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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1]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1]。

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之新方略,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直系国军的唯一地区”。有鉴于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陆相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侵华日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中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1]

1940年12月26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和总长杉山元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

1941年1月30日,侵华日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中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

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

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日军调集了四个师团的兵力,环绕中条山外围,对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态势。

第1军:下辖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

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旅团。

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战队、飞行第83战队,以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汉奸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及汉奸伪24师。。

指挥官:号称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63个大队,

中国军队为了保卫山西,控制北方,自1937年的秋冬之际,调集重兵守护中条山。后来由于战局的变化,一些军队陆续调出,仅留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和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等部继续担任留守,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管辖。

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接着,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了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中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了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动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了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了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27军的作战;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第15军。以期为向中条山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倾其鲁、豫、冀、晋与苏北一带之兵力,计8个师团、5个旅团与骑兵旅团及特种部队共约20万人,飞机400余架”。

经过周密的部署,日华北方面军“着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

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5月7日分兵对中条山发动了代号为“中原会战”的第14次大规模进攻。日军确定此次会战的目的是:“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

作战的指导是:“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一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第37师、独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歼灭。另以第33师,由阳城向南攻击;第35师、第21师,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集团军主力夹击中国军”。

与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有鉴于此,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一战区巡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被软禁在峨嵋山未归。

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

(一)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

(二)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

(三)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

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军主力7个军进行了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冯钦哉部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武庭麟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

东线,日军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

西线,日军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000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

北线,日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0000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

东北线,日军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我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我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经以辰东诚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二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当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

东线:日军“左翼以温县为发起点,先头步兵5000以上,骑兵千余,炮2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汽、装甲等车共百余辆,沿黄河北岸突进。”“中央以沁、博为发起点,一股先头千余,循沁济大道西犯”,“另一股先头2000余人,附炮十余门,于窜陷西向义庄后,继向捏掌、紫陵、东逮寨、留村一带猛扑。”“同时,沁河北岸3000余人,以飞机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强渡沁河。”守军第9军裴昌会所部在强敌进攻下施行节节防御,节节后撤。

8日午,即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在全线溃退的形势下,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军“以主力于封门口北既设阵地,拒止沁、济之敌西犯,以一小部对敌侧击”。

第9军部署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张团守封门口一线,第47师和第54师驻王屋的独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系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隘,日军势在必夺。久攻不下,再行增兵。

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终为敌破。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后,分兵进攻邵源。长官部命令第9军主力“由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

11日,日飞机百余架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54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至河南,其余各师团退至封门口至邵源以北山地。

12日,该路日军一部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则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与从垣曲东进之敌会合,完成了对国民党第14集团军的内线包围。

西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守军为孔令恂的第80军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唐淮源的第3军第7师(师长李世龙)和12师(师长寸性奇),以及直属第5集团司令部指挥的公秉藩第34师。”

7日下午,日军“分多数纵队,成广正面法,集中机炮火力,并以飞机诱导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园、王家窑头、梁家窑头王竣师右翼80团(唐、孔两军接合部)阵地猛攻。另以独3旅附37师团一部,向刘家沟、古王、计王王治岐师全面佯攻,牵制激战”。其目的在于夺取孔令恂第80军阵地。

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第27师防线,孔、唐两军联系被切断。第27师溃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带。与此同时,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军第165师在遭到日军袭击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线。乘隙而进的敌挺进纵队于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沟等渡口;最远的一支进到平陆、垣曲、夏县三县交界处。

9日正午时分,第80军所部遭敌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及165师姚汝崇营长等多名军官牺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庙岭附近。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渡口南沟。”第80军军长孔令恂、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新编第27师副师长梁汝贤见事不可为,投河殉国。

夏县日军先头部队7000人分三股南向进犯唐淮源第3军阵地。

8日拂晓,日军攻占中条山北山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后,一路向西北奔袭第7师师部驻地王家河,一路向东南奔袭第3军军部唐回。王家河遭日军重兵包围,师长李世龙率部突围;唐回则在军长率预备队驰援王家河的情况下被日军地面部队与空降兵协同占领。第3军军长唐淮源率残余人员向东撤退至温峪(南通五福漳黄河渡口)一带,被日军挡住南去之路,遂与敌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后,再向东北、西北方向退去。

12日,唐军长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在三次突围失败的情况下,“唐军长以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当前大敌未殄,于尖山顶庙内自戕殉国”。同日,第3军第12师在突围至胡家峪后遭日军截击,师长寸性奇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仍率部苦战。

13日,寸部亦陷日军重围,寸师长二次负伤,右腿被敌炮炸断,自知无力回天,亦拔枪自尽。继忻口战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与第54师师长刘家麒之后,再写一军之中军、师长同时殉国的悲壮史诗。

“还有闻喜敌36师团先头部队3000余人,向公秉藩第34师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唐王山等阵地猛攻,并迅速攻陷唐王山。公秉藩组织部队反攻,收复唐王山周围阵地,但因其右翼友邻部队防线被突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公率部驰援马村(按:马村系第5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第34师便放弃唐王山阵地,退至胡家峪。”

北线:这里是中条山地区中国守军曾万钟第5、刘茂恩第14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于迅速攻占横(横岭关)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县城,对守军两个集团军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役一开始日军即以重兵向横垣大道两侧猛攻。驻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铃第43军、西南侧的高桂滋第17军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

激战至8日拂晓,第43军十八坪阵地被突破,堵击无效。军长赵世铃下令放弃阵地,撤向望仙庄一线;第17军虽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抵抗,终因左右两翼皆被敌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线。日军则在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桑池、贾家山、杜村河南下(桑池守军第15军一部溃逃);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经皋落、长直、王茅,直取垣曲县城。”

8日黄昏,日军在伞兵部队配合下,占领黄河岸边的垣曲县城,截断了与黄河南岸的联系。日军实现了中间突破计划,中国军队被分割成两半。

9、10两日,日军分兵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东路于12日晨攻克邵源,与济源西进日军会合;西路于11日进至五福涧,与9日攻占五福涧的日军会合。至此,日军的内层包围圈完全形成,中条山守军黄河沿线的补给线和退路全被截断。”

东北线:驻防这一线的中国守军主要有第14集团军司令部、武士敏第98军,以及第15军、第93军等部。

7日晚,日军向武士敏第98军发起进攻,武军长率领所部拼死抵抗,在董封东西线上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王村一战,将敌2000击溃,毙敌滨田大佐以下700余人。

10日,第一战区司令部鉴于“济源、垣曲间各主要渡口渐次被敌封锁,该集团整个补给线中断”的事实,命第14集团军“阳城以西部队主力,迅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转移,以旋回钻隙战法,打击敌人侧背。卯刻,该集团军全面与敌发生激战。申刻,交口之敌陆续增至三四千,窜陷清风圪塔、煤坪。同时第10师与第98军接合部之二里腰,亦被约二千余之敌突破。而陷邵源之敌,亦向西北紧迫,此时该集团军三面有受敌顾虑。”各部在突围游击中向北撤退。

经过几天艰难进攻,日军以伤亡约3万人的代价,突破我军垣曲防线,将中条山根据地一分为二。于是,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不能互相接应,只得放弃既设阵地,各自据守山隘,作无法协调的被动抵抗,整个战局十分危急。

在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以优势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占据了先机, 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突破了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了垣曲、济源、孟县、平陆等县城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完成了对国军的内外侧双重包围,随即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对数路中国守军各阵地,反复扫荡。

以西线为例,日军“各兵团自11日并排向北返转,然后又自5月15日再次转向黄河线,如此再三反复进行篦梳扫荡,一直进行到6月10日。在这样反复扫荡期间,各兵团所到之处消灭了敌人(按:日方的说法,指国军)三千至五千名”。

守军主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先后突围:第3、第15等军残部在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新安一带整顿;第93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98军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第43军向浮山、翼城间转进;第9军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数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落下了帷幕。

据日方的统计资料,中国军队“被满洲国军队俘约20000名,被日本军队俘约1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总伤亡超过10万。日军损失计战死673名,负伤2292名”。

在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中国军队“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

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

要知道,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整个抗战期间日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按毛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而坐以待毙!

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你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部队一触即溃。

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了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象是教科书上的案例。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象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

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双方争论的焦点,一是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实意图,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蒋是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毛泽东则“识破”了蒋的意图,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还有人则不大同意蒋用的是“激将法”,也不认同蒋意在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说法,因为这两者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蒋一开初用的正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但蒋在发现激将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蒋的真实意图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断蒋的意图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期,蒋的真意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力。

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

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限期开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 ”。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

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 这一点可从5月23日周恩来所说“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得到印证。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即激将法),而且将了两军(详后);对于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一方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究竟出兵没有。另一方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因。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奎松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认为:“(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 ”究竟哪个观点正确呢?按照杨先生早前的观点: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一方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另一方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其实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奎松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

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记曰:“蒋先生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经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1941年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详后)。而且,该决定只是说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而不是要推翻他 。

另一方面,刘少奇于1月15日就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蒋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没有进行军事决裂的实力。事实上,时与势都不允许中共此时和蒋介石展开全面的军事斗争,否则,中共也会受到国内外各方的强大压力,这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此外,周恩来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晤见蒋介石,并于3月14日“呈了八个报告,请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 ,因此中共并没有断绝和蒋介石政治上的联系渠道。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 。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 ”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战役结束, 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

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 。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 。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 。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 。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 。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

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此处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蒋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认为即使此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会议结束之后,徐永昌觉得如果“即对该军下令,必贻后悔”,特再次电话告知蒋介石:“(二)我们应告周恩来以前日之话是警告性质,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三)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之,因周恩来自会知照朱、毛。(四)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此处的第二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蒋添的,也就是说蒋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军配合作战,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八路军打不打日军,就是中共与日军妥协不妥协的证明。蒋采用的仍然是激将法。而且,蒋“完全同意将二三两条即电话为章办理”,因为第二天早晨刘为章又约定周恩来见面。虽然这时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共的答复,并认为这是“中共藉此要胁,应以淡然处之” ,依然命令刘为章再次约见周恩来,可见他是非常急于“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此时,不仅蒋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挥官卫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 ”同一天,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毛泽东说的是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要求配合作战,这说明卫在5月10日之前已与中共联系过,而且此举很可能没有告知蒋,不然蒋不会在5月9日还同意“不必令卫立煌指挥”朱德,并让刘为章在5月10日再次约见周恩来,自己又于11日亲自约见周恩来。抗战期间卫立煌和中共方面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疑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内部威胁。详细情形笔者将另文专论。蒋告诉周恩来:“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 。大概周恩来的回答较为积极,所以蒋判断“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参加击敌也” 。可以说,蒋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电下命令。这两者间有重要的区别。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记就记载说:蒋命令新四军限期移往黄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头告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其尚未用电者,或系略留伸缩之余地也” 。由此可知,蒋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迟在5月14日,“朱德亦已与卫立煌通电,将夹击敌军” ,也就是说八路军已正式答应出兵配合作战。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蒋还没有得到八路军为配合作战而切实行动的讯息。当天,王世杰的日记也记载说:“晋南战事,我方损失颇重。共产党军队迄今仍无协同国军作战之行动,军部方面甚愤慨。”

5月21日,蒋约集各军政大员商议中条山撤兵问题,考虑到“敌以大兵力围攻,而共产党军队复在后方相牵制”,“乃商定酌留两个军交阎(锡山)留守晋西,另酌留一部在晋南及胶东地区游击,余均撤退渡河南岸”。

《大公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 ”

当天晚上,周恩来即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负责”地敬告他们:十八集团军必定对敌作战,而且,“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敌区战事尚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同时,“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我们现在仍守漳河之线,未入林县一步” 。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周恩来说的因“电讯联络困难”使得前方战报不能及时予以报道;二是八路军有意要与友军划界作战,以免混杂而引起误会,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报》将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再次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就是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 。由此可知,《大公报》在意的是一种事实:中共出兵打击日本的事实,而并不在意其战果。这种事实恰可以证明中共与日军有没有妥协,这一点正是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后朝野各界最怀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蒋介石说如果中共不打敌,则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5月23日,黄炎培等人公电毛泽东等,“请速与中央军协力抗敌,御西犯敌军,间执谗慝”。也就是说,中间派确实出来说话了,呼吁中共出兵助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八路军必定对敌作战,因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军,将给自己的政治形象带来严重的伤害。
  23日的《大公报》社论还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暂时置之不理 。

25日,《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刊发了前述周恩来写给《大公报》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反将一军。

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针对国民党说中共不打敌,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等谣言予以驳斥。可见双方都很重视运用宣传来巩固本党的政治形象。

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

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

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

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 。

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即寻常状态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

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此处的一个关键是:毛泽东要用实际行动及胜利消息来振奋国民党,加强其抗战决心,同时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

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区域和次要配合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可知,这时配合国民党对敌作战是中共的基本主张,而且时势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战。

6月9日,中共在总结这次战役时,列出了自己的战绩: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5月9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源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线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车站,并径以东之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5月15日,在(左山)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之尚布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之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 。由此可知,中共确实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说,特意为配合中条山战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时间也有些迟,因此并没有达到明显牵制敌军的效果,也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加之战报迟缓,使得重庆高层一度很“愤慨”。
  前面还提及,国共双方早就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5月13日,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此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宣布并发表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事实。5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电文中的第三点说明张澜等中间派人士这时仍在质问中共出兵没有,第四点则说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确实不够,没有给日军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也不能影响国内外。

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之下,特别是卫立煌的“协助”之下,当月底,国民党终于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5月30日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综观1941年上半年的国共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这些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度主张强硬,并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反弹,不仅中共因此采取坚决的政治攻势,而且苏、美、英等国也担心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此给予蒋介石较大的压力。随后蒋在政治上采取和缓手段,希望缓和局势。但在中共坚持政治攻势的情况下,双方谈判破裂。蒋随即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准备进攻陕北。只是由于进攻陕北存在诸多困难,蒋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蒋也因此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

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蒋采取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蒋一开初用的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到5月11日蒋则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蒋发现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再次使用了激将法,用《大公》发社论和中间势力致电呼吁的方式请中共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蒋请中共出兵的真实意图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此之后,中央军已经开始转移、撤退,却仍然呼吁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在皖南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一度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全面的大举反攻,但在刘少奇等人的劝说下,并考虑到时势的不允许,随即改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和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当毛泽东得知蒋可能进攻陕北之后,也积极展开军事上的防备工作,可以说4月中下旬双方的军事关注重点都放在陕北了。中条山战役前夕及此后,毛泽东积极地、肯定地回答了蒋要中共配合对敌作战的要求,只是很不满意蒋用“激将法”的方式来请,而不愿给命令、给饷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不愿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军将矛头转向八路军,使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度受到削弱。由于多种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动较迟,力度也不够,不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未能达到帮中央军守住中条山的效果。
  在战役期间,日军也确实多次散布八路军与日军“不冲突”的谣言,意在挑拨国共关系,减弱抗日力量。事实上,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八路军也的确出兵配合了对敌作战。
  无论如何,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则共事难成” 的局面,使得中国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影响。

6月9日,中共在总结晋南战役的教训时也指出:“晋南方面,由于我方存在着种种内在的弱点,故使敌人暂时的占了上风。这些弱点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反共。反共结果,使得内部不团结,将士无信心,所以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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