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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袁世凯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权)

中华帝国是公元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预备成立的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政权名称。

1912年共和立宪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因事权牵掣造成的诸多纷扰对积贫积弱、亟待发展的中国颇为不利,再加上当时的政局乱象及部分中外学者力谏变更国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袁世凯选择效仿当时部分世界列强成熟且主流的政治体制,准备建立相较于中国历代君主专制政体先进的君主立宪政体,原定于1916年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然而多次劝进改变国体、同意帝制的蔡锷密谋反袁, 再加上多方势力剿击,使中华帝国还未对外正式宣布,袁世凯也未正式登基便以失败收场,期间对外仍称中华民国。

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世凯安排的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愈来愈多的“请愿团”上书,要求变更国体。也有部分反对的声音,如进步党党首、前司法总长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坚持其对变更国体的一贯反对。而筹安会却发表大量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的文章,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一元化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提出了两个论据来证明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名共和真专制,不如名正言顺君主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动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另外,袁世凯还收到《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全国各省督军都有签名,包括云南代表蔡锷和唐继尧,劝进文书写道:

“……芝贵等实见中国国情,非毅然舍民主而改用君主不足以奠长久之治安,是以合词密恳元首,俯仰舆情,扶植正论,使国体早得根本解决,国基早定根本之地位……”

1915年8月23日成立后的“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1915年8月25日,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帝制。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帝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

面对愈来愈多声称代表民意支持袁世凯即帝位的民意团体(即请愿团),1915年9月1日,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请愿改变国体,支持帝制的人组成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立宪风潮。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筹安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全国选出代表决定国体问题。

1915年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有83件。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这1993个国民代表就国体变更进行投票,结果国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君主立宪制。当日,各省代表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第二天(即12月12日),他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就这样,袁世凯接受了第二次推戴书,预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打算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中华民国欲改为中华帝国。中华民国总统府欲改为新华宫(今中南海),中华帝国正式进入筹备阶段。拟定《新皇室规范》: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却联名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爆发起义。1915年12月23日夜11时,由唐继尧、任可澄署名的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电报指出:

“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 记曰:‘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己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严复、刘师培、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等12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限1915年12月25日10时以前答复。同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

1915年12月24日,唐继尧再次任命一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

1915年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 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5点声明:

(1)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款均仍旧担任;(2)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3)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4)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5)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

护国战争爆发了。1915年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总司令部下辖3个梯团,每梯团2个支队。第一军是护国军的主力,总兵力3个旅,计9000人,武器装备仅一、二支队较为精良,配有德造管退炮4门、机枪4挺,其他支队多为旧式九子枪,甚至还有没有枪的士兵。总司令部成立后,所辖各部队分路向四川进发。左翼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于27日首先出发。

1915年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袁世凯政权不符合日本帝国在华利益,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前后逐渐向欧美各国靠拢用来制衡日本,日本决定推翻袁世凯政权。在南方起义后,日本政府在背后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1916年01月09日,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本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沪,嘱与联络;

1916年01月19日,大隈重信内阁通过了注意中国南方动乱的决议;

1916年02月19日,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

1916年02月21日,大陆政策急先锋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建议采取手段让袁世凯退出并扶植日本的政治势力;

1916年03月0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量讨袁一事,并设法赴广西;

1916年03月07日,大隈重信内阁决定要袁世凯退出权力圈,因为袁世凯不能保障日本在华利益;

1916年03月15日,代理奉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电告外务省,日本人策动宗社党起事;

1916年03月30日,日本太仓喜八郎以百万日元资助前清肃亲王善耆的宗社党;

1916年05月04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得到日本资助,从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

护国战争的爆发使得南方多个省份相继响应。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趁机活动,反对袁世凯。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撤销帝制令》全文如下: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钜,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 傥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 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

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 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俊转圜。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 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 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 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但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1916年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世凯退位。1916年5月6日,袁世凯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随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但因各省区将军代表意见不一,会议无果而终。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15分逝世。

中华帝国虽未能成立,但已预先定立了国旗和国歌。国徽则沿用北洋政府的十二章国徽。国歌沿用1915年5月制定的北洋政府国歌《中华雄立宇宙间》(荫昌作词,王露谱曲),但更改歌词“共和五族”为“勋华揖让”。

1915年11月11日 政府公报第1262号

郑汝成追封一等彰威侯

1915年11月15日 政府公报第1266号

郑大为着承袭彰威侯

1915年12月15日,策令、政府公报第1296号

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申令如下:“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盘名茂典,王其敬承。”

1915年12月18日 申令、政府公报第1299号

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旧侣为黎元洪、奕匡、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耆硕为王运、马相伯;故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1915年12月19日 申令、政府公报第1300号

前以武义亲王黎元洪,毋许固辞

1915年12月20日 申令、政府公报第1301号

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申令如下:“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1915年12月21日 策令、政府公报第1302号

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

特封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

特封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

特封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

特封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为一等男

特封何宗莲、张怀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卢永祥为一等男

特封李兆珍、王祖同为二等男1915年12月22日 策令、政府公报第1303号

赵秉钧追封一等忠襄公,徐宝山追封一等昭勇伯

1915年12月23日 策令、政府公报第1304号

特封刘冠雄为二等公,林葆怿、饶怀文为一等男

特予曾兆麟、林永谟、杜锡圭、汤廷光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封雷震春为一等伯

特封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增、张敬尧为一等子

特封倪毓、张作霖、萧良臣为二等子

特封吴金彪、王金镜、鲍贵卿、宝德全、马联甲、马安良、白宝山、昆、源、施从滨、黎天才、杜锡钧、王廷桢、杨飞霞、江朝宗、徐邦杰、李进才、吕公望、马龙标、吴炳湘为一等男

特封吴俊升、王怀庆、吴庆桐、冯德麟、王纯良、李耀汉、马春发、胡令宣、莫荣新、谭浩明、周骏、刘存厚、叶颂清、张载阳、张子贞、刘祖武、石星川为二等男

特封石振声、何丰林、臧致平、吴鸿昌、王懋赏、唐国谟、方更生、张仁奎、陈德修、殷恭先、周金城、李绍臣、康永胜、常德盛、张殿如、马福祥、张树元、李长泰、许兰洲、朱、熙、孔庚、方玉普、马龙潭、裴其勋、朱福全、隆世储、方有田、陈树藩、陆裕光、杨以德为三等男

特予王宾、周文炳、齐燮元、夏文荣、吴新田、荣道一、张联升、张建功、刘跃龙、丁效兰、刘启垣、萧安国、卢金山、徐廷荣、汪学谦、马廉溥、蔡成勋、范国璋、杨春普、刘洵、聂宪藩、董崇仁、刘锐恒、商德全、范书田、马、麒、陆洪涛、管云臣、田应诏、陶忠洵、王正雅、望云亭、伍祥桢、马良、王麒、吴长植、田友望、高凤城、徐世扬、唐天喜、徐占凤、李奎元、成、慎、柴德贵、刘镇华、田作霖、刘金标、殷贵、吴起恒、鹤春、袁德亮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李焕章、恩荣、朱廷灿、吴佩孚、徐鸿宾、郑士琦、王汝勤、张九卿、由犹龙、车震、关忠和、田宪章、萧广传、赵俊卿、范乐田、李鸿举、李得胜、刘富有、申振林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5年12月26日 策令、政府公报第1306号

徐光志着承袭昭勇伯1916年01月01日 政府公报洪宪第1号

孔令贻着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1916年01月28日 政府公报洪宪第24号

龙济光着加郡王衔 特封李嘉品一等男

1916年02月15日 政府公报洪宪第41号

特予伊昌阿赛音吉雅图卿盖勒补音伊达木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乌勒吉武凌阿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布勒特乌勒吉布和伯荫贡楚克扎布巴图德立格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2月21日 政府公报洪宪第47号

特封熊祥生二等男

特封李炳之、吴佩孚三等男

特予王承斌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3月02日 政府公报洪宪第57号

特予张福来、王直、陈能芳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3月07日 政府公报洪宪第62号

特封冯玉祥三等男

特予赵锡龄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孟振元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3月23日

下令恢复中国民国年号。(中华帝国改用"中华民国"为年号,是年即为中华帝国“中华民国”元年。)

中华帝国实为一方才成立即陷于困境之国家。此成立过程前后有关的宪法和国际法问题,自引起学者之关注。然而直到袁世凯宣布废除帝制都未正式登基,也无在国际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帝国,更无任何国家承认中华帝国,在外交中袁世凯一直用“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应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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