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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于瑞京(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国家政体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对外继续沿用“中央西北办事处”名义。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相继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参加对日作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俄文译名:Кита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预演。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于瑞京(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统一领导原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1935年5月,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国家政体由此演变为联邦制。

10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结束长征。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同月,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并正式启用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与国徽旗。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对外继续沿用“中央西北办事处”的名义。5月,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

7月,红四、红二方面军撤离西北,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机关随军北上,西北联邦下辖之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不久遭敌镇压,归于失败。此后,西北联邦政府亦不复存在。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的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10月,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所辖南方八省苏区之红军部队,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开赴江南抗日前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7页)因此,“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与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而组织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的管理职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辅助职能,即便是辅助职能,它也是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行使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具体来说:

一是统一领导全国各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严密封锁、积极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二是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国家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央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

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张鼎丞、古大存 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

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张鼎丞、古大存 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邓子恢、张爱萍、李克农、康克清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1934年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根据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额不超过585人,其全体会议每6个月召开一次。

1932年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的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由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和后方机关共 86,000 余人组成的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注:另一说为“于10月21日自雩都启程”)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的罗山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由川陕苏区的苍溪启程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苏区的桑植刘家坪出发 其中: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 20,000 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率领)长征行程 8,000 多里;只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等率领)行程才是 25,000 里。红军北上抗日代表了将士们的革命信念。

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省级行政区划:江西省(1930-1935)| 闽赣省(1933-1935)| 粤赣省(1933-1934)| 福建省(1932-1935)| 赣南省(1934-1935)| 湘赣省(1931-1937)| 湖南省(1930-1931,共和国成立前)→湘鄂赣省(1931-1937)| 赣东北省(1931-1932)→闽浙赣省(1932-1935)| 鄂豫边省(1932)| 湘鄂川黔省(1934-1936)| 鄂豫皖省(1932-1934)| 湘鄂西省(1931-1932)| 川陕省(1933-1935)→川康省(1935) → 四川省(1936)| 川滇黔省(1936)| 甘肃省(1936)| 陕甘晋省(1935)| 陕北省(1935-1937)| 陕甘省(1935-1936)→陕甘宁省(1936-1937)

直辖县:瑞京县| 西江县(1934年起)| 长胜县(1934年起)| 太雷县(1934年起)

江西省

闽赣省

会昌、于都、安远、寻乌、西江(于都、会昌、瑞金间)、筠门岭(会昌、寻乌间)、信康(信丰北部、南康南部)、赤南(于都、会昌、赣县间,1934年改称登贤)、蕉寻平(蕉岭、寻乌、平远间,一度属福建)等县

湘鄂西省

辖仪陇、巴中、阆中、宣汉、达县、梁山、营山、渠县、开县、开江、通江、南江、沔县等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包括仙桃、洪湖、江陵、荆州、公安、华容、南县、安乡、潜江、天门、京山、汉川、汉阳、应城、云梦、孝感、鹤峰、桑植、石门、慈利、五峰、长阳、恩施、宣恩、建始、巴东、大庸、龙山、房县、均县、竹山、谷城、保康、荆门、当阳、远安、宜昌、南漳、常德、汉寿、岳阳、湘阴、益阳、沅江、襄阳、枣阳、宜城、钟祥等全部或大部分区域,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仅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东临黄河之滨,西迄六盘山下,北到长城,南至桥山,辖神木、府谷、佳芦、榆林、佳北、绥德、清涧、延川、延水、延长、红宜、红泉、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靖边、新城、横山、安定、子长、安塞、志丹、延安、甘洛、肤施、富县、定边、安边、赤安、华池、合水、赤庆、环县、曲子、固北、定环、盐池、豫旺、豫海等40个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宪法大纲》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些基本任务主要有: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工农、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实现土地国有;推翻与外国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中国胜利,参加革命战争的权利只属于工农劳苦民众;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实行绝对政教分离原则;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对因革命行动受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权;苏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的联盟者。

候补

委员

农钿 朱克盛 李生保 滕代远 罗荣桓 蔡畅 黄长娇 罗元杰 谢学连 刘列珠 范乐春 黎莲秀 赖荣光 王孚善 曾昭明 胡美水 冷仪 张炳如 邹芳禧 董必武 王秀 康保贵 吕广运 邓先钊 刘传家 王汉章 殷松瑞 叶胜芳 张标 刘进文 庐同好 张振芳 项英 吴秀英 丘荣光

1934年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撤离瑞金,在原中央苏区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抵达陕北后,临时中央政府迁至陕西保安,1937年1月迁至延安。

1935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不再出现。

1937年8月2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瑞金是红色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共和国元勋成长的摇篮。新中国第一、二代大多数领导人,开国元帅中的9位,开国大将中的8位,以及1966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中的35位上将、114位中将和440位少将,当年也都在瑞金战斗、工作、生活过。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邓小平

项英

张国焘

王稼祥

邓发

何叔衡

林伯渠

曾山

林彪

彭德怀

刘少奇

陈云

瞿秋白

张闻天(洛甫)

毛泽民

陈潭秋

张鼎丞

谢觉哉

董必武

陈毅

刘伯承

邓子恢

博古(秦邦宪)

李德(奥托布劳恩)

王明

主 席:朱 德(1931.11.25-1936.12.7)毛泽东(1936.12.7-1937.8.22)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第一届)

周恩来 王稼祥 (第二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先后建立了军级番号的红军部队有35个(若算上先后授予同一个番号的军级部队,这个数字更大),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才全部集中于中国北方的陕甘宁边区,此时,南方八省仍有为数上万人的红军游击队在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番号从此撤销。但仍有几支红军游击队改编较晚,甚至有拒绝改编的。

军团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朱云卿、叶剑英(1931.5)、刘伯承(1932.10)、叶剑英(1933.11)、刘伯承(1934.12)

,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兼,1931.3)、周以栗(代理,1931.5)、杨尚昆(1932.6)、袁国平(1933.6)、王稼祥

徐彦刚/左权

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刘士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货币,发行独立货币。不使用孙中山的头像,而是将苏联领袖列宁印在货币上,并同时发行背景为地球图案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一圆币值的银币。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长毛泽民。银行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有分行、支行、兑换处等。除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外,还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同时也发售部分“银行股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经济上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严格封锁的同时,在军事上还经受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疯狂围剿。当时中华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及一些省政府为开展革命战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保卫红色政权,公开发行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并将这类公债定名为“革命战争公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三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于1932年6月和1933年6月两次发行了革命战争公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发该决定。一期公债总额为60万元,二期公债总额为120万元,利率为周年一分。债券面额分别为“五角”、“一元”、“五元”(银元)三种。该公债发行及还本付息工作由各级政府机关、红军经理部、国家银行以及政府委托的各地工农银行分行、合作社等分别办理,一年以后还本付息。

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村谢家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成立。首任局长为李六如。1933年,随财政部迁至瑞金沙洲坝新屋家。1934年7月,迁往瑞金县云石山乡丰垅村,下塘上新屋梁氏私祠内单独办公,局长为陈笃卿。

2002年10月,开始修复,2003年6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03年9月竣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为税务局旧址题名。总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并在旧址原群众住房内举办中央苏区税收史陈列。

1933年9月, 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1934年2月,被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入直接领导,成为与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平行的政权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审计条例:"一是审核国家的岁入岁出二是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中央审计委员会先后审核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各事业单位和团体的财务收支情况,国营企业的财务收支情况等,每次审计结果都在《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公开披露,对苏区的反贪倡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因为地处农村和面临战争环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里的中国”、“马背上的共和国”、“山林里的国度”等等。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二苏大”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形态更加完备。总体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的领导。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博古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但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平叛”与反“平叛”、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 ,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科学总结对敌斗争和治国安民的历史经验,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架和活的灵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培养造就了我党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据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干部总数,共有五万余人。这支干部队伍,是苏维埃和红军时期的一代精英,他们既是苏维埃政权的开创者,又是新中国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当年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有经验、最有威信、最成熟的领袖。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的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还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并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是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红军也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由此形成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成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二是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就牢固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并努力付诸实践。毛泽东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三是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当年中央苏区的干部没有薪饷,只发伙食费,干部下乡和开会,必须自带干粮。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以及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坚定信念 求真务实 一心为民 清正廉洁 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 无私奉献

201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求真务实,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苏区精神的精髓所在;一心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根本宗旨;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开拓创新,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是苏区干部的崭新风貌;无私奉献,是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军民的崇高精神品格。

胡锦涛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回顾我们党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业绩,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意义。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道路,是我们党总结血的教训,进行不懈探索,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我们党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也到井冈山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相继建立了赣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红一、红三军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建设中,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步。所有这些,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重要的鼓舞和示范作用。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平叛”,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同志为主席。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由于后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在国民党重兵的第五次“围剿”中,革命力量和根据地受到巨大的损失。在长征途中,我们党经过对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和深刻反思,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党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党正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回顾党的创业历史,就是为了认真汲取其中的宝贵经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领导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也是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领导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革命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的中国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正因为我们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和革命政权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有这样一首革命历史歌谣,被老区人民广为传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当时在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以及为发扬这种好风气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我们的物质技术条件同那时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扬不畏艰险,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

同志们,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温故知新,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示,获得力量。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4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艰苦创业的伟大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业绩,就是要结合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里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只能靠我们党自己在革命实践中进行艰苦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革命实际条件下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逐步探索并成功开创出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习近平指出,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习近平强调,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回顾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非同寻常;展望未来的征途,前景光明、任重道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新的实际认真学习和运用当年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教育共产党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2001年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写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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