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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或美中关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一些媒体将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的定位和表述。

中美两国关系是趋于友好与合作的。但由于历史原因、政治文化等因素也有歧见和矛盾。总体讲,是合作多于冲突,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得益苏联的影响和帮助更大,中美是两个阵营的。后来中苏分道扬镳,毛泽东、尼克松高瞻远瞩改善了中美关系,实现了中美建交。

现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力争成为一个富裕强大文明的国家,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维护世界和平。美国的目标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实现美国梦,包括国民幸福,国家安全,以及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包括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因此,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在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相互争论,国家利益上不少冲突。因此不少人戏称为“美中不足”。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发展大局,对美国也十分重要;从中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双方要加强沟通,建立互信。

2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祝贺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感谢特朗普2月8日来信就元宵节和中国农历鸡年向中国人民致意节日祝福,对特朗普表示愿意努力拓展中美合作、发展惠及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双边关系表示高度赞赏。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再次祝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节日快乐。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就任以来,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了密切沟通。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中美两国发展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方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2012年10月14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10年里,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共有2000多名维和人员在境外执行任务,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国际体系变革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进程,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增加。中国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治理改革等,在许多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张业遂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中国世界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年来,在中国几代领导人和美国历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过去10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10年。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美两国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4466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182倍。建交之初,中美之间人员往来每年约1万人。而2011年每天有近1万人、每26分钟有一架航班往来于两国之间。中国在美留学生超过16万人,美国在华留学生已达2.4万人。

二是中美高层往来和对话磋商频繁、深入。2003年至今,中美两国元首共举行26次会晤。双方新建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省州长论坛等多个重要对话机制。双方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日常交流与沟通更是不计其数。通过这些交往,双方就广泛议题保持着深入、坦诚沟通,对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两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进行建设性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两国在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疾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富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

张业遂认为,由于中美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有些是因为政治偏见所致,有些由于相互缺乏了解造成,有些是两国建交以来一直存在的老问题,有些是随着两国关系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

张业遂说,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互谅,特别是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双方应坚持通过对话磋商,增进理解,积累共识,避免误解和误判。对于两国的经贸摩擦,应本着开放精神和互利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

展望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张业遂表示,胡锦涛主席初访问美国期间,同奥巴马总统就中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全球化时代,在中美两国利益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新视角、新思维。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零和游戏”。

张业遂说:“我相信,只要双方坚定致力于相互尊重、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处分歧,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对抗的所谓‘定律’,走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今天发表长篇演说,铺陈美中关系未来新方向。他指出,两国新政府上任代表关系的新篇章。

多尼伦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说,花相当长的篇幅说明当前美中关系,并描绘未来的展望。

多尼伦表示,与中国大陆发展建设性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策略的第三大支柱,总统奥巴马相当重视,并认为当前外交、经济和安全挑战都需要中国参与,过去四年两国关系获得许多改善。

他说,美国政府已准备好与中方新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等高层在既有关系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国领导层更替和奥巴马连任,将打开美中关系新的篇章和机遇。

多尼伦认为,美方不希望两国关系定位在对立和冲突上,奥巴马和习近平都同意,已有的和新兴的强权国家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两国必须持续改善沟通管道,就共同关切的议题合作,而军事对话居关键。

【美国白宫网站2013年3月11日文章】题:2013年的美国和亚太(作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

我在华盛顿发表过一次演讲,概述了美国如何在全球进行再平衡以符合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随着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我想集中谈谈未来的某些挑战。

之所以非常合乎时宜的,因为是亚洲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东京和首尔的新领导人已经就职。在北京,中国的领导层更替本周就要完成。

我们的战略支柱之一是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总统对此十分重视,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协商,如果中美两国不建立广泛、富有成效、建设性的关系,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外交、经济和安全挑战都无法解决。过去四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中国完成领导层更替,美国政府已准备好与习近平、李克强及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起,在两国现有关系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领导层更替和奥巴马总统连任共同为美中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奥巴马总统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和平、繁荣崛起。我们不希望两国关系被定义为竞争和对抗。我不认同某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抛出的所谓正在崛起的与已有的大国必将陷入纷争的言论。

纷争不是必然的。这并非物理定律,大国对抗是由领导人作出的一系列选择造成的。也有人呼吁遏制中国,我们同样反对这么做。但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美中两国的共同责任。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均认同这一目标。

要想建立新模式,我们必须改善沟通渠道,并在事关双方利益的问题上展开务实合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加强美中军事对话是消除我们之间很多风险和潜在竞争源头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所寻求的新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美中关系的严重缺陷。

巩固双方经济关系的基础也十分关键。我们向北京明确提出,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必须承担起与其经济影响力和国家实力相称的责任。在与中国新领导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会鼓励他们推进“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美国将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美国还将寻求通过二十国集团与中国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挑战。

还有一个类似问题是网络安全。这个问题对两国经济关系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重。中美两国均需致力于确保互联网的开放性、共通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2013畅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设想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权威的《外交》杂志专访,畅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并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网络安全、及朝鲜半岛局势等热点问题回答了美国记者的提问。
  作为中国资深的外交家,崔大使对中美关系及其发展的考量是颇具战略性的。他表示,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快速发展并获得国际影响力时,她与其他大国往往是一种‘零和’关系。这种关系常常会导致冲突甚至战争,但中美两国都有决心避免历史重演,一致同意探索构建一种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他特别指出,2013年来中美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双方就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主席当选后不久就与奥巴马总统通话,双方进行了很好的交谈。而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过去4年里进行了12次会晤,这种频率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都是少见的,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中也不多见。崔大使表示将继续推动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交往的势头,继续发展和完善两国间各种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
  此外,他还强调,不能简单地将中、美相提并论,因为美国在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均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还是军事实力等许多方面,要真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崔天凯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亚太拥有战略利益,从未撤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国无须‘转向’亚太,因为美已经在这里了。崔大使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确让一些中国人感觉美此举是有意针对中国的。但自去年以来,美方开始尝试更加全面地阐释其亚太政策,访问中国的美国官员也多次表示,该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中国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崔大使表示,中方认真听取了这些表态,当然更要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2011年来,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美国政府于2011年更是首次公开指责中方对美发动网络攻击,崔大使认为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领先中国许多,无论是在防御还是攻击方面都更具有优势。迄今为止,美方并未提供任何确凿证据来证明所谓中国对美国采取了网络攻击行为。相反,中国境内的电脑、公司、政府机构每年也受到大量网络攻击,如果我们对这些攻击进行追踪,会发现大多数攻击来自美国,但中国并未因此就得出结论,称这些攻击受到美国政府资助或支持。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崔天凯大使表示,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坐下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认真研究如何制定相关的规则,建立合作的渠道,以避免类似攻击再次发生。
  崔天凯大使曾经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还曾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因此对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关于钓鱼岛问题,崔大使强调,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容置疑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领导人均决定暂时搁置这一争议。这一明智决策确保了后来许多年里两国在问题上风平浪静,直至日本政府2012年决定对实施“国有化”。该问题的旧有平衡已被打破,这种局面完全是日方一手造成的。中日两国应展开严肃的对话和磋商,中方希望美国在该问题上真正做到不持立场。关于朝鲜半岛问题,崔大使指出,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二是坚持半岛无核化,三是坚持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这三个基本原则相互关联,不能割裂。中国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的立场朝鲜方面是很清楚的,而中国长期来一直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与朝鲜核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崔大使强调,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和朋友,也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如果说中国对朝鲜具有一定影响力,那么这种影响力也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中国将继续为实现半岛和平稳定及无核化目标做出努力。

20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世纪”,自然和美国的“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对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既是灾难,又是极难得的机遇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们都只是灾难。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它有两次机会按自己的意愿把这个世界塑造成它喜欢的样子。

第一次它失败了。威尔逊提出号称“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倡议为永保和平而建立国联,结果先被欧洲权力政治大打折扣,后被自己的人民否决。首倡国联的美国反而没加入国联。美国人似乎还没做好“达则兼善天下”的准备,不肯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问题多操心。10年后,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更使其连“独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与上一次不同,美国人没有再规避责任,决心领导世界。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将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承担主要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重建的欧洲和日本见证了一个美国经济资源和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数十年后苏联解体时。

这么说也许没错: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中,中国的位置一直在变化。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断递增,越到后来越是重要。到二战时已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20世纪的中美关系总有个“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后半段是苏联,与中、美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一战结束之后,为了争取日本参加国联,美国在巴黎和会牺牲了中国;二战时中美却成了盟友,联手打败日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倒向苏联,受到美国遏制;20年后中美结盟,共同制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直到1990年代才进入了真正的“双边关系”,2010年后的十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驻华使节是波动起伏的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所谓“外交授权有限”,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有时却也能影响政策。他们一般要请示华盛顿对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坚决奉行白宫和国务院所定的对华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强烈的个性,对中国的真切接触和对美国长远利益的考量,有时使他们越出这界限。从他们的资历来说,要么是总统政治性任命的,要么是外交机构里的职业官员(少数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来之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见,因为同总统有私密关系,有时可以越过国务院直接向总统陈情;后者常常是会说汉语的“中国通”,遇事更多向国务院请示汇报。

我们选出了美国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蒲安臣,先后任美国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权使节,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

司徒雷登,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及《别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试图让新中国同美国合作。

老布什,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大使,后来也成为对中国最友好的总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中美关系。

洪博培,已经宣布参加2012年美国大选,他在中国任期虽短,经历的风雨和收获的赞誉却不少。

骆家辉,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刚刚卸任的商务部长,7月即将到任的驻华大使,他需要在华裔背景和美国利益之间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尔逊牺牲中国绥靖日本

在19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常常唯英国马首是瞻,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华外交也逐渐独立。1900年前后,欧洲列强各自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为保护在华利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要求他们向美国开放。对中国来说,这一政策的正面意义是提出了要“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此后三十多年,“门户开放”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基本原则。

列强之中,最有超越“门户开放”、独占中国冲动的是日本。

“一战”爆发,日本利用与英国的结盟,把德国赶出了中国(山东半岛)和西太平洋(加罗林、马里亚纳和马绍尔群岛)。此时,欧洲力量在亚洲的影响暂时消退,美国成为惟一能影响中日纷争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美国是西方列强中最早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还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的铁路和工业投资。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美国表示反对,同时却承认日本在满洲等邻近日本的地区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中,美国再次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美国参加一战后,中国也对德、奥宣战,期待通过这场形式胜过实质的“战争”,没收两国在中国的资产,终止与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一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在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将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中国代表去见威尔逊,希望他主持公道。威尔逊表示:他对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惊讶,建议中国代表也坦率地陈述中国的主张。

驻华公使芮恩施密切关注着这些情况。在和会召开前,他就致函国务院和威尔逊,强调中国问题必须得到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必须放弃使这个世界免遭军国主义灾难的希望”。威尔逊却向日本让步了。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中国空欢喜一场,取代一种不平等的是另一种不平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

1945-1949罗斯福与杜鲁门盟友撤离中美反目

和一战时很相似,二战开始阶段美国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同日,中国也正式对日宣战,这时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年。

接下来4年中美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双方达成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美国将军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对日战略,《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必须归还中国领土。

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论”,设想美、英、苏、中,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的方式来维持和平。把中国列入四强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因为美国在亚洲需要有一个支持者。因此,美国不顾英国反对,支持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时殷弘看来:“罗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来,知道亚洲民族主义总是要起来的本质上是厌恶西方的。这些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能不能追随美国,那么当然,中国很重要,是一个样板。美国在中国做好了,就可以引导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另一个战略意义,是让中国盟友承担起亚洲一大部分监管任务。这两个意义无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还是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当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他的角色又会如何,尤其是当这个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仅次于美国的苏联时?罗斯福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一开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当日,杜鲁门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说明问题。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刚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调停国共纠纷失败后,开始援助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8月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中美国承认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多达22.5亿美元。

但随着国军的败退,1948年末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从“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开始与各国大使接触,主张各国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国使团中只有苏联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周恩来让与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的黄华去南京军管会担任外事处长,与他进行私人接触。

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中共政府的3个条件: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承担其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令美国失望的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称新中国将奉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据说司徒雷登曾请民盟的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传话:假如中共对美国和苏联采取中立态度,美国可以承认新中国,并提供30至50亿美元贷款。而罗隆基得知《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不敢转达消息,几年后才说出来。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美国驻华使馆和各地领事馆人员留守原地“观察”中国。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国在北平的兵营等房产后,美国终于撤走了全部驻华人员。

1972尼克松与基辛格借力中国抗衡苏联

朝鲜战争、台海危机、敌意的政策使两国的正常关系中断了20多年。在此期间,双方长达15年(1955-1970)的大使级会谈只是各说各话:中国想要解决台湾问题、被美国冻结的资产;美国劝中国放弃武力统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谈判。136次会谈只达成了一个协议,西方媒体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中苏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国的决策层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战略机会,直到老罗斯福之后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现实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必须找机会制造变化。”她,指的是中国。

机会来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当年夏天尼克松做了个不寻常的决定:放弃虚耗时日的中美现行对话机制,引入中国为转化力量,打破美苏两极对峙局面,建构战略性三角关系。

由于中美都认为苏联是比对方更大的威胁,两国对改善关系很积极。有趣的是中国释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国国庆日的观礼台上,美国记者斯诺被安排在了毛泽东身边。12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高估了斯诺在美国的影响。事实上,华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直到后来通过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密访问北京。为了躲避媒体,他先公开访问了南越、泰国、印度等国,最后在巴基斯坦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被送往总统别墅“治疗和修养”。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专程前来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领航员早已在机内恭候。

由于基辛格访问印度只用了两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也不能超过48小时,以免“厚此薄彼”。当天中午专机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会谈。开始,基辛格有点紧张,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念,后来看到周恩来面前只放了一张写着要点的纸,他也收起文件夹侃侃而谈起来。结果包括飞机上的时间,只用了17小时就顺利完成密访。双方约定把尼克松访华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席位。

据基辛格的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见到尼克松时,一开口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他毫不拖泥带水地表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等个一百年吧!”毛泽东身体状况不佳,不久前还病了一次,原本只准备谈一刻钟,但他靠意志坚持了75分钟,最后才以询问时间的方式,暗示会谈结束。

2月27日,中美达成《上海公报》,次日发表其中有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一年之后,双方又发布一份公告,同意将共同“抵抗”任何国家在“全球”建立霸权的企图。

美国与中国合作,苏联的最佳选择只能是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莫斯科原本对安排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会反应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结果,基辛格密访北京不到一个月,就迫不及待邀请美国总统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仅3个月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这样解释尼克松的动机:“尼克松飞过来和毛泽东握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面临苏联的威胁,他要借力,然后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借力点。他就来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强,他主动。另外还有一个小的地缘考虑:他要从越南撤军,有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就是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越南被共产主义占领,东南亚就守不住,东南亚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这个困境技术上讲有一个环节就是把中国拉过去。”

次年,美国和越南签署和平协定,美军撤出了越南。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走向关系正常化。

1989老布什艰难维持中美关系

中国驻芝加哥前总领事王立向记者描述老布什和基辛格的分别:“基辛格跟你见10次也不记得你是谁,老布什见过你一次就认得你了。”这天分显然对从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仅仅一个月后,他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到中国这在美国总统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当驻华联络处主任那段经历使他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担任总统后亲自主持对华政策,而不是由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一些美国的中国学家说他就像是“国务院中国处的主管”。党内的保守派反对他一上任就访问中国,刚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这机会在参加葬礼后到了中国。

老布什见到了邓小平,邓对中美关系感到满意,又说,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华,谈得好的话,中苏关系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复到1950年代,也就是说中苏不会结盟。老布什放心了,向邓保证说,“在我4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动起伏,总体上比较平稳。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之后,他的后继者继续寻求对华关系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两国关系进入了偶有小风波的蜜月期。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1989年初,7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

1989年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什通了电话,认为要看长远,与中国的关系不能断绝。老布什表示同意

1989年6月8日,他决定直接跟邓小平通电话。中国方面表示,中国领导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于是,6月20日,他给邓写了长信,一开头就说他是“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帮助他“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关系”,除了两国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畅通,并问中方是否愿意华盛顿派出密使。不到24小时,邓小平就回了信,欢迎美国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特使交谈。

通过老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中国领导人收到这样的消息:老布什决意维护两国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民众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会是永久性的,但在政治上是必须的。

在国会和舆论的压力之下,老布什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设法维护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几次动用总统的否决权反对国会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

金灿荣认为,老布什极有战略意识。“他始终坚持一个大方向,美国长期利益至上,不为时势所动,所以肯定中国的价值。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当时不是他担任总统,换一个毛躁一点的,中美可能断交了,退回到代办的关系。但他能让那种关系,虽然艰难,但基本上维持下来了。这就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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