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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唐英

张唐英,自号黄松子,蜀州新津人。生于宋仁宗天圣七年,卒于神宗熙宁四年,年四十三岁。少攻苦读书。及进士第。翰林学士孙得其正议五十篇,以为马周、魏元忠不及。试贤良方正,不就。调城令。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以父忧去,未卒。唐英有史才,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传》、《蜀杌》等,《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张唐英初入仕途时,任渝州(今重庆市)决曹掾(审判属官),但做官并非其志向。他曾深有感慨地说:“大丈夫进无竹素之功,退无千古之名,何以出入?”于是更加发奋,欲穷古人之道。他“感慨以吐其愤,浩荡以快其思,旷达以疏其情,清苦以敛其气”,把心中所蕴含的思绪表达在文章中;他对于“时之理乱,民之利病”能洞察其源,而谋略识见又在一般人之上。他所上《正议》50篇,被翰林学士孙看到后大加赞叹说:“吾蜀(孙为眉州人)有此后生,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把他的《正议》与唐初大臣马周等人的政治见解相媲美,并推荐他参加贤良方正极谏特科考试,可他谦辞不就。

在调任归州(今湖北秭归县)狱掾期间,张唐英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蒋概、秭归令邓绾结为文友,“以其焕烂缤纷、祥霞庆云之文,名极荆湖。太史杨公元素以诗赞云:‘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顽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辟其妙。不然三子并国器,安得皆官此遐徼’”(张商英《张御史唐英墓志铭》)。这首被人称为“诗史”的诗,把张唐英和蒋概、邓绾并称“国器”。

宋仁宗皇元年(1049),张唐英调襄州谷城县令。在任期间,力开古黄渎渠,辟得水田千顷,当地农业生产又逐渐兴旺起来;又作《谕民》10篇,引导人们学习文化,移风易俗,百姓一时向学乐善。由于治绩显著,任满后被召入京,改任著作佐郎。宋英宗即位后,又提升他为秘书丞,次年晋太常博士。

在英宗即位之初,张唐英便上《谨始书》,引东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建议英宗防微杜渐。后来果然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他又冒着极大的风险,上书请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他的奏议被采纳不久,英宗驾崩,赵顼继位。张唐英的勇气和刚正,使他在宋神宗赵顼即位后,立即受到提拔和重用,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这是监督方面的重要官职)。

张唐英勇于直谏,常常正色言事,不避时忌。仁宗时上《大水灾异书》,英宗时上《谨始书》、《水灾封事》等十余封章,都能考究安民治乱之变、泽世利民之道。神宗力排众议,以嘉其直言之德。神宗朝时,他又论及宗室俸禄太滥,耗费巨大,应当裁员减差,严正官阶等级。此外他还提出“宽民力、代民劳”的建议,以减轻百姓负担。张唐英不畏权贵,奏准罢逐皇亲官僚宗谔,弹劾龙图阁直学士卢士衡等,他的刚正威严,令朝廷一片肃然。

宋神宗励精图治,很想有所作为,可是当时朝廷上下暮气十足:宰相曾公亮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为相,年事已高,遇事依违两可;次相富弼亦老成守旧,因循无为。张唐英便向神宗推荐王安石,他说,江宁知府王安石,经述道德方面的修养很高,宜在陛下左右做事。第二年,王安石便逢调进京,入朝参政,开始推行变法。

张唐英对父母极尽孝养。任殿中侍御史初,上朝时仍穿旧服,神宗问他:“卿何尚衣绿耶?”张唐英回答说,先前的朝服臣已带回给了家父。神宗为表彰他的孝心,当即赏赐给他一套五品紫服。神宗正要重用他时,恰逢其父张文蔚于熙宁三年(1070)八月去世,张唐英便奔丧回家。

“熙宁元年(按墓志当为四年,即1071年)六月壬戌,有星陨于张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张商英《宁魂辞》)。这是说作为大孝子的张唐英在奔父丧时,由于哀伤过度,次年也跟随其父而去。这年张唐英不过43岁,可谓英年早逝。

曾祖父张珂、曾祖母樊氏

祖父张、祖母刘氏

伯父张禹次、张藻、父亲张文蔚字隐之、母亲冯氏

兄弟张轩英、张民英、张虞英、张商英

张唐英史才灵异,文笔精审,为当世所推重。据《宋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提要》、《全蜀艺文志》等记载,张唐英著作甚丰。撰有《蜀杌》10卷,《唐史诛奸发潜论》5卷,《仁宗政要》40卷,《嘉佑名臣传》5卷,《九国志补》2卷,《总要监今论》5卷,《渝南集》10卷,《补正楚书》13篇,并纂辑乐府诗歌千余首。其中以《蜀杌》最为名世,该书35万字,所记前后蜀事迹颇为详备,可补《五代史》所载两蜀史事之不足,是后世研究前后蜀历史的重要参考著述。(参考“毕胜俊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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