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九一八事变(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蒋介石、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

事变爆发后,日本国会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激化中日矛盾,日本全面侵华。几年之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9月18日被中华民国视为“国耻日”。九一八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又称沈阳事变,欧美称奉天事变或盛京事变(Mukden Incident),因沈阳旧称奉天、盛京(Mukden为满文,音译谋克敦,意译为盛京,或译奉天);日本称满洲事变或满州事变(日语:州事〔洲事〕/まんしゅうじへんManshū jihen),自清末开始,日本称中国东北为满洲或满州;因为由柳条湖事件引发,又称柳条湖事变。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时间表

宝岛台湾,攫取了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东方会议石原莞尔、满蒙生命线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皇姑屯事件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这一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1,东北军的惨败暴露了他的虚弱,使得日军对东北军极为轻视,坚定了日军的侵华野心。2,战争的失败使东北军上下士气低落,丧失了对抗外敌的信心。3,对苏作战失败,使张学良等东北当局人士认为,东北一隅不足以面对外敌,要抵抗外敌必须“举全国之力”。但中东路事件时,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南京政府却因为蒋冯战争的牵制未能出兵(仅援助军费200万),导致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信任不足。4,东北当局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而促进了原本敌对的日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缓和。欧美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废除外国权益的做法,态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这些都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张学良在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非常会议”与宁粤对峙

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

中共武装割据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2000人。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1931年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1931年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顽强抵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龙江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计划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p244)。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 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

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内部决策和应对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于是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遣建川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由于犬养是孙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泄露(据说是电报被军方截获),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这对于当时暗潮汹涌的日本军界无异于火上浇油。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而与此同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

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内阁就已成为军部的奴仆)

若礼次郎内阁总辞

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上海日本侨民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侨民连续在上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之中国。[33]日本浪人复在中国各地寻衅,捣毁商店,击伤民众。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日本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也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为试探苏联反应,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于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副外长)加拉罕询问苏联是否向黑龙江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东路。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对马占山及东北其他军队提供援助。

日本外交文书》(昭和II)22,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在得知苏联态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但是,对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日本却态度冷淡和消极。1932年11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约见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苏联欲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欲与伪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提议马上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但日本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以及不愿美欧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政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全国民情激昂,各地自动抵制日货,作抗日之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收复东北。而一般青年基于爱国之心,自动组织抗日团体,或捐献财物,或前往东北实际参加抗日工作。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12月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

1931年9月20日《申报》3.4版刊登了《日军大举侵略东省》新闻:

蔑弃国际公法 破坏东亚和平

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驻南满线日军四十名,突将皇姑屯北宁铁路拆毁,开始军事行动。十九晨二时,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及沈阳城,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粮秣厂,均被焚毁。同时日军炮击北大营,因边署严令各军镇静,故军民死伤甚众,警察伤亡尤多。北大营驻军,沿沈海线东退,途中被日兵截击,伤亡甚众,北大营及东北大学,全被日军占领,交通完全断绝,荣臻及荣家属均被日军逮捕,第一旅长王以哲殉难。营口十九晨八时亦被日军占领,站长警务长被俘,日海军在营登岸,距营八里埋设地雷,防止客车前进。长春十九晨十时陷落,日军到处寻衅,焚掠极惨,兹将各情,分志如下……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成立伪满洲国。3月2日,《申报》6版《昨日宣告成立》报导了伪满洲国成立的新闻:

沈阳 满洲伪邦今日正式宣告成立、其范围将包括东北四省、当伪邦宣告成立之前、昨夜十一时、先巳公布法律两种、一为伪中央政府组织法、共三十九款、一为维持公安律、共十二条、(一日国民社电).

过去长期以来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是因为蒋介石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张学良部下为主的一些人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点。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各种史料的披露,尤其是当事人张学良晚年自由时开口说话,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决策完全是自己和东北地方高层的行为,与蒋介石无关。

洪钫铣电说

关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这就是所谓的“铣电”。

张学良另一部下赵镇藩(时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回忆材料时,也只提到张学良“鱼电”而没有提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发“铣电”给张学良。这显然与洪钫回忆称张学良曾将铣电内容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的说法不符合。而事实就是,“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

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

现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民国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而根据蒋作宾的日记,则证实12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又到石家庄。所以何柱国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

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证明蒋当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曾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内容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但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的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对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发这样的电报。根据史料记载,事变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晚7点至9点间蒋才第一次致电张学良,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应德田的回忆显然靠不住。

张学良态度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从1995年始,沈阳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成都、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每一年的9月18日对东北人民来说算是一个悼念日的。长春的城市上空也会在那天的9点18分响起防空警报。人们会在那一刻肃穆地听,然后互相说道被侵略的那些故事和感受。他们忘不掉沦陷的记忆,那些悲痛的历史早已经铭记在每个人的心中,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这是作家沙泊柳在关于长春的城市散文作品《关于一座城市的沉重记忆》中写下的内容。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前夕,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共20万人。辽宁驻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沈阳独立第12旅张廷枢锦县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郑家屯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通辽省防一旅于芷山部山城镇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公安总队黄显声部沈阳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沟帮子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 吉林驻军独立第21旅赵芷香部宁安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双城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独立第24旅李杜部依兰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吉林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独立第28旅丁超部哈尔滨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农安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方正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蛟河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长春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吉林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吉林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延寿黑龙江驻军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扎兰屯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海拉尔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绥化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克山、拜泉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满洲里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泰安镇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齐齐哈尔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索伦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齐齐哈尔日本方面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辽阳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长春步兵第4联队长春步兵第29联队沈阳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辽阳步兵第16联队辽阳步兵第30联队旅顺骑兵第2联队公主岭野炮兵第2联队海城工兵第2中队铁岭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公主岭独立守备第1大队公主岭独立守备第2大队沈阳独立守备第3大队大石桥独立守备第4大队连山关独立守备第5大队铁岭独立守备第6大队鞍山重炮兵大队旅顺关东军宪兵队旅顺旅顺要塞司令部旅顺特务警察队大连在乡军人总部沈阳

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著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李宗仁将军则认为“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为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张学良入山海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东北军入关内,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东北抗日联军

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⑵游行集会

1931年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在沈阳等地肆意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北大营,火药库火光冲天,烧成一片废墟。沈阳市和平区居民的住宅多处被炮击,房屋被烧毁,受害居民流离失所,群集郊外避难,有的背井离乡逃往关内。“沈阳某亲日派富户住宅被炮火毁坏,家破人亡”。日军进犯吉林红顶山,飞机轰炸兵营、民房,大火弥漫。日军所到之处,被烧毁的机关、学校、商店、民宅等无法计算。杀枪杀:日军侵占沈阳、铁岭、朝阳、长春等地时,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疯狂屠杀。9月19日,日军进占沈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射杀行人,有照片为证。当晚,沈阳俱乐部开跳舞晚会,日军架起机关枪,向俱乐部射击,子弹穿进俱乐部的屋内,门外的汽车多被击毁。曾任北镇镇守使的韩云鹏乘车经过,适在俱乐部门外,被弹击中,车夫当场殒命,韩受重伤,旋送入此间某医院中,次晨因伤重而死。沈阳迫击炮厂之卫兵,被杀多人,而工人死者亦不少。刺杀:日军把捕来的中国同胞剥光衣服,用刺刀活活刺死;在沈阳城内,抓到的中国市民,令其面向墙跪着,用刺刀从背后刺死。东北游击队员被日军抓住后,剥去衣服,被活活刺死。铡死:日军占领热河,用铡刀铡死中国同胞。活埋:日本关东军把在沈阳街道上看“不准逗留”布告的中国同胞统统抓起来活埋。炮轰:路透社沈阳访员9月19日报告:“18日夜,日军炮队狂轰乱炸,有一炮弹在工人宿舍炸裂,工人死亡颇多。”在长春等地也有类似的惨状。悬首示众: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印制《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上登有“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关东军杀害铁岭人民,并把13个人头悬挂示众的照片。“慰灵祭”:在《九一八纪念特刊》上,登有日军把杀害中国同胞的头颅,排列成行,以作“慰灵祭”照片。杀人灭迹:在《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上,登有日本关东军在辽宁省铁岭镇龙尾山刺杀中国几百名幼童后,集薪待焚的照片。火烧:一般用香火和点着的木棍烧;其次是用烧红的铁条,烫人的肉体,活活烫死。吉林省通化第六师范的一位校长伶寇英,就是“九一八”时期被活活烙死的。电磨:日军在江河边设一种电磨,将人捉到后,投入磨中,人即变成肉酱,然后用水一冲,踪迹全无。在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江边黑河公园内,就有一座日本关东军设的电磨绞肉机,绞死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后从电磨的地洞里发现有好几麻袋被绞死者的名签。灌水:把衣服扒光,捆在凳子上,然后灌凉水或者开水、辣椒水、煤油、汽油等,直到把人灌死。吉林省通化第六师范另一位校长马冀北,就是被拖到井台上灌凉水,活活灌死的。喂狼狗:日本军队养了很多军犬。他们把抓来的人,两只脚绑住,然后放狼狗咬杀,或者扔进狼狗圈里让狗咬死。奉天造兵所18岁的徒工王佩武,因为用砂轮机磨挫刀,火花溅到日本监工的右眼上,第二天即被扔进狼狗圈。有一次,日本兵共扔进狼狗圈里11个人。几十条红了眼的狼狗,恶狼般地扑过去,顷刻就有三个人被活活咬死。王佩武年龄小,被吓昏过去,倒在狼狗圈里。狼狗以为他死了,先吃活人肉,狼狗吃饱了,把他剩下来。当他苏醒过来,已经躺在狼狗圈铁丝网外面的草地上,就这样捡了一条命。淫日军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惨遭蹂躏。9月20日下午,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赵新民,向中外记者团陈述该校女生遭到日军奸污之情形时说:“18日夜间,突见日军及便衣浪人二三百名,由校外蜂拥而入,枪弹乱发,他们即向各宿舍及教室搜查,用刺刀木棍挥打学生,驱使即刻离校,稍一迟滞,即遭杀伤,学生遂被驱出学校。女生宿舍系在另一院,同时亦被侵入,曾目睹日军兽行一幕。有附中一年级生陈女士者,年仅15岁,因访大学生女生某女士未归,即与某女士同处一室,日军闯入,艳陈之貌,强行奸污,某女生年长于陈,且擅运动,体力甚强,睹状情急,持窗台花盆猛击日军,日军被击大怒,即用刺刀刺女士之腹,登时肠出血流而毙。类此之事,到处皆有,全校死难者共二十余人;冯庸大学亦遭同等惨劫。一般人之死伤尤难数计。日军且于事后焚尸灭迹,虽霸匪之残暴,亦不至此”。言毕怆然泣下,听者无不切齿。”掠日军除对商店进行抢劫外,还将商埠之要人住宅,一概占据,其步骤系先由兵士搜查,然后即由载重汽车将财物抢去,不能载去者即予捣毁。朱光沐、荣臻、刘多垄、于珍、吴泰来、臧士毅、翟文选等家宅,均被捣毁掠劫一空,翟文选及于珍、吴泰来之子,均被日军绑去。日军攻入城内,系由预先埋伏之便衣队为内应,正式军队则于西南城角倒坏之城墙爬入,用铁甲汽车侵占张学良副司令住宅,将所有财物全数抢去后,在门首贴一日本领事馆占领之条,其余各机关则贴日军占领之条。

新闻照片进行审查。除了涉及军事情报等机密信息之外,反映日军侵华时期烧杀抢掠,被认为有损日军“形象”的,会引起士兵厌战情绪的照片,均被盖上了“不许可”印章,严禁对外发表。2014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83周年之际,大量日军侵华残忍杀人照片首曝光。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当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纪念日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83周年

2014年9月,各地子弟兵组织开展主题宣誓、签名纪念、参观见学等活动,

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

沈阳在“九一八”博物馆前面举行鸣警撞钟仪式。到9点18分,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撞钟手撞钟14下,它的寓意是东北沦陷和中国抗战14年。随着钟声,沈阳市拉响防空警报,钟声和警报声警示打击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在仪式过后干部和群众进馆参观。
青岛山东青岛海警支队官兵邀请驻地包头路小学师生联合开展“勿忘国耻振我中华”活动。
安徽除了拉响防空警报外,安徽省还展出“让档案告诉我们安徽1937~1945档案展”,这次展出的70余件档案,其中绝大多数抗战档案是向社会首次公布。


相关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