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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蓍

张若蓍,植物检疫专家,我国植物检疫创始人之一。他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植物检疫机构;先后参加起草和制订一系列植物检疫法规和检疫技术操作规程,为中国的植物检疫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若蓍,191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一个农民家里。1931年在杭州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但入学不久,父亲突患重病,欠债累累,年轻的张若蓍只好辍学回家。为了糊口度日,同年他又投考了提供全部助学金的浙江省治虫人员养成所。在那里接受了有关植物保护的专业教育。并且还自学了大学生物学有关课程。他不仅掌握了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真菌学、细菌学、蠕虫学等植物保护方面的系统专业知识,而且利用课余采集和收集各种病、虫标本,逐一进行鉴定分类,按目、科、种排列,送交浙江省昆虫局标本室,得到该局和学校教师的赞誉。1932年毕业后,到余杭县政府从事治虫防疫工作。1935年经省昆虫局推荐,到上海商品检验局协助张景欧筹办病虫害检验机构。不久,在张景欧的影响下,他深深地爱上了植物检疫这一行。他感到,对我国以农立国如能做好植物检疫工作,把住病虫害传播的关口,这有多大的意义!他曾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什么也干不了。而植物检疫关系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因此我们的事业是造福人民的事业。”从此他下定决心,为中国的植物检疫工作奋斗一生。

3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借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西方的洋货大量流入中国,上海成为当时全国进口植物及其产品量最大的港口。为了防止植物病虫害传入我国,193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内组建植物病虫害检验处,并以此开展对进口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植物检疫机构,张若蓍是组建者之一,并成为著名的植物保护专家张景欧的助手。在张景欧的指导下,他积极工作,四处奔波,招聘检疫人员,举办病虫害检验训练班,亲自讲授昆虫方面的课程。到翌年4月20日,筹建工作就绪,植物病虫害检验处下设有植物病理、积谷害虫、园艺害虫、熏蒸消毒4个实验室,并正式开始执行农产品病虫害检验任务。张若蓍主持园艺害虫室实验室的工作。开始时,缺少技术设备,缺乏资料、经验和资金,他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思考,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检验人员的业务技能。于是,他提出把检验与试验结合起来,侧重于现场识别的技术培训建议,得到张景欧的支持。这个作法效果很好,全室业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得到很快提高。

为了给检疫人员提供一些实用参考资料,张若蓍在大量收集各国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了《国外重要果虫》一书;受到上级机关的重视,被列为上海商品检验局《特种报告》第二号,再次转发。他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当时我国尚未发现或分布不甚广的90种重要果树害虫。该书成为当时果虫检验的一种主要参考材料。并对刚起步的中国植物害虫检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适应检验工作的需要,张若蓍在《国外重要果虫》一书出版后,又相继设计制定了适合于我国进口果虫检验的《介壳虫分类检索表》。该表简明易懂,便于使用,深受检验人员的欢迎。

我国植物检疫工作在历史上一直是隶属于商品检验的范畴,植物检疫工作的法律根据是商品检验条例。但进出口的植物及其产品已大大超出商品的范畴,同时也超出侧重于检验品质的范围。张若蓍在检疫实践中发现植物病虫害检验受商品检验的习惯意识的影响很深,他认为仅用植物病虫害检验的内容、方法和要求对待植物检疫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从概念上和实践上摆脱“商品检验”的束缚,有利于开展不属于商品范围的邮寄输入植物和旅客携带输入植物的检疫,张若蓍于1953年首次强调植物检疫的重点对象应是病虫害中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病虫害。对于这些病虫害,不仅要检出,更重要的是进行疫害处理,予以根除,防止传播。这个思想在他负责起草的《输出入植物检疫暂行办法》和《输出入植物检疫应施检疫种类与检疫对象名单》中得到了体现。这两个法规文件于1954年被颁布实施,这标志我国对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视与加强,也标志国家对植物检疫工作的承认与肯定。

1951年,我国进出口植物及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多,国外植物病虫害传入的危险也在不断加大。如何确保农业生产安全与丰收和确保人民身体健康,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张若蓍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发现,植物检疫同病虫害防治工作既有某些联系,又是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植物检疫必须有法规做保障,也就是要依法检疫。这样,如果没有一套完整健全的植物检疫法规,就难以开展进出境植物检疫工作。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到,拒疫于国门之外,把住疫从关入的渠道,在港口搞好进出口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但如何代表国家在港口实施植物检疫,关键在于有法律依据。这一年的4月,张若蓍开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具有法规性植物检疫文件的起草。他夜以继日地翻译资料,查阅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输出入植物检验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起草工作,经贸易部批准于同年8月下发各口岸执行。12月他又起草出《输出入植物病虫害检验暂行标准》(以下简称《暂行标准》),经贸易部批准也在各口岸执行。《暂行标准》是植物病虫害检验技术的依据,具体规定了检验范围、抽样和取样办法、检疫标准和检验方法,明确了具体做法和合格与否的界线。这就解决了当时植物检疫工作中许多难而滞阻的问题,使值物检疫工作向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

《暂行办法》和《暂行标准》下达后,为使口岸执检人员便于理解和更好地执行这两个文件,他又编制了《各国禁止或限制中国植物输入种类表》,作为检验标准的附录,印发各口岸参考。

《输出入植物检疫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检疫办法》)和《输出入植物检疫应施检疫种类与检疫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检疫名单》),很快便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实施。从此,我国植物检疫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植物检疫工作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检疫方法》和《检疫名单》规定,进出口植物除应按照《商品检验暂行条例》及《商品检验实施细则》办理检疫外,还应遵照《检疫办法》施行检疫;进口的一切植物,包括礼品、样品、展览品及学术研究材料,无论是货运、邮运的或是旅客携带的,都必须经检疫认可后才能进口;凡经检查发现有检疫对象的禁止进口。从此,植物检疫工作纳入了以保护国家农业为主要宗旨的轨道。

法规制定了,紧接着是贯彻落实的问题。为使植物检疫工作在依法的前提下做到标准化,张若蓍汇总了世界各国检疫对象,并在此基础上拟制了中国的《植物检疫名单》,在该《名单》中除规定了检疫范围和检疫对象的内容外,还明确列出30种危险病虫害为检疫对象,同时对其他国内还没有发生或分布未广的危险病虫和杂草,也规定必须经除害处理以后才能进口。这个规定从法制的角度,对检疫工作提出了强制性的要求,从而也相应地确立了植物检疫在国家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为便于各口岸统一执行《检疫办法》和《检疫名单》,张若蓍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编写了《国内尚未发现或分布未广的重要病、虫、杂草名录》,作为《检疫名单》的补充材料印发给全国各口岸执行。该《名录》从1953年编写,到1955年印发各口岸使用,用了两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他先后到十几个口岸调查研究,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做了许多调查研究与核实的工作,使《名录》中列出的150种害虫、42种病害、69种有害杂草准确无误。《名录》中还详细说明了各种病、虫、杂草的寄主和分布情况。这是第一个进出口植物检疫法规的重要补充材料,也是对该法规内容的充实与完善。

1956年以后,国内邮电事业大发展,种子及其他植物或植物产品的邮寄量日益增多。为防止病虫害从这一条渠道传入,张若蓍又提出对邮寄植物及其产品应进行检疫的问题,并草拟了《邮寄输入植物检疫补充规定》,于1954年11月30日以外贸部和邮电部名义联合发文,在国际邮件交换局内公布执行。邮电部通过国际邮电组织把这个规定通知了各通邮国家:凡是输入我国的邮寄植物必须在封面上注明植物种类名称,必须经输出国政府检疫机关施行检疫,取具检疫证书,一起妥封于邮件内,方能向我国投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好形势,回国探亲和来华访问、旅游的人员与日俱增。旅客携带的植物及其产品也成了病虫害、杂草传播的快速渠道。张若蓍积极向领导建议必须尽快设立防线,应组织口岸各检查检疫单位登轮登车实施联合检查,并请海关截留植物及其产品交植物检疫人员进行检查或处理,以防病虫害的传播。口岸各单位联合检查和检验,在50年代已形成为一项制度,并且延续至今。

为了解决动植物检疫工作的管理体制问题,在张若蓍多次建议下,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对外植物检疫工作划归农业部管理。张若蓍被调到农业部后,继续主管进出口植物检疫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仍是抓检疫法规建设,拟定了《农业部关于执行进出口植物检疫工作的规定》、《进出口植物检疫对象名单》,由农业部和外贸部联合下达执行。这是开展植物检疫工作的又一个法规性文件,这个文件在检疫实践上解决了重检验、轻处理的模糊认识,加强了管理和领导。

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加强植物检疫工作,张若蓍又拟定了产地检疫和产品内地处理的18条规定。这个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国家农业、外贸部门实施植物检疫工作基本方针的执行,为全国各口岸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植物检疫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他根据50年代以来植物检疫工作经验和国内外危险性病虫害的发生变化情况,将1954年外贸部制订颁发的《输出入植物应施检验种类与检验对象名单》改为《进口植物检疫对象名单》(下称《检疫名单》)。《检疫名单》在原规定的30种检疫对象基础上,增加了过去多年来早已多次截获的谷斑皮蠹、椰心叶甲、小麦矮腥黑穗病、烟草霜霉病,谷象和毒麦等国内还没有发生的危险性病、虫、杂草。《检疫名单》的制定与实施,使我国植物检疫工作内容进一步得到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在引进中出现了大量种子苗木,张若蓍意识到引进种子苗木也是传播病虫害的渠道。1980年,他提出对引进种苗应实施检疫审批的建议,并拟定了《引种检疫审批制度》。在该《制度》中,规定了引进种苗检疫审批办法,并明确指出引进的植物种子、苗木、块根、块茎、接插穗等直接用于种植的繁殖材料,都必须经检疫部门审批,引种部门必须按审批规定的种苗产地和运输方法、运输路线以及进口后的隔离试种条件办理,经核定同意后才能引进。这个审批制度的执行,使引种检疫工作走上了健康合理的道路。

随着种苗的引进,随之而来的是隔离试种观察。为此,张若蓍向领导提出应在全国大口岸有选择地建设隔离苗圃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1982年我国第一个大型植物检疫隔离苗圃在大连的老虎滩开始筹建。

1980年张若蓍又着手对1966年制定的《检疫对象名单》进行修订。新修订的《植物检疫名单》由原来的34种增订为58种,成为我国第二次制订的《进口植物检疫对象名单》。1986年张若蓍又参加对检疫对象名单第三次修订,这次修订由1980年的58种增加到61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若蓍在完成的第三次植物检疫对象名单时,手捧着修订稿,对领导讲:这是我退休向党献的礼物。此时人们才想到这位73岁高龄的专家为什么每天早来晚走,中午带点干粮,吃后继续干,直到他累倒住院时,还在核对有关材料。他那严谨的科学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们。

198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颁布实行,这标志着我国动植物检疫法制建设走上了新的里程。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决定将1982年国务院颁发的《条例》上升为法。张若蓍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我虽然年龄大了,不能担任主笔工作,但还可以出主意、献计策”。他在参加起草工作中,系统地总结了自《条例》颁发实施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宝贵意见。

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对外友好往来,新开设的口岸越来越多,植物检疫机构也越来越多。为了统一全国各口岸的植物检疫操作,保证检疫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张若蓍于1953年首先研究制定出《输出入植物检疫操作规程》,由贸易部颁发执行。此后,他根据检疫工作的发展情况又及时进行了几次修正与补充。在1961年制定的《植物检疫操作规程》中,张若蓍从检验程序、害虫检验、病害检验、杂草检验和几种主要病虫害的检验鉴定方法等5个部分,并详细规定了7种主要病虫害的检验和鉴定方法。这部操作规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为完整、科学的一部植物检疫技术操作规程,这对于统一全国的植物检疫技术操作、保证检疫质量起到了极好的作用,许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植物检疫技术操作规程》广泛使用后,为了保证其中熏蒸工作的安全有效,张若蓍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实验的基础上,于1961年起草了《农产品药剂熏蒸方法》。详细阐述了有关选定药剂、确定熏蒸场所、计算药剂用量与密闭时间、处理残留药剂、检查熏蒸效果、防毒与急救等内容,成为药剂熏蒸处理工作的指南。植物检疫界的一些同行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熏蒸方法的实施,使植物检疫工作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6年,73岁的张若蓍退休了。他虽然在组织手续上办理了退休,但在工作上仍然以一名正式职工严格要求自己。他每天坚持从万寿路住家,到地处北京东郊的动植物检疫总所上班,路上光坐车就要花去一个多小时。到了单位,他总是主动请求工作,无论交给他什么工作,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并且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他的身体不很好,但毅力顽强,有两次在上班的路上,因急病发作晕倒在公共汽车上,被送进医院。有人曾对他讲:“张老,您一分钱不拿,图个啥?”他微微一笑说:“做点事心里快活”。朴素无华的语言,表达了这位老专家对检疫事业的满腔热忱。

1987年夏天,新疆边境地区农作物上发生特殊疫病,急告北京。年过七旬的张若蓍闻讯后,尽管个人身体虚弱,他主动要求前往调查。他到达当天,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便立即请来有关方面的人员介绍情况,并现场查看。随后,他与当地生产部门一起研究了防治措施。

为了做好动植物检疫的宣传,张若蓍还对《动植物检疫知识问答》一书的编写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这本简明易懂的宣传小册子,对普及动植物检疫的基础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张若蓍闲不住,也不愿意坐享清福,总想找一点事情做。1988年入冬后,他因年老和身体的原因,不能再坚持上班,但他还是挂念着植物检疫,时常到单位听听情况、看看变化、出出主意,帮助年轻人核对一些翻译资料或作一些鉴定。他还承担了整理植物检疫史料的任务,他说:“把史料整理好,对于滋补后人大有益处”。他不仅在工作上充满激情,奋力拼搏。在待人方面也同样是一片热情,无论是谁有求于他,他都尽力相助,植物检疫界的老老少少都亲热地称他为“张老”。1989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表彰大会。当他捧起奖杯的时候,这位植物检疫的老前辈激动得流出了泪花。

1913年11月15日 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

1931年6月 杭州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旋又考入浙江省治虫人员养成所学习。

1932年 浙江省余杭县政府治虫专员。

1935年 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病虫害检验处园艺害虫室主任。

1939年 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技士。

1942年 浙江省粮食增产督导处督导员。

1944年 浙江省农改所指导股长。

1945年 上海商品检验局植物病虫害检验处技士、代理主任。

1952年 国家商检总局技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处长。

1965年 农业部植物保护局副处长、高级农艺师。

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副总农艺师、高级农艺师。

1 张若著.国外重要果虫.国际贸易导报,1935(7):8、9号.

2 张若蓍.国外重要果虫.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特种报告,1935(2).

3 张若著.我国对外植物检疫工作的概况.植物保护,1964,2(5):196197.

4 张若蓍.我国植物检疫工作的基本法规和政策原则.中国植保保护学会第一届植物检疫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选编,1983,612.

5 张若蓍.我国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今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83,第88辑220223.

6 张若蓍,崔尔琛.谈谈我国的对外检疫工作.植物检疫参考资料,1981,(4):6063.

7 张若蓍,姚文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的剖析.植物检疫,1983(6):68.

8 张若蓍,叶祖融.对于检疫对象问题的一点看法.植物检疫,1985(2):7475.

9 张若著.动植物检疫中国农业科技四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0 张若蓍.中国植物检疫工作的创建与发展.植物检疫,19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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