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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

叶兆言,1957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苏州,中国内地男作家。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

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太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叶兆言文集》(七卷)、《叶兆言作品自选集》等。《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

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获得硕士学位。

曾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

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

叶兆言的祖父是中国文学元老叶圣陶,父亲叶至诚曾任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母亲姚澄是省戏剧团的著名演员,“兆言”这个名字,就是各取父母名字中的“姚”和“诚”的半边组合成的。

主要作品有:《烛光舞会》《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花影》《旧式的情感》《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路边的月亮》《哭泣的小猫》《诗意的子川》《闲话南京的作家》《南京女人》《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名与身随》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其作《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叶兆言的创作题材并不单一,最耀眼的是追怀民国时期前尘旧事的小说,被文学史家称为“从民间的角度来重写民国史”。叶兆言的散文表达了浓厚的“文人”情调,无论是漫谈古城南京、闲话文化名人,还是追怀亲朋好友,都显得学识渊博、坦诚真挚,散发出平和恬淡的儒雅气息。作家苏童认为:“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

著名作家叶兆言2007-01-12在新书《后羿》的首发式上语出惊人,说自己想写一个一流的男人,像袁世凯这样的英雄。而对《后羿》在重庆上架一月来只卖出18本的窘况,他说那是出版方的事。

当记者提及该书上市重庆销量成绩不佳时,叶兆言并不惊讶,忙着为书迷签名的叶兆言头也不抬地干脆说道:“是吗?我不知道不好,那是出版方的事情,我管不了那么多。”

因为正潜心撰写爱情题材小说,叶兆言表示不喜欢有过多的事情打扰他。他说:“我想写一个一流的男人,像袁世凯这样的英雄,甚至一些乱世奸雄,他们争夺霸权,但我后来发现,霸权和独裁在爱情面前是很渺小的,所以我的下部作品仍然关于爱情。”

叶兆言还向记者谈起了现在的生活状况,打趣自己的生活很无趣,除开阅读便是写作,偶尔会有恐慌感:“我不可能不在乎评说,别人说我好我会暗自得意,说我不好,我会暗暗悲伤,是人都会有反应的,而现在在写作时也常常感到恐慌。以前的作品还不错,当我在注意以往作品的时候,担心写作能力已经开始衰竭,而且这种衰竭就如同性功能衰竭一样可怕。”

叶兆言:为西方写作是个伪命题 [3]

作者:曹雪萍

叶兆言加入全球“重述神话中国卷”的小说《后羿》首发可谓图书订货会的一个文学焦点。由张越主持,张悦然、张颐武参与讨论的首发式上,叶兆言说:“写作只不过是去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他的印象中,西方神话像油画,很浓烈,涂得厚厚的,中国神话像国画中的写意,淡淡几笔,悠远漫长。

叶兆言认为,小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它只为喜欢阅读和喜欢写作的人而存在。

关于《后羿》 给中国人看的神话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写神话?

叶兆言:这个想法有十多年了,很早就准备写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后来苏童写了《碧奴》,我就想一定要写一个至少在时间遥远程度上必须超过他的故事。其实我还有一个写独裁者的想法,写《后羿》满足了我的这两个欲望。

新京报:这是一个描写独裁者的故事,而结尾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如何处理这两个主题之间的角斗?

叶兆言:神之所以是神,是由于人活生生地把他造成了神。但,你看,独裁者在爱情面前显得多么可笑。事实上,欲望和爱情都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它们像鸟的两个翅膀,用力扇动,故事就飞起来了。

新京报:你写作《后羿》很快,写完也已经很久了,你现在还喜欢它吗,它在你目前的所有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

叶兆言:事实上,《后羿》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写作的作家,很少去想,写完之后,当别人夸奖我的作品时,我会有点得意,当别人攻击它时,我会有点悲伤。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以后还有没有稿费,我渴望能源源不断地写下去。

新京报:恋母以及姐弟恋、婚外恋这些元素都被放进这部神话中,你在写作初始是否不自觉地考虑到这是一个全球项目,不仅有中国的读者要读。

叶兆言:在西方人眼里,即使你用的是英语,你仍然是个东方人,来自第三世界。为西方写作是一个伪命题。我写的神话,当然是给中国人看的,你说的那些元素,无论是在远古的神话时代,还是在当下,都可能正在发生。

新京报:尽管小说中嫦娥经历了后羿的母亲,姐姐,妻子不同的角色,你如何理解嫦娥这个女性自身的命运?

叶兆言:嫦娥的古典形象,就是一个逃妇。我想的只是探究嫦娥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后羿。她去奔月,不是变成了神,而是选择了放逐。

叶兆言

关于先锋 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

新京报:作为先锋作家,早前以“怎么写”规避了“写什么”的问题,余华的《兄弟》,苏童的《碧奴》似乎与之前的作品相比都呈现出了极大的通俗性,却多遭到诟病,你是否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叶兆言:“怎么写”和“写什么”从来都是重要的,根本分不开。有人为了说事方便,硬将它们分开来说,结果就引来攻击。我从来不觉得通俗性有什么不好,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通俗的,又有什么不好呢?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应该有的话题是,通俗得够不够,好不好,而不应该是简单地以通俗来论成败。

新京报:近年玄幻小说大行其道,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叶兆言:我没看过什么玄幻小说。就文学史看,类似的时髦文学作品总是有的,一个小说家,通常都不太会喜欢时髦。艺术就是想与众不同,就是要有难度。真正的小说家内心永远是孤独的,当先锋这个词变成时髦字眼,小说家不仅要警惕,而且要抽身远离。一个小说家的先锋姿态才是重要的,所谓一意孤行,一条路走到黑。

关于当代文学 置于死地而后生

新京报:李敬泽在点评2006年中国原创小说时用了“全面溃败”四个字,他认为随着引进版的日益快速,中国作家四面楚歌的现实会愈来愈严峻。 叶兆言: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处境是不重要的。好,他得写;不好,也得写。这不仅仅是以不变应万变,艺术遭遇窘境是很自然的事情,写作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没有挑战,哪来的好作品。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2006年韩寒、顾彬、残雪质疑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

叶兆言:我知道,很多人都对当代文学和作家失望,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德国人顾彬的批评便引来一片叫好。

我不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像大家说得那么不堪。有人非要说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好,那只是不读书不比较的错觉。

当代中国作家所做的努力,将文学往前狠狠地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事实。

把不好的作品称之为经典,这是有眼无珠,但是把那些用心血写出来的作品,统统很小资很愤青地说成是垃圾,多少有失厚道。

叶兆言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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