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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

尹文英(1922.10.18-),出生于河北平乡,昆虫学家、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第六、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尹文英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1960年后系统地进行原尾虫的分类、形态、生态、胚后发育、生物地理、比较精子学和亚显微结构等研究,记述中国原尾虫164种,其中141新种,18新属和4新科,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1985年后,主持和推动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联合60多位学者在6个气候带完成土壤动物组成(3千多种)、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试验研究,其结果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22年10月18日,尹文英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的一个小村。父亲在她不满一岁的时候即赴法留学,长年不在家,母亲每天忙于大家庭的家务和针线活计没有时间照顾小孩,让小小的尹文英在毫无约束的环境中长大,养成了她热爱自然、活泼善良与乐于助人的性格。尹文英的父亲尹赞勋,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

1931年5月,尹赞勋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地质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职于北京地质调查所。随同母亲来到北京时,尹文英的年龄已有10岁,插班进入北京第二小学五年级读书。之前的尹文英没进过学校,仅上过几年私塾。刚从私塾教育过渡到学校教育的初期,有些功课赶不上,尹文英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忐忑不安。父亲不仅经常鼓励她,还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这对尹文英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4年,秋考入华光女中,到1943年国立二中毕业的8年间,她先后就读过5所中学。

1936年春,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尹文英随父母去了南京,插班汇文女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南京去安庆避难。同年11月,父亲赴南昌担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母亲带着尹文英她们去南昌与父亲会合。此后,随着父亲单位的迁移,尹文英从南昌到安源煤矿,再到泰和县的小塘洲村,过起了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

1939年,父亲被调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只身前往昆明。作为长女的尹文英一个人带着全家住在广西桂林,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半年后父亲又调到重庆北碚,尹文英带着全家赶去与父亲团聚,生活才暂时安定下来。

1943年,尹文英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听从父亲的建议,考入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她虽然一直向往地质系,但报到时却被理学院院长欧阳翥先生“拉”到生物系,从此与生物学结缘。

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后,任中央研究院动物所助理员,

1947年8月1日,尹文英来到上海岳阳路320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3楼123号史若兰实验室,从史先生那里,尹文英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收获了母女般的情谊。从报到那天开始,直到1962年初史若兰回国的14年间,二人亲密无间。尤其是在1956年水生生物研究所搬迁到武昌珞珈山以后,为了照顾年届花甲的史若兰,研究所分配给她们俩共用一套住房,两人生活在一起五六年之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更是形同母女。

1949年上海解放后,动物研究所改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浙江一带淡水养殖鱼类死亡率过高的问题,1952年底,水生所与浙江水产厅和湖州菱湖镇政府协商,在中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创建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防治研究。翌年春,水生所即派尹文英等5人到浙江开始“菱湖鱼病工作站”的筹建工作。

1950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63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此后,内部整合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昆虫科学研究中心至今。

1953年,尹文英等在浙江菱湖养鱼区设立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病原调查、防治试验和门诊,根据群众养鱼经验并通过试验研究。

1985年起,推动和组织了全国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尹文英又联合国内有关专家共同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

1997年,尹文英就开始采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进行DNA序列测序,构建原尾虫的分子进化系统树,为澄清原尾虫与其他无翅昆虫,甚至有翅昆虫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1998年和2000年又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部专著,对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1年,尹文英提出的“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进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尹文英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尹文英开始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1953年,尹文英等在浙江菱湖养鱼区设立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病原调查、防治试验和门诊,根据群众养鱼经验并通过试验研究,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防病养鱼措施,向全国推广,并形成由水产部门制定的淡水养鱼操作规范的主要内容。他们对十几种流行广、危害大的鱼病,找出了有一定疗效的药物和措施,在全国推广使用,基本上控制了淡水养鱼业中鱼病严重危害的现象;同时,在工作中积累病理学和其他基础研究数据和资料,为建立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因成绩显著,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

1963年尹文英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我国以前尚未有记载的原尾虫,此后,她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和比较精子学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好评。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沿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项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采集调查和种类记述。由于原尾虫身体微细(长0520mm),又生活在土壤中,给采集调查带来很多困难。尹文英及其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跋山涉水,走遍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采集调查。截至2009年,记述了197种,其中包括173个新种、19个新属和4个新科,约占世界已知种(748种)的四分之一。1965年,她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的极大兴趣,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科载入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同时赞誉尹文英为当代原尾虫学家的四大权威之一。继华之后,尹文英又陆续发现了旭、沪、中国、多腺、异、丽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经典的分类系统中也难以包容。

2:提出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多年来,著名的原尾虫专家们一向认为有气管系统的古是原尾目中最原始的类群,理由是:①气管系统是祖征,在演化过程中渐渐消失;②原尾虫是由多足类动物演化而来,腹足的节数和毛数越多,就越是原始类型。尹文英在研究有气管系统的古和华的胚后发育时,发现它们的前幼虫期是没有气管系统的,蜕一次皮发育成第Ⅰ幼虫时,才出现气管系统。证明古和华是从无气管系统的祖种演化而来。以后,她又对原尾目8个科、16个属的21种不同原尾虫进行了比较精子学研究,发现无气管系统的科种类的精子为螺旋体状,有顶体和鞭毛;而古和华的精子则是既无顶体又缺鞭毛的盘形和球形。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古和华不是原始的,而是高度特化的类群。由此,尹文英于1983年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认为无气管系统的亚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和华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目前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3:原尾虫新的分类系统的建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原尾虫学家们都以丹麦Tuxen1964年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为准,该系统包括3科、16属、208种。1983年尹文英根据上述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将当时世界上已知属、种重新分群,建立了与Tuxen完全不同的分类体系,包括2亚目、8科和17亚科的新系统,但是由于我国华科的发现,它的分类地位又成为新的讨论焦点。

4:华分类地位比较精子学研究。自华科建立以后,由于它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对于它的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还是接近始,争论不下。欧洲的学者们主张应隶属于始类,而亚洲的学者们则主张归属于古亚目。

1979年尹文英访问哥本哈根时,就此曾与著名昆虫学家Tuxen交换意见,遗憾的是并未能取得一致见解。但双方都认识到只有找出新证据,才能进一步确定华的分类地位。为此,自1981年开始尹文英等与意大利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展了原尾虫精子的系统研究。通过10年努力,先后对8科、16属的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超微结构的观察比较,发现它们的精子无论从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主要可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具鞭毛和顶体的长形精子,其演化趋势是顶体构造渐趋复杂,轴丝边围双微管的数目渐趋增多;另一类精子是既无鞭毛又缺顶体的球形、扁圆形精子,其演化趋势是形状逐渐短缩、结构逐渐简化。这一结果为原尾虫的系统发生和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了解到原尾虫的精子结构和昆虫的类型完全不同。因此,她思想上产生了“原尾虫是不是昆虫”的疑问。为了解决华分类地位的争论,尹文英首先对华和古的精子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华的精子和古的精子都是无鞭毛、缺顶体的高度特化了的精子,这和始科的有鞭毛、具顶体的较原始的精子很不相同。这些结果,促使Tuxen转变将华归入始科的主张。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尹文英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所采用,成为原尾虫分类学研究的里程碑。

由于在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就,1986年,尹文英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尹文英指导研究生,借用线粒体DNAcytbCOII,12SrDNA和核糖体18SrDNA全序列和28SrDNA部分序列等分析方法和多种数据分析技术,先后对跳虫、原尾虫、双尾虫和有翅昆虫四大类群的系统关系,以及六足动物的分类地位等进行了研究。除了把原尾纲、弹尾纲和双尾纲,与昆虫纲并行列入六足总纲外,从初步研究内容和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个新的观点: 1:1999年首次在全世界发表原尾虫分子分析数据的论文。2:对分属于4个类群的45个代表种以及外群进行了序列分析,结果认为弹尾纲、原尾纲、双尾纲和昆虫纲各自都是单系群,不支持双尾纲分为康和铗两个类群的主张。3:原尾纲与双尾纲优先聚为一支,而弹尾纲和它们的关系不稳定、分类地位尚不明确。4:从比较形态学和分子测序分析结果,不支持弹尾纲与原尾纲共同组成缺尾纲(IllipuraBrner,1910),建议取消这一分类阶元。5:从弹尾纲的起源、演化和各项分析结果,对于近来把甲壳动物与六足动物共同组成一个“泛甲壳动物Pancrustacea”的主张是否正确,目前尚难以得出结论。不过,单从六足动物是陆生起源,而甲壳动物是水生起源就很难将这两大类群合成一个大类,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1993年,为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尹文英又广泛联系国内外有关专家,申请到“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选择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5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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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尹文英、宋大祥、杨星科,六足动物(昆虫)系统发生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405 。

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巾帼奖”。发表论文、专着和译着等近200篇(册),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科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尹文英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在多次国内和国际合作项目中,都能与合作者团结和睦、愉快相处,出色地完成任务。她平时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九三学社评

先生为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专家;中国六足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第一人;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昆虫学家杨星科研究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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