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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台北建筑)

中山堂位于台北市延平南路,日据时代是殖民地政府为庆祝日皇裕仁登基,并作为施政纪念事业重要建设项目之一。

拆除清末布政使司衙门后,所兴建的“台北公会堂”。没想到,这个要被日本人当成施政印记的建筑物,在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竟成为日本递送降书的烙印。

“台北公会堂”于1932年11月23日正式动工,1936年完工,由当时的总督府技师井上熏设计,除了建筑物本身是依现代建筑法所建最牢固的结构体外,它的主要特色是建筑式样采极自由的形式,并具有西班牙回教式建筑风格。

光复后“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并由台北市政府接收,内部的“大集会场”、“大宴会场”、“普通集会室”也同时改为“中正厅”、“光复厅”及“堡垒厅”,之后,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召开“国民大会”之场所,及政府接待外国贵宾的场所。

如今,“中正厅”、“光复厅”则做为文化表演活动场所,至于二楼的“堡垒厅”则由文化局以公办民营的方式承租,做为专卖餐饮的堡垒咖啡厅。台北中山堂简介一九二八年日本人为了纪念日皇裕仁登基,并作为施政纪念事业重要建设项目之一,拆除了清末布政使司衙门,并将部分拆除的建筑物移到植物园陈列,而在原址开始筹划兴建“台北公会堂”。“台北公会堂”正式动工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工程费时四年,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建造完成,主要设计者为“总督府”技师井手薰,全部工程共耗费九十八万日圆,动用工程人员九四五○○人。

公会堂的建筑本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所造,为四层式钢骨建筑,是当时依现代建筑法所建最牢固的结构体,无论其耐震、耐火、耐风,其性能均极为优良。公会堂面积有一二三七坪,建筑物总坪数则有三一八五坪,其空间可容纳人数,也仅次于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公会堂而居第四位。

到了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省受降典礼便在公会堂举行,当时场面极为盛大,受降典礼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日方投降代表则由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人代表出席,从此以后被日本人统治五十一年的台湾,正式重返祖国怀抱。

光复后“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并由台北市政府接收,内部的“大集会场”、“大宴会场”、“普通集会室”也同时改为“中正厅”、“光复厅”、“堡垒厅”。其后中山堂的主要功能之一即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场所,并且成为当局及各界举办重大集会之空间。

中山堂在过去岁月里,经常为当局接待外国贵宾的场所,其中最受瞩目的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森、韩国前大统领李承晚、越南前总统吴廷延、菲律宾前总统贾西亚、伊朗前国王巴勒维等外国元首访华,均在此举行“国宴”,此外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及“中华民国”第二、三、四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大典也都在此举行,由于这些珍贵历史突显了中山堂的特殊地位,嗣经“内政部”于“民国”八十一年将中山堂列为“国家”二级古迹。

位于台北市西区的中山堂,是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战败投降典礼的地点。

日本殖民政府将清末布政使司衙门拆除重建,1936年改称“台北公会堂”,即现在的中山堂。建筑本体采钢筋混凝土,当初设计的是四层式的钢骨建筑,采自由形式的现代建筑特色,包含了西班牙回教风格,还有欧洲古典主义属于折衷式建筑。

“台北公会堂”兴建的规模仅次于当时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公会堂。台北市文化局二科科长王逸群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建这样的建筑,其实也是加注了殖民主义。

王逸群表示,台湾现在许多官方建筑,都是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这些建筑结合古典及现代的建筑风格,都是日本第二代建筑师留学欧美后,无法在日本本土实现想要建的建筑样式,然后全在台湾试验建成的。

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政府在这里举行台湾地区的受降典。中山堂见证了台湾殖民时代的结束。光复之后,台北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曾是召开“国民大会”、当局各界重大集会的空间,并成为接待外国贵宾第一选择的场地。

不过后来,中山堂一度呈现闲置状态,并经历了三个时间的转变。首先是1992年被列为二级古迹,处于静态保存的状态;直到1995年,台北市文化局提出了中山堂再利用的观念,采取动静态保护,除了维持建筑物的原封不动外,也对一些老旧设施进行整修。

台北市2001年成立中山堂管理所,中山堂被明确定位为传统艺术的艺文中心。王逸群说,中山堂外的广场呈半月型的形状,非常适合大型的传统戏曲演出。现在台北市文化局将中山堂规划两个定位,一是展演传统戏剧,长期有“台北国乐团”进驻,二是市民论坛的固定场地。

整个中山堂多年来没有改变优美典雅的古典建筑特色,正面大楼梯挂着已故艺术家黄土水先生的《水牛群像》作品。今年适逢中国政府光复台湾六十周年,中山堂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艺术价值,在岁月变迁中显得愈发重要,成为一份宝贵的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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