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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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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亦侯【简介】陈亦侯(1886-1970),浙江温州人,早年曾中清末代举人,辛亥革命后到西文学校专门学习外交,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曾任教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1929年调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33年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1922年,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急需用款,曾以清宫珍存乾隆八十大寿时各省督、抚贡品黄金编钟一套十六件(重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等为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元,期限一年。到期后溥仪无力偿还,形成呆帐。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还贷无望。盐业银行遂将金编钟列入帐外,送外商银行保管库密藏。因时局动荡,1932年将其秘运到津,存至法租界天津盐业银行库内。1939年,风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陈亦侯心中不安,请示远在贵州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问万一无法保存时如何处理,总经理回电曰“毁”。陈亦侯则决心奋力护住国宝,遂与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约定,将金编钟转该会地库密藏。转年的一个春夜,二人连同一司机、一工友将金编钟秘运妥放至该会一小空库内,门口又放置数吨煤炭掩护。其后,日军多次盘查,因陈亦侯坚决保密,都未能查获。光复后,国民党也曾询问此事,陈亦侯推说不知。直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数日,他们即将国宝十二金编钟等全部上交军管会,使其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如今,十二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陈列展出。   【保护国宝乾隆金编钟的经过】陈亦侯原籍浙江温州,   1922年,溥仪大婚。为讲排场,就用包括金编钟在内的一批国宝做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当抵押合同到期时,由于“小朝廷”无力偿还贷款,编钟便归盐业银行所有。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方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军阀都曾经打过这批国宝的主意。张作霖、阎锡山曾探询编钟的下落,但盐业银行都是矢口否认。此时,盐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批国宝放在这里不太安全。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盐业银行深感这批国宝放在东交民巷不保险。此时,天津盐业银行的新楼已经落成,内有保管库,于是该行决定将编钟以及玉器、瓷器等国宝于1932年由北京秘密运津。由于这批国宝的规模太大,为避人耳目,这批国宝分批运到天津,每次都是陈亦侯亲自到北京,用自己的车运回。当时陈亦侯是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因此,陈亦侯就决定将编钟存盐业银行库内,玉器、瓷器存在四行储蓄库。   “二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横行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进入位于天津的其他国家的租界,对这批国宝,日本侵略者更是垂涎三尺,他们在北京盐业银行总部得知,这批国宝已经运到了天津,于是就加紧对天津盐业银行的搜查。   为了威胁陈亦侯,日本宪兵队“请”陈亦侯到宪兵队参观,但陈亦侯不为所动。此时,陈亦侯更加意识到保护这批国宝的紧迫性,他决定与已经离开北京到重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联系。在天津发电报显然不行,陈亦侯派人到西安给吴鼎昌发电报,将国宝目前的处境告诉吴,并派人请示吴鼎昌,万一编钟无法保护,应如何处理。西安、天津的人都在焦急地企盼着吴的回答,不久,已经担任贵州省省主席的吴鼎昌将处理结果回复西安。在吴的回复电文中,只有一个字:“毁”。   眼见这批国宝就要熔化为一千多根金条。当时,陈亦侯与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交往,在与友人的攀谈中,更加坚定了保护这批国宝的决心。陈亦侯认为编钟是国宝,毁掉太可惜了,于是又找到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原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之婿胡仲文。经商议,将国宝也运到四行储蓄会地下仓库。既然吴鼎昌有了毁掉国宝的命令,他就可以先从账上把这批国宝划掉,至于如何处置,兵荒马乱的,没有人会查银行是否将国宝熔化成金条了。   1940年代初,战事更加紧张,租界也不安全了,陈、胡商定将编钟分装在4个木箱子里,转运到解放路的四行储蓄会。   一天夜里,在暮色的掩护下,一辆小车在靠近海河的四行储蓄会后门口停了下来,在四行储蓄会后院内,有一个圆形上下的铁制防火楼梯,楼梯下面是一个闲置的小仓库。为避人耳目,陈亦侯借口战事频繁,社会动荡,要储备一些煤等必备物资,派人从开滦煤矿运来几车煤。运送国宝的汽车也分不同的路线到四行储蓄库。一次由中街直接送到四行储蓄会,一次从佟楼再转回来,由陈的司机杨兰波和储蓄会经理室工友徐祥二人装卸,将编钟存放在这个楼梯下的小仓库内。随后,用煤将地下库封死。   日本侵略者对这批国宝贼心不死,日驻津副领事几次向陈亦侯软硬兼施,要他交出编钟;还多次盘查,借口修防空洞,丈量地下室,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破绽。此时,陈亦侯早已把编钟和其他国宝安顿完毕,其中瓷器、玉器在地下室做了夹墙,用泥封好,安放在夹墙中,两千多册宋版书则巧妙地放入屋顶。日本宪兵队数次搜查都没有查到,就误认为这批国宝已经销毁。   抗战胜利后不久,陈亦侯接受了两位国民党要员的询问。先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天津来查,后来孔祥熙也过问这件事情。陈亦侯假装生气地回复:“当时你们把国宝留在天津,把这个要丢脑袋的事让我处理,你们却躲到了大后方,当时不是已经命令我销毁了吗?怎么还来查问?”戴笠和孔祥熙见状,也只有作罢。就这样,这16个金编钟和其他国宝,终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陈亦侯列出保管清单,将编钟交到天津军管会。运到天津的国宝就此保留下来,并很快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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