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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在194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其目的是中美之间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军统领导人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完全以促进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日寇为目的,从多方协助美国太平洋舰队,攻击日本海军与所占领岛屿,并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机构:“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甚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电讯总台拥有10多部中程发报机,还有两部3000瓦远程发报机,在各地有分支电台80部,海岸监视哨数十个;与旧金山、珍珠港、关岛、菲律宾等地的美国海军基地电台有联系,与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有直接联系;在东南亚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各个角落设有情报联络点,几乎所有被日军侵占的地区,如安南、暹罗、缅甸、巴黎、婆罗洲、台湾、菲律宾,都有情报传送到重庆总部;在华东、华南设有20多个工作站。正是拥有如此强大的情报机构才多次及时破译日军电报,配合美国海军给予日本海军以毁灭性打击。仅在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一年时间内,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领导的部队就歼灭日军两万三千多人、击伤日军9000多人,俘虏日军300多人,摧毁日军84辆机车、141只船舰、97处日军军需库。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对日抗战,为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1946年1月宣布解散。

“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为目的,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缩写SACO),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第一条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也写明了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闪电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国被拖入世界大战行列。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所以对太平洋上的气象、水文、军事等情报的准确掌握,便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主要保证。早在1941年12月初,军统局就破译出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将这份密电,通过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萧勃交给美国海军。但美方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美日关系,故未引起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检讨忽视军统局情报的严重失误。随即一面与萧勃秘密联系,同时也命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迪帕斯与军统接触,以寻求情报搜集的合作。

1942年初,在美国华盛顿大饭店,美国海军金上将、李威廉上校和梅乐斯少校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萧勃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萧勃代表军统局负责人戴笠表示:军统局可以为美军在中国提供各种方便;希望美国海军帮助军统局训练游击特工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特工器材、军需物品。梅乐斯根据双方会谈内容拟定了《友谊合作计划》的方案,规定:“美国提供给中国国民党军统局技术、器材、械弹、军用物资;中国国民党军统局提供人员给美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和被日军攻占地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情报站、情报侦察站、电讯情报侦译站、行动爆破站。1942年5月,梅乐斯奉命到中国,首次会晤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戴笠指示这次中美情报合作,一定要搞好,要将军统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毫不保留地全面合作。1942年夏秋间,梅乐斯率领一批海军特工第二次访华,正式开始了与军统进行情报合作的活动。同年冬,双方决定共同建立一个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持中美情报合作业务,中方由军统局代表,美方由海军部情报署代表。双方共同拟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1943年4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字。中方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签字,美方派海军部长诺克斯代表签字。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雄村培训班,1943年3月开始筹备,1943年6月开班,被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一培训班。雄村班共举行过8期,培训学员6千余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培训班也按两国协议,立即终止,最后一期学员只接受了15天的培训,就开拔到上海接收汇山码头日军物资,至1946年3月改编为交通部交通警察。雄村留守官兵数百人在1946年上半年全部调赴上海后,被改编为交通警察。

1943年7月4日,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钟家山,军统局乡下办事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该所直接隶属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他们对中美合作所的工作都享有否决权。

此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直从事培训和装备戴笠领导的军统部队,运作其下属的情报站,展开对日游击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按协定的规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战争结束应立即宣告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和杜鲁门下令解散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945年9月29日,梅乐斯返回美国。10月11日,在歌乐山下的军统局大礼堂,军统局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宣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结束。美方人员分批回国。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最终参战。美国与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击日本必须主要依靠海军及空军,掌握足够的气象、地理及军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国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可以为美国提供这些信息。为了战胜日本,美国必须要同中国的军情机构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为中美共同打击日本提供相应情报。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奉命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在中国驻美武官萧信如的帮助下,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

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条约。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成立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批准,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结束于1946年1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成立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梅乐斯、戴笠先后签名。军统领导人戴笠、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分任主任参谋长中方两人,为郑介民和李崇诗,美方为贝利美。主任秘书中方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中美合作所主要有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人事组,作战组,电讯组,联络组,研究分析组,供应组,医务组,会计组,总务组,运输组等部门组成。

按照成立时的约定,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

1、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

2、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

3、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

4、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

5、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使能制敌机先;

6、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

7、开展心理作战;

8、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按照上述任务要求,中美合作所做了大量工作,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中美合作所经过电讯侦测与密码破译,为美国准确提供了情报,使得美国空军得以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观测哨等,为作战提供气象信息,这些情报对美军日后在太平洋上进攻日占岛屿和轰炸日本本土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中美合作所还对日进行了心理战,如在中国沦陷区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日本广播并进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或者加强抗战宣传,增强沦陷区中国人的信心。对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印制汪精卫政权储蓄券的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当地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等。中美合作所存续期间,美国特工部门主持在各地举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美军为军统提供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了10万余名军统人员,加强了中方对日作战的能力。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份报告评价中美合作所的军事及气象信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据统计:从1943-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各训练班共训练单位22个,训练作战部队近5万人,各种干部1300多人,毕业学员5万多人,除忠义救国军归建外,剩下的3万多人编成64个教导营,军统武装力量因此大大加强。

中美所在抗战中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在情报破译方面,具体有哪些呢?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之后,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搜集、破译和传递网络,多次及时破获日本电报,配合美国海军给予日本海军以毁灭性打击。

1944年的下半年,陈布雷得悉了唐生明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可靠情报。这就是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美国不意,给以突然的一次袭击,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这是唐生明从日本海军方面的一个要员处搞来的情报。重庆方面接到这一情报,立刻送至中美合作所,再马上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的情报,经查明日本舰队集结的动向属实后,便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再也无法发动大的海战。

据统计,在1944年至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前,中美所共提供美方4139件重要情报,而美方对我方的交换情报也有1758件。在电讯侦译工作方面,中美所在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总共截获日军密电11万多件,并破译多种密码。

据当时的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回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心理作战组除了经常不断地向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外,一九四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由贺元充大队长,经常在东南一带前线活动。这个大队配属有十几辆宣传车,车上装有播音设备,专在接近日军驻地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这个组的工作最紧张活跃的时期,是一九四五年美军向日本逐岛进攻与向长崎、广岛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上作战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去动摇日军军心。胜利后,梅乐斯急于想了解这个组的工作在日本军队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许多美蒋特务去询问过一些日本军人,得到了很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了日军的耳中,他们互相暗中传播,对前方士气的影响相当大。”

1944年至1945年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西南行动队在邕柳公路上破坏日军运兵汽车,方法是先在公路上埋下地雷,只在地面上伸出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条,日军运兵汽车在公路上开过时,碰到这根铁条,地雷就爆炸。同时在地雷附近又埋下一连串地雷,装上电线,可以用发电开关发动爆炸。日军运兵汽车总是四五十辆一道开来的,当第一辆车碰到地雷爆炸时,后面的几十辆车都停下了,潜伏在附近的行动队员,就拉动电开关,一连串地雷同时爆炸,可以一次破坏日军运兵车辆好几辆。据临汝特训班负责人讲,为了迟滞日军发动豫北战役的锋芒,1944年1月21日夜,经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三班训练后的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别动军300余人的掩护下,冲破日军严密防守,强行破坏郑州以北的黄河铁路大桥,炸毁该大桥桥身梁柱50余根(该大桥全长2000余米,桥身共计119根梁柱),使平汉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该大桥3月25日才修复通车),推迟了豫中会战的爆发。

除了上述间接性的参与战争外,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的五万人中多数是直接同日军真刀真枪的作战,当然,同大部队野战不同,他们的作战方式多是游击战、爆破、暗杀等,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培训的特种作战人员大多数都回到了直接面对日军的战场,他们通过学到的技能和获得的武器,在敌后通过游击战不断给日军造成伤亡,据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洪小夏统计,中美所培训的武装人员对日军造成较大破坏的游击战案例有:

1944年5月14日,别动队绥远独立支队同装备7辆坦克、装甲车的600余日军激战3小时,击毁日军坦克2辆、装甲车4辆,击毙日军70余人。

1944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长衡会战中,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在长沙附近埋设地雷,毙伤敌1000余人。衡阳保卫战期间,中美所别动军第二纵队组织300人敢死队,于6月下旬攻占株洲,并坚守几天。在长衡会战期间配合正规军游击作战共153次,毙伤日军共1947人;别动军第四纵队长沙会战期间游击作战共34次,毙伤日军1100余人。合计毙伤日军4000余人。

1944年下半年,别动军第一纵队曾袭击广州附近日伪军51次,累计歼敌1500余人。1945年初集中破坏粤汉铁路南段。2月出击32次,俘日伪军156人,炸沉汽艇7艘,毁飞机1架,炸毁桥梁7座。别动军第二纵队袭击粤汉铁路长沙至衡阳段,1945年1月先后出击30次,毙伤敌约800人,其中包括击毙一名日军将级军官。

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1946年说:中美合作所部队“击毙敌寇26799人,伤11642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58只、汽船35只,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库房271个,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联合国飞行员130名。

当时《红岩》等共产党文艺宣传作品为了宣传反对的“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而将三者糅合在一起,这使得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大陆人对中美合作所的主观印象倾向负面或存在误解。实际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历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欧洲: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5月8日;亚洲: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结束而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从未参与过国共争端。此外,由于中美合作所的主任是中共所深恶痛绝的军统局领导人戴笠和不顾美国政府的意见而介入国共两党冲突的梅乐斯,因此,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此有这样的评论

“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前,实施了对部分被关押的中共政治犯的集体处决,这被误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而事实上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地。所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背负了本不该承受的集中营恶名。

后来,又出现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种误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字,最早见于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里。它主要指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占地约5250亩的一片地区。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只在空间上和白公馆、渣滓洞有部分空间上的重叠,时间上仅有很短时间的重叠,而且就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来讲,21世纪初也没有证据说明关押、刑讯政治犯和中共党员与中美合作所有关系。

从调查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失踪一案反推,中美合作所也不能干预看守所的事务。费巩于1944年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当时很多人认为是被国民党特工绑架,费巩的同学等通过层层关系联系到了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魏德迈将此事交给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来办理。当有人假设美方有人提出要检查看守所的时候,戴笠的态度是拒绝的。即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主任梅乐斯亲自指派都不能检查看守所,这可以说明中美合作所根本无权插手看守所事务。

中美合作所和看守所的关系仅仅是中美合作所曾经占用过白公馆看守所当美方人员的住处。1939年底,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服务团的名义,将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杨家山一带作为乡下办事处。在其中设立的看守所,是军统将原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改建而成。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大批美国人来华,军统将这个看守所迁址于附近的渣滓洞,而香山别墅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中美合作所解散后,白公馆又改回看守所,渣滓洞暂时弃用。后来由于犯人增多,渣滓洞重新启用。

在重庆当地人的口中,中美合作所是国共内战结束后对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的总名称。而实际上这个地区多数都是军统的机构,中美合作所只有机构本身和一个特警班,只占了少部分。

中美合作所是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出发点而建立的,他是一个跨国军事合作机构。客观的讲,其抗日的内容应视为中美反法西斯战争合作历史的一部分。

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会长,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教授《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中是这样记述中美合作所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在太平洋战争中由戴笠将军和海军上将梅乐斯领导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经相当熟悉了。战争末年,中关合作所被美国媒介当做一个中美合作游击抗日的成功典范来颂扬,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国军事和警察顾问训练出来的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终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对付地下共产党的事实—则过了很久才暴露出来。……可以认定,早在 1941 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国对中国警察的训练就开始了。”。”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 “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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