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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

历史上中日共发生过五次战争,即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元日战争(1274年至和1281年)、万历朝鲜战争(1592年4月1593年7月(第一次),1597年2月1598年12月(第二次))、甲午战争(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和抗日战争(1931年9月18日-1945年8月15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天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元朝入侵日本,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元朝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

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元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元朝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元朝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元朝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元朝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侵日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元朝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其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元朝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所以日本方面称为“庆长文禄之役”,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丰臣秀吉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实质上却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已经一目了然。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官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船种和战术方面的弱势,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借此取代了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江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三次中日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以突然袭击清朝陆海军的方式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必然产物。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直逼汉城,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清政府派兵开赴朝鲜,驻守牙山,并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就确定了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整个中国和亚洲的“大陆政策”,此时便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兵入朝。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早日平定起义,以使中日两国撤兵。6月10日,起义军与政府达成了《全州和约》,汉城趋于平静。至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图谋已昭然若揭。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黄海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后,清政府被迫应战。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李鸿章任命从牙山败退的叶志超为统帅,驻守平壤。9月15日,日军进犯平壤,守卫平壤的清军有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四军,加上从牙山撤退下来的叶志超部,约14000人。但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贪生怕死,一听说日军逼近,便主张弃城逃跑,被左宝贵强行制止。左宝贵慷慨陈词,激励将士说:“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为了防止叶志超潜逃动摇军心,左宝贵派亲兵把他监视起来。左宝贵亲临玄武门城头指挥作战,不幸中炮牺牲。左宝贵牺牲后,叶志超下令全军撤退,一日狂奔500里,逃回国内。9月16日,日军占领平壤,朝鲜尽入日军之手,使战火很快燃向了中国本土。

平壤战役后的第二天(9月17日),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突袭中国北洋舰队,中日两国海军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一开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中国海军英勇奋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弹药用完之后,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冲向日舰吉野号,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也率领将士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海战从中午开始,历时五、六个小时,中国损失致远舰等5艘舰只,日本旗舰松岛号受重伤、西京丸等4艘受创伤。中国虽然损失严重,但主力尚存,日本聚歼北洋舰队于黄海的预谋并未实现,北洋舰队只要重整旗鼓,仍可与日再战,但李鸿章为保存自己派系的实力,却命令北洋舰队“保船避战”,躲进威海卫军港,不准巡海迎敌。这样,制海权为日本所控制,此后中国遭到日军海陆两路的夹攻。

10月下旬,日军兵分二路进犯中国东北边境,第一军渡过鸭绿江,攻占九连城,第二军从大同江海运至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包抄大连、旅顺。旅顺同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的门户,是一座拥有近代化设备的北洋要塞。11月6日,日军进攻旅大后路重镇金州,总兵徐邦道率军应战,伤亡惨重,金州失陷。7日,大连不战失陷。18日,日军进攻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见形势危急,亲赴天津,请率北洋舰队赴援,遭到李鸿章拒绝。而旅顺守军总办龚照早置诸军于不顾,于日军进攻前一天逃往烟台,其余将领也多作鸟兽散。只有徐邦道率军奋战,激战三天,旅顺陷落。日军在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惨案”,历时三昼夜,血洗全城,屠杀我同胞18000余人。大屠杀的目睹者英国人阿伦在《旅顺落难记》一书中写道:“日军进城后,满路都是被杀者的尸体,竟辨不清路来。在一个池塘边,站满了日军,赶着一群老百姓,往池塘里跳。只见水里有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作一团。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浮出水面,正往岸边爬来,日本兵就用刺刀对准她当心扎了对穿,第二个就刺那个小孩,只见刺刀往上一挑,小孩就被挑在枪头上。在另一个地方,10个日军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中国人,把辫子联在一起,当枪靶子打。有的斩了一只手,有的割下一只耳朵,有的斩断一只脚,有的砍头”。1895年在旅顺建立的“万忠墓”碑文记下了日军的这场暴行:“光绪甲午十月(1894年11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当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旅顺陷落后,北洋舰队停泊的威海卫军港,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遥对旅顺、大连,港口呈新月形,港湾环抱着刘公岛。岛上和港湾南北两帮都设有炮台,与港内舰队互相配合,可形成立体交叉的强大火力,足以对付海上来的强敌。但是,如果岸上炮台失守,则会形成对港湾和刘公岛南北夹击的形势。1895年1月20日,日军为避开从威海港正面进攻,从威海卫南边的荣成湾成山角登陆,由陆路抄袭威海卫之背,日海军从海上封锁威海卫。躲在港内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接着,日军攻占南北两帮炮台。日军占领炮台后,把大炮转向港内,轰击北洋舰队。日海军于2月3日向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发动进攻,中国将士英勇抗击。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中鱼雷后,管带刘步蟾下令把舰开到刘公岛铁码头外面,把军舰当炮台使用,直至舰上炮弹全部打完,才自行炸沉,刘步蟾也自杀殉国。这时,丁汝昌主张沉船死战,但部下偷生之徒拒不执行命令,并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在绝望中自杀殉国。2月12日,美籍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草书乞降,交出残舰11艘、刘公岛上的炮台和军资器械。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灭。3月,日军集中兵力攻占辽东,先后占领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所到之处,肆意烧杀。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和清军部分将领的腐败无能,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中国国内战场,总是屡战屡败。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政府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政府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由于沙俄等国出面干涉,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中国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作补偿。《马关条约》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数亿金钱,为其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割占台湾使得台湾宝岛离开祖国长达半个世纪,台湾同胞从此陷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殖民统治。

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根据远东军事法庭裁判:“中日战争”应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开始)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当时是中华民国总统)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不治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皇姑屯事件)。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全军共四万六千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1938年6月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利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术与日军第二混成旅作战,击毙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1940年3月,他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国民政府组织的三次长沙会战和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0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其中日军伤亡2万多人;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率部血战到底,不幸牺牲。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些大捷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两党直接指挥的民兵组织(如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至1940年7月,第18集团军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成为华北方面日本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将视线转移至它们的后方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开始将前线作战的日军抽调至华北,以维护对美、对华战争物资的流通,1941年底,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伪军。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来压制八路军的活动空间。为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军队希望利用屠杀来震慑抗日力量,在华北进行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并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其中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和冀中根据地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八路军伤亡1万多人,日军也伤亡2万人之多,有1万多青壮年被日军抓走充当苦力,战后八路军主力被迫撤离冀中,日军暂时控制了冀中平原。1942年太行区反扫荡中,八路军司令部遭到巨大损失,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副总司令彭德怀惊险突围。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请求遂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起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将日军逐出国门。由史迪威和郑洞国指挥的中国驻印军也在缅甸北部发起了反攻。中国驻印军先后在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取得大捷,全歼日军名震东南亚的第18师团,战果辉煌。1945年1月23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中国军队收复滇西失地,打通中印公路,取得滇西缅北反攻的胜利。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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