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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鼎文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金文

金文与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概略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俱少,所以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东土系──劲直峭拔

金文

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划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划异趣。齐陈曼之严整劲峭堪称东土系之杰作。

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书法亦融合各地之风,遂产生较完美之书法,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

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知列国之书仍相互影响,东土、西土之分,也非绝对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后人所定之界进行。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金文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

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吴大《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1]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金文鉴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金文

广义的包含器物定名、花纹、铭文、铸造、真品抑或赝品时代、价值、级别、价格等;狭义的则主要指真伪鉴别和时代确定。在通常情况下则更偏重于辨伪,尤其是对传世品更加如此。 金文鉴定,由来已久,《韩非子说林》云:“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后请鲁国乐正子春评判,先生直言该鼎为赝品。该史事说明东周时代已发生用赝品来冒充真器了。《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时发现一件鼎,李少君鉴定称此器是“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之器,“己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东汉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一书,大量利用了铜器及铭文资料。两宋迄元明清,以至民国,商周青铜器与铭文不断出土,但在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伪器、伪铭也不断制作,以赝充真为目的来牟取暴利。应当说明的是,宋代以后有关铜器与铭文的辨伪著作已陆续出现,如: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等书中都有涉及。两宋以后伪造、仿造铜器与铭文,也有学者系统研究。

四川地区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物上,有尚未能释读的,有表意内容的所谓“巴蜀图语”,内容丰富,有:人像、物像、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纹等。注意到,在巴蜀铜印章中,许多都有铜或铜尊的图像,如:四川什邡出土的有“十方王乙”字样的印章,其上有的图纹。巴蜀器上、尊,表明这里的或尊与以鼎、簋等为代表权力象征的中原青铜文化有着同样的性质,说明巴蜀地区对、尊的重视。什邡印有“十邡王”,可证印主为什邡王,印章上的是权力象征的印记。

在不少博物馆或民间收藏的铜器与铭文,尤其是一些传世品,都存有伪作伪铭的铜器。伪作情况极其复杂,仅列举几种。有的是整体伪作,江苏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兕觥(饮酒或盛酒器),虽然在特征风格上很似商周时期的同种器,但显粗犷,更特殊的是,此觥颈部特别高,显然有别于商周器,该器系宋代伪作。山东省某地区一文物机构收藏一件外形似战国的牺尊,看上去有一定审美情趣。经仔细分辨,该尊气质式微,最大破绽是器上的绿锈和枣皮红锈较软,无一点贴骨锈。此器系宋代伪作。青铜器错金银装饰的出现一般要到东周时代。某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乳钉纹簋,伪作者为使簋的外表优美富丽,不惜工本将乳钉外围和器表的空白处,加上错金饰,这是清末、民国伪作。伪作铜器上或真器上作伪铭的很多,故审定金文时,尤其是传世器之铭文,要格外慎重。有的伪铭做法可称“巧作”,某博物馆一件商代青铜尊,器内底有伪铭八字:“口作父癸旅宝彝”,如把手直接伸进尊内刻伪字,操作起来不易施展,经观察,伪作者是先将伪字刻在与原尊底径相同的铜片上,再将原底凿下后,将刻好的伪铭铜片镶嵌上。由于嵌入作旧不好,仍可看出嵌补的痕迹。山西县某文保单位的一件商鼎,器内壁伪铭:“父乙”四字,伪铭的做成是将原器器壁割下一块,再将与其大小一致的伪铭铜片嵌入吻合。这两种方法可称作“开底法”、“开天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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