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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

中央军(zhōn yān jūn)是国民政府时期对直接听命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军队的总称,但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听命于蒋介石并由其直接掌控的。

国民党中央军以与蒋亲疏关系来看,大体分为以下3个层次:

(1) 黄埔嫡系将领统率的部队,称中央军嫡系;

(2) 蒋在北伐及历次的军阀混战中不断收编的部队,在中央序列内,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称中央军旁系,多为被收编的北洋部队。这类部队不少被中央嫡系部队吞并改造,变为嫡系。

(3) 在军阀混战中被蒋(或其他军阀)打败,失去地盘,为自保编入中央序列,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与上一类不同的是,这些部队多出于地方实力派,在失去势力后仍与地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广东的19路军、广东的薛岳、湖南的谭延/鲁涤平等部。

下面对各支部队作粗略的介绍(1931-1936):

中原大战时期,严格意义的中央军只有6个师,这是蒋军嫡系的雏形。

第1师:北伐时期的刘峙第2师,后来交到胡宗南手上,扩展了第1军,“西北王”的核心部队。

第2师:北伐时期的第3师、第14师等合成,师长先后有顾祝同/楼景樾/黄杰/郑洞国等,后与25师合编为关麟的52军。

第3师:北伐时期的第20师,师长先后有钱大钧/陈继承/李玉堂,后来发展为第10军,以方先觉守衡阳闻名。

第9师:北伐时期王柏龄的第1师。北伐中在南昌受创,回后方整编,重编序列后为第9师,后来发展为蒋鼎文/李延年的第2军。

第10师:由两部组成,一是黔军王天培部的残余,师长杨胜治/方鼎英,二是国民军方振武投蒋后编成的45师,师长卫立煌。后来第10师与45师合并,仍称第10师,师长卫立煌/李默庵,由于部队渊源不好,以及卫立煌与蒋的关系一般,这一部又称中央军的杂牌。

第11师:原福建周荫人部,投降北伐军,先编成17军,后改11师,师长曹万顺/陈诚。这是陈诚“土木系”的根基。

中原大战后,又按德式编制建成了张治中的教导师,随后教导师一分为三,教1师冯轶裴、教2师张治中、教3师钱大钧。教1师发展的36、87、88师即后来的71军;教2师发展为第4、25师,第4师是汤恩伯系的班底,25师编入关麟52军;教3师发展为第14、89师,后来14师归陈诚,89师归汤恩伯。

上述这些构成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的最原始根基。

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

200师,原军委会直辖的装甲兵团扩编,是国军第一支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杜聿明。后来以200师为基础,发展出96师,新22师(廖耀湘),构成第五军的框架。其中新22师后来自立门户,成为新六军的主力师。该军另两个师14师、50师也是中央军。

荣誉第一师,是抗战老兵、伤兵为基础组建的,师长郑洞国,战斗力不亚于200师。

新38师,以税警总团部队为基础组建,师长孙立人。后来成为新1军的主力师。该军另一个师新30师当然也是中央军。

51师,国防部补充旅为基础扩建,师长王耀武,后来成为74军主力师。74军另外两个师57师、58师战斗力也很强,都是中央军。

118师,是11师发展出来的,198师是54军主力师,这两个师和11师构成陈诚土木系的支柱。

湖南谭延的第2军,北伐后未能在湖南立足,曾先后在浙江、江西等地驻防,由于没有固定地盘,听命于蒋,编成张辉瓒18师(江西被歼)、谭道源50师、李韫珩53师,这支部队后来追击红军到了陕西,被胡宗南兼并。

赵恒惕的部将贺耀组随唐生智一起南投,编为第8师,师长陶峙岳,后来也归并胡宗南系。

云南朱培德的第3军,当时有第7师、12师。第3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该部队的最后。

广东第4军之薛岳部、蒋光鼐部。陈济棠取得广东地盘后,这两支无家可归的粤军也在中央均等编制内,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蒋光鼐部(60、61、49、78)一般还是被当作粤军看待。薛岳部有时也被称粤军,但是应该说已经中央化了,最初编为90师,后来兼并其他杂牌增加了一个59师。

北伐时,北洋各省的地方部队纷纷投诚,北伐后整编,原则上各省均保留了一个师,由于这些省份没有地方实力派,这类部队均比较听命于蒋,个别部队被改造为中央军嫡系。

江西的第5师,原赖世璜部,历任主官有熊式辉/胡祖玉/周浑元/姚纯,后来扩编了余韶的96师(划入第5军)。

浙江的第6师,原周风歧部,历任主官有陈仪/赵观涛/周,汤恩伯也是这支部队出身。第6师后来扩编为75军,属于陈诚系部队。

福建的11师被陈诚吃掉了。

安徽的56师,原马祥斌部,早期亲桂系,后来亲蒋,师长刘和鼎/刘尚志,抗战时编为39军,抗战结束被裁。

江苏的陈调元部编了55和57两个师,师长分别为阮肇昌、李松山。后来55师归了陈诚系(编入94军);57师被改造后,编入王牌的74军。

湖北的13师,原夏斗寅部,历任主官有夏斗寅/万耀煌/朱鼎卿,朱怀冰也出自这支部队。后来归入陈诚系,13师先后曾在25军、75军、86军等序列里。

孙传芳主力:孙传芳放弃了江南五省,率领主力(多为原北洋的正规部队)撤退江北,二期北伐时被击败,其余由郑俊彦率部投降,编为43和47师,后郭华宗的43师被陈诚吞并,47师的历任师长有王金钰/上官云相/刘家麒,抗战时编入第9军,刘家麒与军长郝梦龄一起阵亡。

直鲁联军:直鲁联军原为北洋的河北和山东部队,二次直奉大战后依附奉系,1928年奉军主力败退出关,直鲁联军被蒋收编,编成21、41、48、58等师。刘珍年21师被韩复榘打败,离开山东后被李仙洲接管,成为中央嫡系;陈耀汉58师调到南京担当警卫师,师长张灵甫,后来成为王牌74师的主力师;41和48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合成第10军,徐源泉任军长。

此外,喻英奇的广东“剿共”司令军和萧之楚的44师也是分别出自于陈渠珍的湘军和北洋的部队。 “中央军”这个词是相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的。然而也有不少的部队,既非地方实力派,也不像中央军,介于边缘之间的部队。这些部队从序列上还是统一于中央的,但是人事上仍然自成体系。(在人们的直觉观念里应该不算中央军了)

粗略列举:

奉军郭松龄部,郝梦龄的54师;

国民三军庞炳勋部39师;

出自陕西的国民二军:岳维峻/李纪才部,公秉藩的28师和王锦文的79师;张万信34师(原田维勤部);高桂滋的84师;井岳秀/邓宝珊的86师;

河南的绿林和土著部队:镇嵩军主力,刘镇华兄弟的64师和65师;孙殿英的40师;戴民权的45师;75师(万选才残部)、76师(樊钟秀残部),75和76师合编为张钫20路军;

原湖南叶开鑫(赵恒惕部下)的52师,师长李明;原四川张英部的59师,师长陈时骥,均被陈诚吞并,围剿红军时被歼;

云南范石生的51师,后来经改造,编入74军;

福建民军,张贞49师(后被19路军兼并);卢兴邦52师;

四川郭汝栋的26师;

这些“散兵游勇”不断被瓦解、改造、兼并,情况变动较快, 不一一而嘱。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常常看到经历过抗战的中国老兵们评价当时曰军如何如何,那麽在当时日军眼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又如何呢?

日军在抗战爆发前对中国军队进行过详细调查,认为“中国军队一直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其编制、装备、素质、训练都不好,作为国防军是低劣软弱的”。同时,又将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军队分为三类:一是蒋介石的嫡系军(又称中央直系);二是改编地方军而成的中央旁系军,三是未划入蒋介石统制下的地方军。

在抗战期间,中央直系部队最为日军重视。

纵观八年抗战日军的战史、战报,对于中央直系军队,日军是相当重视;特别是武汉会战之后的相持阶段,更是将歼灭中央军提高到作战目标上,甚至认为“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中国问题,无疑缘木求鱼”。冈村在任第11军司令官时甚至在其《第11军作战经过所见》的报告中描述道:

“在历次会战中,它(中央军)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中央军精锐最先与日军开战,伤亡极大

关于抗战,一直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即国民党“中央军都是畏缩不前,而让地方杂牌军与日军作战”。如2011年,李敖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即说,抗战“最重要的是杂牌军”,优秀的张自忠将军就是西北军出身,还有其他军阀、游击队,共同努力打击日本军。

事实并非如此,以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来说,淞沪会战先后投入70余个师,除12个中央嫡系师、9个川军师、7个桂军师、5个粤军师、3个黔军师外,其余都是改编后的原东北军、西北军、鄂军、湘军等“半嫡系”师。

率先与日军交火的第87、88师、36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中央军德械精锐。这几个师表现颇好。87师坚守闸北两个半月;88师阵亡了2个旅长、3个团长、11个营长;36师伤亡官兵1.2万余人。其后,迎击日军的主力也是胡宗南、罗卓英、宋希濂等所部中央军嫡系。中央军所属空军、海军更是损失殆尽。

至于桂军,由于白崇禧“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须将桂军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凭主观的推断……以致桂军遭受重大牺牲。”以至后来白崇禧听说散落的桂军士兵被友军收容,“大感有伤体面,连日饮食不进”。多亏胡宗南部赶来支援,才稳住阵地。

从上海撤下的桂军,原本奉命保卫南京。但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坐观南京成败。”当时守卫南京的是中央军嫡系的5个军、教导总队,以及川军2个军、粤军2个军等。最先在南京迎击日军的是作为中央嫡系的教导总队、71军和72军,血战雨花台、中华门等地,伤亡极大。所谓“杂牌军”中,粤军表现较好,其“在沪抗战,曾着壮烈之誉”,南京沦陷后,粤军“兹复突围歼敌,尤为难得”。

接下来的武汉会战规模更大,中国投入129个师。除川军20个师、桂军11个师、粤军7个师、滇军4个师外,其余都属中央军系统的嫡系或“半嫡系”。武汉会战中,各支国军大都能奋勇杀敌。其中如孙元良所说,“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

以上所说三大战役,都有相当数量的川军参加,只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好,大体上如王世杰所说,“川军数量之众,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二十五师团约五十万人),而纪律器械均甚劣。此次川军参加抗战者,惟杨森所部略有成绩,刘湘所部多不战而溃。”另外,太原会战期间,“有云此次晋事完全坏在川军,孙震两师遇敌即溃,邓锡侯由寿阳一面后再无一下落,彼等三师到处滋扰,东路后方受其极大之坏影响。”可见川军的战斗力与军纪,皆不如人意。

杂牌军热衷于保存实力,且对抗战前途心存疑虑,与日军多有联络

抗战初期,各地方势力大体上尚能与中央团结一致,共御敌寇。但进入相持阶段,地方势力又趋向避战自保。譬如,1942年阎锡山亲信贾景德对徐永昌说,“阎先生意念不能受制居蒋下,最后且谓不得已尚可跳黄河,以存在即真理为信条。又刘文辉极拉拢阎先生,以为美恐无进步,抗战无结果,龙云等附之。”与此同时,四川的“邓锡侯甚联络晋方人士”。徐永昌听说这些事后不由叹息:“奇哉,在今日下,尚不以国家存亡为前题,乃斤斤于一己地位之高下。”

又如桂系,1944年桂柳会战,“敌军沿黔桂路进逼,桂军避战,听由敌军长驱直入”,以至要作为重庆卫戍部队的97军出动应敌。桂林失守后,第四战区长官部有官员上报军委会,“指陈张发奎无斗志,且对中央不满;薛岳对桂军及白崇禧不满,亦无斗志”。地方势力间的不和,成为抗战阻力之一。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日军破坏抗战阵营成为可能。早在1939年,日军即命“曾在李、白、龙云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国要人”,用两天时间“同龙云谈了五个小时,另外,同白崇禧面谈了五次,同李宗仁谈了两次”。此人回报说:“这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同年12月,日军知道蒋介石拒绝白崇禧让桂军回广西的要求后,判断这将“引起蒋、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遂发出一封意在劝降的《致李、白将军书》。

为劝降阎锡山,日军开展了“伯工作”。从1940年开始,阎、日间的交涉长达数年之久。在双方的协议中,日军许诺,让出山西,给予晋绥军所需装备,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总司令”。阎锡山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虽未真的降敌,但这种秘密接触本身说明,他们对于是否继续抗战心存犹豫。

对于中央军与杂牌军的战斗力,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确如其所说,在抗战中后期,无论是正面战场参加会战,还是敌后消耗日军,中央军都起到了比杂牌军重要得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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