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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在1915年发起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

1918年迁回国内,1959年停止活动,存在近半个世纪。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中国科学社贡献颇大。

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

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1918年迁回国内,中国科学社1918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

中国科学社以后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

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黄浦区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该社于1959年秋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社虽然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但是自成立以后,就成了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与英国皇家学会非常相似。

到了1948年,任鸿隽曾说:“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天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科学社最初仅仅为一股份有限公司,目的是发行《科学》杂志,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将在美“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和学子们。《科学》仅专注传播科学技术。

《科学》发刊以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

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团聚了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代表性人物。其事业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影响波及“海内外”,欧洲的英国、法国,亚洲的日本和国内相继有人成为社员。

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年前夏季,一批留美中国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由胡达、周仁、赵元任、秉志、章元善、过探先、杨铨、金邦正、任鸿隽等为发起人。到去年底,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的社员已达35人,募集到500元股金。

年初,在上海出版发行了《科学》月刊。10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确定"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推进科学的传播和研究等多项事业为科学社的任务。社内分设农林、生物、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物理数学及普通等9股,由此,科学社会由发行刊物的集股公司改变为举办多项事业的学会。社员按各人所学习的学科或所从事的专业分别加入各股。

1924年7月1日,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召开第九次会议,与会者60人。竺可祯主席、赵石民在会上致欢迎词,翁泳霓、宋梧生相继发表演说。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成立,由国内各主要城市和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建立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等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

中国科学社的宗旨是:振兴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实业、军事。第一届董事长为任鸿隽,赵元任书记,杨铨任编辑部部长。其他领导人还有竺可祯、胡明复、丁文江、秉志等,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等均担任过董事。1918年该社迁回国内,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设立办事处。

1924年7月10日,中国科学社在宁开会,由朱其清试验刚建成的无线电话。方子卫在上海用无线电话向南京中国科学社作题为《无线电的趋势与用途》的演讲。首次试验良好。

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首台无线电话机的建成,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技术的局面。1924年6月,从美国归国的无线电工程师方子卫硕士多次呼吁北京政府重视无线电事业的发展。6月中旬,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成立,选举方子卫,胡刚复等5人为委员,竺可祯任理事会书记。议决立即组织研制无线电话机。

自1882(光绪八年)上海第一个电话交换所建成通话以来,电话通讯技术,一直被外国资本控制。外国资本还以此与清政府列立一系列专利和特权,并垄断中国的电话通讯事业。

1926年12月5日,中国科学社为反对日本支配中国文化事业,对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发表宣言。(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保管日本政府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并以此款在中国举办各种文化事业的机构)。《宣言》提出三项最低要求:一、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应脱离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局,成为独立纯粹学术事业机关;二、委员会所经理的图书馆、研究所及其他事业之职员与研究员,须由中国人担任;三、凡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之委员、均不得兼任委员会所办事业机关之有捧绘职员,俾得尽监督之责。14日,中国科学社又发表第二次宣言。指责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分委员会不顾中国科学社的第一次《宣言》所提要求,其决议全是日方委员的主张,《宣言》指出"中日文化协定实为日政府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并进之工具,吾人应即一致否认,要求代表民意之政府根本取消此项丧权辱国之协定,桑榆未晚,秦岂无人,急起直追,挽已失之权,立文化之基,是在国之努力"。

中国科学社从最初9位创始人,发展到1949年拥有3700余名社员,团聚了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基本上就业于大中城市,反映了近代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科技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态势与发展矛盾。

中国科学社入社条件为“科学研究”,办事机关分为董事会、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和图书部。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社员大会直接选举,其他各部门是为实现其目标而成立的办事机构,部长也由社员选举产生。从组织原则看是民主的,从组织结构看基本具备了一个科学学会的形式。中国科学社成立后发展很快。

中国科学社的领袖群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以任鸿隽、杨铨等为代表的科学组织行政管理者,他们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关节点。以秉志、周仁、竺可桢、翁文灏、胡先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以卓越的科研成就,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扩展了人类的知识。第三类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社会名流,中国科学社通过他们获取社会资源,扩张了社会网络和社会影响。

在这些领导人及其广大社员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对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发展与完成厥功至伟。在科学社团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方面,中国科学社作出了表率,在它之后成立的学会,大都遵循着与它大致相同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结构:即制定指导性文件"社章",规定了各类成员的专业标准及其权利与义务;设置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等机构,并规定了领导成员的职权范围及其任期;创办专门刊物、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体制化与西方科学社团的发展模式不同,西方综合性学会后来主要承担"指导、联络、奖励"的学术评议功能,中国综合性社团主要是为宣扬与传播科学、提倡科学研究,没有学术评议的功能。

科技体制化是衡量科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科学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就需要科技体制化作为组织保障。所谓科技体制化,就是让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大众所承认、科学有自己的操作规范和自主性等。中国科学社通过带动各专门学会及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使中国初步实现了科技体制化。在中国科学社的带动下,各专门学会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数学会等科学学会应运而生。除中国生理学会外,其他专门学会的发起人或领导者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这些学会均效仿中国科学社,建立了科学管理与民主决策机制。另有新中国农学会等多个科学团体,也是在科学社的影响下成立的。科技体制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而在中国现代最早充当科学家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就是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科学社团的会员。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正式形成,建立了相应制度。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级科学机构。中央研究院从筹备、建立乃至发展都与中国科学社血肉相连,科学社社员蔡元培被任命为院长即为一例。中央研究院最初40名筹备委员中除朱家骅等5人外,其余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许多科学社社员后来又应邀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如中央研究院4位总干事中,就有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而15位所长中就有1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

中国科学社的繁衍及其在中国科学体制化中的作用、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中国科学界存在着以"求学国别"为畛域的组织集团,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相属,没有结成统一的社会力量以制衡政府强力。这样,在政府强力挤压下,有历史性组织缺陷的中国科学社获取学术评议功能的努力遭到失败,这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极为不利。

中国科学社领导层成员的更替频率不高,虽对保持领导群体的稳定性,维持组织的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却没有完全遵循它所追求的西方学术社团的民主精神与民主程序。领导层成员的当选不完全以对社务关心的程度或学术成就的高低为标准,地域因素、同学关系及留学国别、留学学校及学科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筹码。这是民国科学社团的通性,这种现象,正是行进在近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科学体制化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性质,传统与近代、民主与把持、开放与封闭交织在一起。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改变了传统中国的许多观念和看法,但并未改变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观念。科学的实用性切合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实用理性"。科学那"求真"、"怀疑一切"、"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性难以在中国社会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这说明,自向西方学习以来,中国人表面看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本质上无论是科学精神、民主意识,还是自由意志等,基本上还笼罩在传统光环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学社在中国科学发展的物质文化层面上功勋卓著,但在科学精神、民主宣扬和实践成就上却相当有限,这也许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科学宣传与普及也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科学画报》,举行通俗科学演讲、设立科学咨询处、建筑图书馆和举办科学展览等,扩大了科学的社会影响,激发了社会对科学的兴趣,促进了中国科学家角色的形成。近代中国科学家角色发展经历了传统科学家→传统科学家兼西方科学翻译家→以科学教育为职业(也兼科学研究)的第一代近代科学家→以科学研究为职业(或亦兼科学教育)的真正科学家这样一个过程。随着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自身社会角色意识的觉醒,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才真正形成。

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初,就把科普宣传当成该社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做。他们创办的《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在传播科学理念、介绍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及时传达西方最新科技动态、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科学》杂志仅在19191938年间就刊行了20卷,如果按任鸿隽的统计,以每卷12期每期6万字计算,即有1400余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内容,以长短论文8篇计算,就有论文近2000篇;以每人作论文3篇计算,则有作者600余人通过《科学》发表了诸多学术观点。1933年,中国科学社又创办了一份普及性的《科学画报》半月刊,旨在“把普通科学智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用简单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片或照片,把世界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谐谈游戏都绍介给他们。逐渐地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科学画报》发行量很大,成为当时国人了解科学知识的良师益友,在推进中国“科学化”运动方面堪称功勋卓著。1953年,《科学画报》由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接办。此外,中国科学社还出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专刊、科学丛书和科学译著等,如吴伟士的《显微镜理论》、李俨的《中国数学史料》及译著《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堪作代表。与此同时,科学社还举办通俗科学演讲、创立科学图书馆等活动,如1921年开放的南京图书馆有藏书几十万册,每年从英、法等国订购杂志140余种;1931年明复图书馆开馆;1936年,金叔初捐赠一生收藏的贝壳学图书,为“东亚最完善之贝壳学图书馆……凡英德法美比日各国之斯学杂志,皆灿然大备,卷序有长至数十年者,洵为现今不易搜罗之专门典籍”。(《社友》第54期,1936年4月18日)中国科学社所做的这些工作,有效地传播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开阔了国人的科学眼界。

召开年会是中国科学社的既定任务,从19161936年召开过年会凡26届。年会地点遍布全国,与会者也由最初单一的团体发展为多团体联合,学术交流日益规范,学术声望遍及全国。科学社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邀请世界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如在1920年有美国教授推士演讲“科学事业与科学团体”、法国著名算学家班乐卫演讲“中国科学与教育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演讲“爱因斯坦引力新说”;1922年有美丽尔博士演讲菲律宾科学局设立之经过;1929年有德国物理学及航空学家卡曼、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等来华演讲等。另一方面,科学社又积极走出国门,1926年派竺可桢等12人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9年组织人员出席了在爪哇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等。

中国科学社年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交流系统正规学术会议从萌芽到成熟的一个缩影,从以交谊为主的学生会性质年会,发展到以学术交流为特征的学术团体年会,逐渐成为团聚全国大部分科学精英的科学家盛会。中国科学交流系统学术论文大多用西文行文,虽是后发展国家科学进入世界科学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有其合理性,但在客观上延缓了科学本土化的进程。与西方科学研究推动科学交流系统的发展进程不一样,中国先以科学宣传与交流推动科研的发展,然后相互作用促进交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22年在南京成立,此乃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该所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进行生物学的标本采集与研究,前后历时30余年,并在物种调查及动植物实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如此,还在原生动物、介壳类、两栖爬行类等11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譬如,张景钺《蕨类组织之研究》、钱崇澍《安徽黄山植物之观察》、陈桢《金鱼的变异》等在中国生物科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生物研究所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倪达书,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张孟闻,鱼类学家张春霖,兽类学家何锡瑞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人才,而且还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出国深造。与此同时,生物研究所还对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等相近的生物学研究机构进行了积极的扶持和帮助。可以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启了中国现代有组织、有系统的生物学研究,使中国生物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传入中国步伐的加快,科技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日益加剧,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学》在创刊号《例言》中说:“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因此,科学社将科学名词的审查和编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董事会公举赵元任等5人为委员,负责科学名词之审定事宜。从1919年起,科学社参加了中国第5次至第12次的科学名词审查会。1933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后,中国物理学会推定科学社社员吴有训、严济慈等7人组成名词审查委员会。1935年国立编译馆委托电机工程师学会审查电机名词,在20名审查员中,就有10人是中国科学社成员。

传统中国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自然也没有科学社团这一社会组织。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科学社团的创建也走上历史舞台。与西方科学社团相比,中国科学社团无论是创建的社会环境、组织形式,还是组织程序、社会功能、与政府的关系等,都有其自身的特征。中国科学社既是为适应科学的专门化和大科学发展趋势而创建,也是中国社会现状与美国社会绾合的产物;既是中国科学人才聚集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更成为不断催生科学家成长与群体壮大的摇篮。从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纽约州小镇倚色佳康乃尔大学创建,到1960年在上海黯然宣告解散,中国科学社见证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本文运用科学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梳理这一团体在激变社会中的演化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以探讨中国科学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西方近代科学社团为模本的中国科学社,宣扬科学、实践民主,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的需要,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国科学社多次调适其社会角色。成立之初,取股份公司形式,仅发刊《科学》杂志。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学术社团,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社务大为扩张。1918年搬迁回国,将社务重心转移到宣扬科学研究与科学体制化,并身体力行具体实践,于1922年8月进行第二次改组,明确打出科学研究旗号,创建生物研究所等。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再次进行角色调整,将社务重心转向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并重,创刊《科学画报》、改版《科学》,并试图向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或中国科学促进会这一角色转换,以担当"指导、奖励、评议"功能,惜未获成功。在艰难困窘中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又积极呼吁科学家们致力于科学的合理利用、追求民主与学术独立。1949年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完全丧失,但仍一直坚持到1960年,才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是从宣扬科学研究、呼吁创建各种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社会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专门科研机构体制化的作用都十分显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科研机关的典范,不仅取得大量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成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共同体的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未来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对科学研究氛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塑造与传播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程,为民间社团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路径。总体而言,民国时期虽然存在不被政府完全控制的民间社团,但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科学社等民间社团利用私人关系这一非正规的组织关系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空间,但在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正规的制度性关系上建树很少。具体来看,民间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在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显现出不同的态势。中国科学社利用北洋政府时期割据混战造成的中央"政府权力"空隙迅速发展,逐渐充当起国家学术代表的角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不断强化其在学术文化事业上的功能,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体制政府化大幕,中国科学体制化也走上了异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社这类民间社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扶持,但其施展空间已被急剧压缩,发展前景也日益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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