作用),使得北方民族的外交反而更加灵活和务实。 当今民主外交和精英外交也有相似点,看看欧洲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吧。

金就说:“你要燕云十六州?好!你赞助我们,帮我打辽国。”宋朝乖乖地合作了。

蒙古说:“你要恢复汴京?好!你赞助我们,帮我们打金国。”宋朝又乖乖的合作了。

下过象棋的都知道,如果你老是想吃对方的某一个子,那么结局是非常可悲的。宋朝想学秦国搞“远交近攻”恢复失地,结果宋朝自己是被联合的一方,金、蒙古是秦。 [5]

王安石,是合格的宰相。他知道宋朝君臣早已被敌人吓破了胆,病态式的失败主义情绪极其严重,一听到“用兵”两个字,就吓得要死,军队官兵也很不自信。为此,王安石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战略,先开边熙河,一举吃掉最弱的吐蕃青唐政权大半地盘,杀敌数万。胜利喜讯传来,宋朝、宋军,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一扫多年来的晦气。终于明白:宋军并不是不能打胜仗。然后,推行“将兵法”军改,再挥师进逼西夏,不断挫败夏军,攻城略地,西夏逐渐陷入危局。如若不是元老奸误国,被一懦弱的太后白白浪费了八年的宝贵时间,宋朝抢在金朝崛起之前打垮西夏,完全是有可能的。打垮西夏,宋军的士气、战斗力,就能彻底起来,宋朝的历史就能改写。宋朝多年没打过仗的军队,能不能打赢,当然是个未知数,对用兵很谨慎,是正确的,但更好的办法是效仿王安石,先捏个软柿子捏捏,开始步子不要太大,最好先打容易打胜的仗,关键是使军队得以提升士气、积累经验,越打越强,再投入大战、恶战。须知:实战是最好的训练,实战最能提升战斗力;反过来再多的训练也只是训练,没有实战就成了演戏。社会,也可以增强对战争的信心和承受能力。自古“变法”者又有谁最后有善终。历史时空隧道中空余“过河,过河,过河!”;“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杀贼,杀贼,杀贼!”的回响。 [6]

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屯田牧马两者兼可(马政是决定一个国家军队强弱的主要条件,没有产马地就像一群战斗机没有发动机制造厂一样,用丝绸绢布换马匹生死只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或被对方消耗碾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变法,如果保马法、户马法真认真施行起来马匹质量不提数量肯定是够了。然而户马法如此短命,完全是由于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主持变法期间,改变了王安石原来的宗旨,把变法改革引到加强军事力量和夺取对外战争的胜利的方向去,一切为这一目的服务,一当军事需要,就不惜破坏其他法规。关于神宗的这一动向,漆侠先生已有详细的阐述可以参阅,就不多费笔墨了 [7] 。宋朝缺马并不是指江南不能养马而是生产出的马匹战力、耐力不如北方马匹,更重要的是农业区生产的战马只能凑数(凑数都凑不上,宋朝初期马匹很多,后期较少只能依靠步兵导致战略投送能力小、机动性不强,不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哪怕打赢了敌军逃跑都追不上,故古代有骑兵善攻,步兵善守之称。)不说还与民争食,首先,宋朝缺乏可供大量养马的草场,因为战马最好是放养,老是圈着养是不行的、其次,马生长于比较寒冷的北方地区,对于温暖潮湿的气候不适应;再次,耕田养马的成本很高,尤其是养军马,成本更高。养活一匹战马的费用可以养活六个人,而且几匹马里才能出一匹好马,这使养马资源不好的北宋很难承受,不能大规模养马,而在北方草原地区,养马是牧民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虽然是养一二十匹马里才出一匹好马(《周礼》曰:戎马,《释言》:“马八尺,为戎”,“马之绝有力者戎”。郭注《周礼》曰:“马八尺以上为戎”),但养马成本低,劣马可以杀掉吃肉或如汉唐元朝只供养牧地管理人员的粮食即可。这对北宋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就是马匹选种保育改进(《周礼》曰:种马)的方法。) [1]

王恽《秋涧集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国家兴王地,据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盘盘郁郁,为朔土一都会。”虞集《道园录送苏子宁北行诗序》:“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富庶比于都会。士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资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柳贯《柳待制文集苏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窃从廷臣知边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输,宜杂植黍麦,故时屯田遗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盖阴山大漠,益南数千里,控扼形势,此为雄要。”朱思本《贞一斋稿和宁释》:“和宁即哈刺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

初中地理上讲过亚欧大陆由于帕米尔山结的存在极大阻碍东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达欧洲,只能通过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随着纬度半径不断减小地貌也越平整,是北大西洋暖流以北受到北冰洋湿润气流影响的区域,骑兵可以一路从岭北杭爱山快速机动到喀山汗国境内,仅仅只有3000多公里,远不如东汉首都洛阳到西域喀什的距离。所以历史匈奴远遁欧洲、蒙古西征欧洲看似很远,其实难度和岭北机动到杭州是一样的,任何势力从岭北右臂打欧洲,据上攻中原是相当方便。

从岭北出土的遗迹以及突厥碑文证实汉唐曾在这里设置过统治机构,但汉唐都以为这地方不适合耕种,忽必烈却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这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二屯田, 即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粮食需要。之后,其他各卫抽调的屯田军有多有少,都与2000 户相去不远,虽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军人数要高出,但还是少数。历史上中原军民不断打走一波总会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渊源不断的涌下,为此元朝从岭北扼守北方成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来通过农牧互补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内地”的大元雄关,朱元璋与他的谋臣武将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岭北之战遭遇失败。而自土木堡之后更是少有出塞之军,自此岭北行省成为明朝唯一没有拿下的元朝实土行省。斯大林亦有这样的思想。向东可抄东北战区的后路,向南直接压迫京畿重地,向西矛头指向河西走廊,威胁通往新疆的后勤补给线,用一个蒙古压迫中国的三个“北”,冷战时期的蒙古是苏联的宠儿,是苏联面向东方的战略前进基地,它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8-9]

五代十国时期

907年,朝灭亡,朱温篡唐建立后梁,911年,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不顾众将臣的反对,登极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 桀燕建立后,即不断受到晋王李存(沙陀人)的攻击,应天三年(913年),晋军攻陷幽州,俘获被囚禁已久的刘仁恭,而刘守光逃亡后不久亦被擒。914年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被杀。

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并灭掉后梁,到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时,大将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后来末帝开始对石敬瑭起疑,石敬瑭也暗中谋自保。石敬瑭以多病为理由,上表请求朝廷调他往其它藩镇,借此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末帝在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改授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并降旨催促赴任。石敬瑭怀疑末帝对他起疑心,便举兵叛变。后唐派兵讨伐,石敬瑭被围,向契丹求援。九月契丹军南下,击败唐军。石敬瑭在十一月受契丹册封为大晋皇帝,认契丹主为父,自称儿皇帝,然后向后唐都城洛阳进军,末帝在闰十一月(937年1月)自焚,后唐遂亡。沙陀人石敬瑭灭后唐后,建立后晋,并在938年按约定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

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辽朝)以后,中原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和人工防线,辽国也开始从单纯的游牧民族,向游牧与农耕相交杂的民族过渡。在燕云十六州,汉族也和契丹族混居。

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攻辽,水陆并进,一个多月内收复瀛、莫、宁(天津静海县南)三州,以及益津关(河北霸县)、瓦桥关(涿县南)、淤口关三关。五月,欲攻取幽州(今北京)时,因病重班师,六月十九日,卒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北宋

宋朝开国之后,面对辽朝(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不得不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失地。宋朝还在河北南部兴建“北京”大名府和辽国对峙。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走。之后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一直未能占领此地。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真宗抵澶州北城,后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之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于是北宋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于1123年二月把太行山(后明在此建内长城)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阿骨打死后,金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第二年金国大举南下,俘虏了徽钦二帝,占据了中原地区,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1127年,宋旧皇室赵构衣冠南渡,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偏安政权,后来迁都临安(杭州)。

金朝

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23年金太宗完颜晟即位,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1153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再扩建燕京为金中都,定为首都。

元朝

1213年,燕云十六州被蒙古帝国占领。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1215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克金中都,并改名为燕京,1234年,蒙古灭金朝。1276年,元朝灭南宋,1279年,元朝消灭南宋残余抵抗势力,统一全国。1264年八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1267年忽必烈迁都位于中原的中都,1272年,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作为陪都。

明朝

燕云十六州在非汉族的统治者统治了455年(913-1368年)之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遣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燕云十六州得以重新并入汉人势力范围。古代骑兵的定位相当于今天的战斗机。和林是元朝岭北行省驻地。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木怜道出发,赴和林为中路军;曹国公李文忠为副将军,由帖里干道出发为东路军;宋国公冯胜为右副将军,由纳怜道出发为西路军,合骑兵15万,三道并进,出征漠北。骑兵15万,用于后勤运输保障的马匹更当倍之,因此,此次出征所用马匹至少在30万匹以上,规模之壮,在洪武一朝空前绝后。久经沙场的扩廓利用明军胜兵易骄的心理,诱敌深入。徐达冒进于扩廓与贺宗哲联军的伏击圈中,‘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一数万。”同样,明军则损失惨重。据《草木子余录》 载,“分三路出讨漠北, 大败, 死者前后约四十万” 。相对于人员, 战马损失应该更加惨重。如果说此时的朱元璋畏惧于被他称之为天下第一奇男子的王保保( 即扩廓帖木儿) 而不敢主动出击, 那么 “在洪武八年八月, ( 北元) 丧失了大将王保保, 十一年四月, 元主昭宗又逝世, 但明军还不敢乘机大举”日本学者和田清敏锐地觉察出这一现象, 但没有给出答案。不仅如此, 在以后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 也未见明军大规模出击的举动,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洪武二十年。从各方面分析, 战马的匮乏应是制约明朝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根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兵马数,计官兵1204923人,马仅45080匹,可见岭北之战后明朝军马的缺少。“与虏战失利,敛兵守塞”只能用步兵固垒。“马悉数不过二万, 若逢十万之骑, 虽古名将, 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 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其结果是步兵的战略投送能力远远弱于骑兵。“明军自是希出塞矣”。明军骑兵的严重缺失让朱元璋继承元朝最后一个行省的计划严重受挫。“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最后只能在漠南设置诸多卫所,借地利屯田牧马助军资,以图反攻岭北。 [10]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

清朝

1644年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清世祖顺治皇帝定都北京,燕云十六州再次由满族经略,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

民国

1912年清帝退位,清王朝覆灭,幽云十六州由北洋政府管辖,北京被定为首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攻克北京,改名为北平。

抗日战争时期

因侵华日军的占领,燕云十六州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又是在日本人的统治当中,最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以后,燕云十六州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手中。

公元 932年,后唐明宗李嗣源(沙陀人)派遣他的女婿石敬瑭(沙陀人)出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晋阳城迎来了它的新主人。

虽然富贵后的石敬瑭自称春秋卫国石大夫和汉丞相石奋是他的先祖,但却改变不了自己世代沙陀族的血统,他的父亲是李克用的部将,名叫臬捩鸡。出生于太原的石敬瑭朴实稳重,寡言少笑,喜好兵法,古代名将李牧、周亚夫是他尊崇的楷模。石敬瑭射术精良,李嗣源器重他的才干,将自己的亲军“左射军”交其统领,后来又将他招为女婿。

石敬瑭成名于晋梁夹河苦战时期,曾在晋军受到突袭的危急时刻率领十余名骑兵纵横驰奔于敌阵之中势如破竹,连一向骁勇异常的李存勖也由衷地赞叹道:“人们说将门出将,这句话果然不假!”公元 926年,受命镇压魏州兵变的李嗣源被部下劫持拥立为皇帝,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政治上更有远见的石敬瑭分析了严峻的形势之后,自告奋勇以三百骑兵为先锋夺取大梁,为李嗣源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石敬瑭受到继位的后唐闵帝及其谋臣的猜忌,将他和手握重兵的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调任,借此来削弱他们的实力。李从珂拒不受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兵攻入洛阳,闵帝在百名亲骑的保护下出逃,路遇回京接受调任的石敬瑭,居心叵测的石敬瑭以闵帝随从有叛变之心为借口将他们全部诛杀,把闵帝孤身一人留在卫州驿站扬长而去,从而导致了闵帝被李从珂派人缢杀的结局。

李从珂即位不久,在一些大臣的劝说下,将大病初愈的石敬瑭官复原职,但二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却并未因此化解。一向与李从珂不睦的石敬瑭回到晋阳之后,开始积蓄力量,不断以防备契丹为由要求朝廷增兵运粮。这一年夏天,朝廷派遣使臣来到石敬瑭军中,向军士们发放夏装,并宣旨抚慰,深受感动的士卒四次高呼万岁,石敬瑭因此命令部将处斩了三十六名带头谢恩的军官和士卒。石敬瑭拥兵自重的野心暴露无遗。

公元 936年,石敬瑭上书请求调任到内地军镇,借以试探朝廷的态度,李从珂考虑再三,在意识到有可能招致变乱的情况下调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诏书下到晋阳,石敬瑭召集下属商议对策,大将刘知远说:“明公统军多年,从望所归,凭借晋阳的有利地势和精锐部队,一定可能成就霸业,怎么可以受制于一纸诏书而自投虎口呢。”石敬瑭最终下定了起兵的决心,上书以李从珂不是先帝亲子为由要求他传位于许王,公开与后唐朝廷决裂,绰号“张生铁”的后唐大将张敬达不久奉命率军三万兵临晋阳城下。

然而,以当时的实力,石敬瑭还不足以抗衡李从珂,谋臣桑维翰因此提出了借助契丹力量的建议。

契丹是古代鲜卑族的一支,朱温称帝的那一年,耶律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首领,九年后统一契丹各部,建立政权。契丹据有中国北部和东北部辽阔的广大地区,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阿保机曾经率兵骚扰云州,晋王李克用北上与之会盟,结为兄弟,相约共讨朱温,因为双方会盟有怀想仁人之意,所以,会盟之地得名“怀仁”,至今沿用。但背信弃义的阿保机后来却投靠了朱温,李克用因此在去世前留下一支箭嘱托李存勖北击契丹,四年后,李存勖率领以步兵为主力的十万晋军,在幽州大破号称三十万的契丹骑兵,完成了李克用的遗愿。此后,双方又发生多次战争,觊觎中原的契丹成为后唐王朝的主要威胁之一,也正因为于此,负有北部边防重任的石敬瑭才得以积蓄起使他产生反叛之心的军事实力。

面对大兵压境,石敬瑭让桑维翰草表向契丹称臣,以父子相称,以求得契丹出兵相救,并许诺事成之后割让北方诸州作为酬谢。对此,石敬瑭最为信任的大将刘知远提出了劝阻,并且指出,此举将会使契丹成为中原的心腹大患而令人追悔莫及。然而,利令智昏的石敬瑭早已将国家利益之不顾,他的眼里此时只有他个人的一已私利。

战斗经过

就在攻守双方激战两个多月相持不下的时候,耶律德光率领旌旗连绵五十余里的五万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三千里,直抵晋阳城北古北口,当日即与后唐军队沿汾河展开激战,杀死后唐步兵近万人,后唐骑兵败归晋阳城南的晋安寨。率军出城助战的刘知远也俘获后唐降卒千余人,因为惧怕他们反复而全部诛杀。

当天晚上,石敬瑭出晋阳北门会见耶律德光,两人握手言欢,相见恨晚。不久,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扶立四十五岁的石敬瑭为儿皇帝,石敬瑭穿着耶律德光脱下的契丹皇袍在晋阳城东南的柳林营地筑坛举行了即位仪式,国号大晋,史称后晋。

尽管比耶律德光大十一岁,但石敬瑭这个儿皇帝却颇有孝心,不仅割让幽云十六州,还答应每年贡帛三十万匹,也就是说,人口不足三十万的契丹族平均每人每年都可以得到一匹绢帛。当石敬瑭准备从子侄中挑选一人镇守晋阳时,也诚惶诚恐地征求耶律德光的意见,虽然身材矮小但相貌与石敬瑭颇为相似侄儿石重贵被一眼看中,任命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

坚守晋安寨数月的五万后唐士卒在部将杨光远斩杀主帅张敬达之后投降,石敬瑭率兵南下,李从珂举火自焚,后唐灭亡,后晋王朝开始了对中原的统治。

石敬瑭在位六年,向契丹派遣使者四十三次,唯唯诺诺,如履薄冰,既不敢得罪契丹,又惧怕手握重兵的大将杨光远、刘知远,忧郁成疾,五十一岁时便在屈辱中死去,他这个皇帝当得好没滋味。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即位五年后,被南侵的契丹军队掳往黄龙府,受尽凌辱与苦难,最后竟不知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皇帝,被后世史家称为“出帝”。

在此前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无休无止的杀伐争战中,沿长城一线的险峻地形始终是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抗击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天然屏障。幽云十六州恰好就处在这条重要的军事防御线上,其中幽、蓟等十二州位于河北北部,云、应、寰、朔四州位于山西北部,幽州和云州后来成为辽国的南京和西京,因为幽州在辽代又叫燕京,所以后人也把它们称作燕云十六州,长城要隘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雁门关都在这一带。幽云十六州一失,北部边防从此几乎无险可守,胡人铁骑纵横驰奔于繁华富庶的千里平原,昼夜即可饮马黄河。正因为如此,割让幽云十六州,成为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此后四百余年中,收复幽云十六州成为每一个汉人王朝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论是为了抗拒敌军以求自保还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实出无奈,这都不能成为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理由,开中国历史割地于异族先例的罪行,不仅是他个人永远也洗刷不清的污点,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惨痛教训。不论英雄还是枭雄,五代乱世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多已经陌生,但每一个学习过中国历史的中学生都知道石敬瑭这个名字和他名字前儿皇帝的耻辱称谓,石敬瑭的故事告诉后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些为了个人、党派私利而失去大好河山的行为永远都不会被历史和民族所原谅。

太原人石敬瑭因为割让幽云十六州而遗臭万年,而太原杨家将却因为在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战争中血洒疆场而流芳百世。

杨家将的故事

杨家将满门忠烈的传奇故事是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演义,通过评书、小说、连环画、戏曲、影视以及民间的口头传承,《金沙滩》、《李陵碑》、《大破天门阵》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几乎为每一个人耳熟能详,然而,演义毕竟不等同于历史,随着杨家将故事的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和传说。

《宋史》记载

据《宋史》记载,杨业是并州太原人,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杨家将的祖籍是曾以“火山”为名的山西河曲,杨业的父亲杨信曾做过麟州刺史,杨家一门后来分支出麟州杨氏、太原杨氏、代州杨氏和播州杨氏,杨业就是太原杨氏的始祖。

原名杨崇贵的杨业从年青时代就开始在以晋阳为国都的北汉割据政权担任军职,因为军功显赫而被北汉皇帝赐名为刘继业,杨业是他归宋恢复本姓之后的名字。

有关杨无敌

在杨家将故事中,虽然杨业又被称为金刀令公,但他的儿子们用的都是枪,《说岳全传》中战死于小商河的杨氏后人杨再兴用的也是枪,连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杨康的父亲,那个自称杨家后人的杨铁心最后也是自尽于自己的铁枪之下。其实杨家擅长枪法是有历史根据的,长枪是古代步兵的主力兵器,杨业自创或是家传的枪法名叫梨花枪,世称三十六路花枪,《新义录》中记载说,天下有十七家枪法名家,杨家三十六路花枪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凭借精湛的武艺和骄人的战绩,杨业早在归宋之前就为自己赢得了“杨无敌”的美誉。

不过,在《宋史》的有关史料中,却几乎见不到杨业无敌的战绩,倒是留下了他一次次败于宋军的记载,杨业也曾因此被一度停职。

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消灭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汉政权,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三下河东,兵临晋阳,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以后章节中详细记叙,这里只介绍一下杨业抗宋与归宋的情况。

战争的概况

公元 963年,宋将李继勋进攻北汉,杨业与他的同僚在榆次一带战败后退守汾河桥,宋军夺桥后进逼到晋阳西城外,被杨业等北汉将领击退,这是史书中记载的杨业与宋军的第一次交锋。第二年,赵匡胤御驾亲征,杨业在争夺汾河桥的战斗中失利,损伤千余人后退回晋阳,正是这次战斗之后,杨业一度被解除兵权。一个月之后,杨业率领数百士卒出击围城的宋军,被宋将党进击退,杨业缒城回到晋阳。这一年五月,宋军在久攻不克、北汉的契丹援军赶到的情况下撤退,杨业与北汉诸将率兵追击,获得大量的军粮及战利品。此后,杨业在洪洞两度败于宋军,所部死伤千人。

其实事实未必如此,在与敌军的争战记录中,夸胜讳败是十分常见的,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交战双方常常在战后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杨业在一次次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的交锋中,所受的损失不过是死伤千人,这甚至没有超出一次战斗的正常消耗。北汉之所以能与北宋抗衡二十余年,以弱小的国势成为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割据势力,除了契丹远水难解近渴的军援、太原险固的地理优势之外,杨业等北汉将领功不可没,须知北汉王朝在最后倾覆的时候控制的民户只有三万五千二百余户,否则素闻杨业威名的宋太宗怎么会那样渴望收归杨业。遗憾的是,建国二十九的北汉王朝竟然没有设立史官,杨业忠心保卫北汉的战绩就这样在宋朝史官的笔下佚散无踪了。

事实上,抗拒北宋统一战争的杨业更是一位洞悉历史进程、顺应时代潮流的智者,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北汉皇帝刘继元突袭契丹援军归降宋朝以实现民族的统一而共御外侮。杨业的建议被拒绝,但没有想到的是,坚守晋阳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是据说素怀英气的刘继元,而是忠于职守的杨业,而且杨业是在接到已经投降的刘继元的命令之后,才在一腔悲愤之中解甲弃守的。

前面说过,收复幽云十六州以及沦陷的其它三州始终是每一个中原王朝梦寐以求的理想,石敬瑭之后,中原王朝为收复幽云十六州而组织的北伐主要有四次。公元 946年,后晋皇帝石重贵北伐,这次北伐的结果是全军投降后晋灭亡。公元 959年,周世宗柴荣率领水陆两军北伐,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复了宁、莫、瀛、易四州,但却因为柴荣病重以及部分将领的异议而收兵,一个月后,柴荣病逝。二十年后,挟平灭北汉之余威,宋太宗赵光义想一鼓作气收复幽州,然而,这支刚刚攻占太原的胜利之师同时也是一支不堪再战的疲惫之师,最终惨败于高梁河战役,赵光义身中两箭,乘坐驴车仓惶南逃,收复幽云十六州的第三次北伐遂告失败。

杨业的故事

杨业归宋七年后,宋太宗赵光义趁着辽国母寡子幼,集结兵力三十万,兵分三路,挥师北伐,杨业做为副帅参加了以潘美为主帅的西路北伐。然而,东路主帅曹彬违背既定策略,急功近利,孤军冒进,招致惨败,并最终影响到整个战局,赵光义被迫下令全线撤退,雍熙北伐宣告失败。

虽然北汉王朝执行的是一条联辽抗宋的战略,但据学者研究,“杨无敌”的美誉却是得名于汉辽关系一度紧张、杨业率兵防御契丹期间,辽将耶律斜轸一句“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也应证了这一点。正因为杨业有着与契丹作战的经验,所以赵太宗才会在他归宋不久即以“老于边事”的原因委以北部边防重任镇守代州,而潘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他的顶头上司。在这一时期,杨业屡次击败辽兵的进犯,以至于辽军一看到他的旌旗就撤兵退去而不敢与之交锋,杨业也与潘美因为击退辽军而同时获得升迁。

战况

雍熙北伐开始后,潘美、杨业率领的西路军进展顺利,收复了山西北方州县,杨延昭部与中路军田重进所部胜利会师。东路军失利后,西路军已成孤军之势,将受到辽军全力反攻,赵光义在下令撤军的同时,命令西路军护送二十余万云、应、寰、朔四州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百姓内迁。

然而,在如何掩护百姓撤离这一问题上,杨业与监军王发生严重分歧。当时寰州已经再次失陷,杨业主张兵出繁峙,从侧翼吸引辽军,掩护三州百姓依次撤离,而监军王则要求杨业兵出寰州,正面阻击辽军主力持行掩护任务。此时,另一位监军刘文裕赞同王的主张,而主帅潘美也默许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杨业被迫持行这一错误决策,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孤军出战,临行前与潘美约定宋军在陈家谷接应。

第二天下午,当突出重围的杨业退至陈家谷时,负责接应的伏兵早已撤离,骁勇善战的杨业最终中箭落马,被辽兵俘获,杨业绝食三天后殉国,时年五十五岁。

令人悲愤的是,同样是为国捐躯,朝廷最初对杨业的抚恤还不如比他低四级的贺怀浦,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隐瞒了杨业牺牲的真实情况。不久,宋廷修正错误,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节度,并厚恤杨家,对杨业之死负有主要责任的监军王和刘文裕都被除名,分别流放金州与登州,而对同样负有重要责任的潘美的处分就相对轻得多,只是削去了三个虚衔,这大概与他是赵光义的亲家不无关系。

陈家谷之战是雍熙北伐的最后一战,这一无关战局的战役却因为骁将杨业之死而倍受瞩目,更由于杨业死于上级错误的指挥和援兵失约而显得尤为悲壮,各类文艺作品对此更是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而且,杨业战死的主要原因也被描绘成为主帅潘美的有意陷害。

杨业之死

除了指挥失误、援兵失约之外,杨业之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或许是唐末五代军人割据称霸的教训太深刻了,赵宋从开国之初就采取一系列消弱武人事权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监军制度。都监的官品比主帅要低,但却能监督甚至制裁主帅。北宋攻取晋阳,得益于“围城打援”这一战略的成功贯彻,在石岭关力克辽援、为攻取晋阳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郭进,就是因为忍受不了监军田钦祚的欺辱而含恨自尽。正是这一制度,导致疏于军事仅以“高干子弟”的身份充任都监的王独断专行,而主帅潘美难以制止、杨业被迫从命的结果。军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现象在宋代虽然被有效抑制,但军队战斗力也明显削弱,以至于有宋一代被称为“弱宋”。

杨家将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历久不衰。在代县鹿蹄涧村,杨忠武祠已经成为一处历史名胜。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看着《杨家将》的连环画、听着刘兰芳《杨家将》的评书长大的,尽管我听不懂京剧,但八十年代初,刚上小学的我却和几个同学放弃每天晚上捉迷藏的保留节目,一起坚持看完了每天一部的电视京剧连台本戏《杨家将》。在杨家将的故乡,山西电视台两次投拍《杨家将》,尽管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原定拍摄五十集的第二版《杨家将》因为资金的原因只完成三十六集,但无可否认,凭借着杨家将的感人故事和它在民间的深远影响,它至今依然是山西电视台有史以来拍摄得最为成功的电视连续剧。1992年初,山西电视台在山西人的万众瞩目下刚刚开播这部电视剧不过半个月,它就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当年春节的黄金时间。

“鲜血洒在战场,公道自在人心,思念留在民间,一千年的悲歌从古唱到今……”诗人白桦做词的片头曲道出了杨家将故事流传千年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片尾曲过于悲凉了吧,中央电视台在播放《杨家将》时,隐去了片尾曲的歌词。

杨业牺牲了,他的后代继续为国尽忠,杨业的儿子,长年为国戍边的杨延昭曾上书请战收复幽州,杨业的孙子,跟从范仲淹抵御西夏的杨文广曾上《克取幽燕策》,然而,这些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直到宣和四年,才由宋代六贼之一的童贯率军攻辽,这个后来在抗金战中屡次临阵脱逃的宦官惨败而归。从此以后,宋王朝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军事努力,这片抛洒了无数将士鲜血的锦绣河山,直到元代才与中原重新统一,而它回到汉族人的怀抱,已是在四百年后的明朝,在这四百多年中,幽云十六州,只能化为文人笔下的悲愤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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