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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

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

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

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

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 “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因“二三当事,猥以执笔见推”,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学诚用是喟然谢去,非无所见而然也。昔李翱尝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几至三代两汉,而史才曾无一人堪与范蔚宗、陈承祚抗行者,以为叹息。夫古人家法,沈约以前,存者什五,子显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监领,一变马班以来专门之业,人才不敌陈、范,固其势也。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如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喏,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龉不入,良可伤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刘知几,字子元,是唐朝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在史官中任事多年,后因忍受不了史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嫉贤妒能的腐朽官僚体制,愤然离去,退撰《史通》,于是成为一代史学名著。章学诚在这里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关于《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年代,章学诚未曾明确说过,但还是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行迹和言谈推断出来。

在上面给朱春浦的这封信中,章学诚还说道:“出都以来,作为《文史通义》。”这表明《文史通义》一书的动笔时间,应当在他出都后不久。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

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哲学上提出“道(理) 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1922年有《章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 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中进士后,官国子监典籍,自称“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乃弃去,终身未官。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27岁时,随父居于天门,立志修史志。曾馆于藏书家朱筠门下,遍读朱筠所藏之书。曾给大学士朱筠建议,搜访天下遗书,仿刘向《七略》,条别群书,撰一国艺文之志。朱筠遂有征书之奏,清《四库全书》的开馆和编纂,由此而为渊源。初撰《修志十议》,纂修有《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

乾隆五十二年(1787)投书毕沅,欲借毕沅之力编《史籍考》。次年,毕沅任湖广总督,他入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后又得毕沅之助,在江夏(今武昌)编纂《湖北通志》。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及编修方志,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在目录学上,与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有同等价值。“六经皆史”是他总的学术观点,“道不离器”是他哲学思想的根本。

提倡史学研究必须有开创精神,强调文学要反映客观现实。对古典目录学的贡献,是提出了目录学的任务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了古代目录学的成就,提出了“互著”、“别裁”、“索引”等方法,是对历代目录著录内容和方法上的高度认识。认为图书目录的立类,应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更改;编目时,应审慎从事,不可一书两入;分类纲目应求系统化,并能包括书籍的全部。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人的书目和目录学著述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曾编撰《史籍考》,拟收尽史部书的叙目凡例,总目达325卷,分11部55类,惜未完成。原稿于咸丰六年(1856)毁于火。先后修订《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

一生清贫,嗜书而力不能致,又多颠簸流离,迁徙频繁。家有藏书仅3 000余卷。为了著述,购藏至2万余卷,藏于“云山房”中,编有《云山房乙卯藏书目》、《云楼书目》。但是在迁居中先为水浸,后为盗贼所抢,再为鼠啮,损失极大。著有《实斋文集》、《古文十弊》、《方志略例》、《湖北通志检存稿》等。经刘承干校订,1922年刊为《章氏遗书》,共51卷。 [1]

章学诚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 “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最高宗旨,也是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的。自清初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之后,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至乾嘉时代,考据学者们终日埋头典籍,不问世事,竟为无用的鱼虫之学。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明人无本空谈的一个极端又走到了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了,因而对考据学风应当有所矫正,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时, 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表明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也有矫正时下考据学风之意。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 “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反对“桐城派” 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 “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 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中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1978 年代中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

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高峰,后人若要赶上或超过他,就必须寻找到前人遗留下的空隙,并以此为突破口,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决不能走前人走过的路。当章学诚青年时就在史学理论方面崭露头角,人们把他与刘知几相比,他不但不高兴,反而辩驳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正是因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大力倡导史意,言刘知几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起第二个高峰,真正能够做到与刘知几比肩齐名。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个目的。此外,还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这类意思。所谓“校雠”,不仅局限于核对书籍、厘正错误的一般校勘性工作,更主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校雠通义》的序文中,曾对这一词语做过界定: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他为校雠这一词所做的定义在《文史通义》一书中,自然也得到了印证。如他在《与严冬友侍读》一文中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其中最主要的是史学著作。他在《上朱中堂世叔王书》一文中说:“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辩也。”关于这一点,只要翻开《文史通义》,察看其篇目内容,便可一目了然。据此,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或史学理论著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定义又有失偏颇。因为《文史通义》一书也包括对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的品评和校雠。章学诚在《上钱辛楣官詹书》一文中明确指出,校雠不但包括史,也包括文。

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继承并发展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他认为,著史如果不切合当时人事,便没有资格谈论史学。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氏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章学诚墓在绍兴县福全镇方坞村章家田头。 章学诚卒于1801年,与其妻妾合葬。墓址占地两亩余,东南向,墓平面呈圆形,四周以块石砌垒,墓高2.5米,直径6米,墓前竖碑,高3米,宽1米,两侧立石质望柱,墓周有石围栏,高1米。墓道前端有界石两块,呈四方形体,高2米。墓已于上世纪60年代被当地村百姓拆毁。

章学诚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辛弄1号。故居系清代建筑。坐北朝南,三开间屋面。过天井为三间楼屋。后门面塔山。后墙东与北墙西南各有界石一块,上刻“章界”二字。为绍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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