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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鲠生

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汉族,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法,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及巴黎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及校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回国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1]

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汉族,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1889年3月6日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1900年(光绪26年),入谭延创设的湖南省立第一小学。因成绩优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年17岁的周鲠生获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政治经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 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革命派的言论活动。1912年(民国元年)1月,谭延在汉口创刊《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周鲠生和李剑农共同编辑。1912年与皮宗石、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1913年与好友杨端六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并任编辑,抨击军阀专横,反对袁世凯独裁,因而报馆在二次革命中被北京政府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他潜往上海,改名周鲠生。

1921年周鲠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法制经济部主任。1922年,获蔡元培招聘,就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其间,除了教学,他专心研究国际法及外交史。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2年后历任省议会议员、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同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教学之余,开始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史,整理发表了《不平等条约十讲》等系列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1926年初,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筹备的工作。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被革命委员会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28年积极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1929年9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6年7月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从事讲学、研究活动并任旧金山国际联盟组织中国团顾问。

1945年夏再度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7月--1949年8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广揽贤才。抗战胜利后克服重重困难,学校由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增设医学院,使武大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医的著名综合大学 。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周鲠生离开乐山到珞珈山敦促修复校舍以及到南京筹款。1948年8月,武大18名学生被国民党特刑庭传讯,周大力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营救活 动,并亲自出面营救。武汉解放前夕,坚决抵制白崇禧将武大迁往桂林的企图,率领师生保产护校。1949年初,何应钦赴武汉请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当面谢绝。武汉解放前夕,他团结全校师生,粉碎了白崇禧勒令迁校的阴谋,号召全校员工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

新中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他从事教育工作达30年之久,一贯主张教学育人,二者并重,常以“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勉励学生。他的清高品格,为人钦佩。1950年以后离开了教学岗位,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周先生都很重视。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周先生提意见,周总理是不批发的。”1956年,这位老同盟会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北京逝世。2005年11月29日,周鲠生塑像在武汉大学新法学院大楼落成。

周鲠生毕生从事国际法之研究,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法新趋势》、《国际法概论》、《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国际政治小史》、《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国际法》以及英文版“WINNING THEPEACE IN THE PACIFIC”等。其《国际法》一书,洋洋60万言,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列为国际法之基本原则,使传统的国际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对维护世界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最为系统、最有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周鲠生认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

周鲠生,原名周览,1889年3月1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寒教书先生冢庭。他4岁丧母10岁丧父。幸其父生前深受家馆东主苏先烈(当时任长沙知府)的敬重,加上周览幼时天资聪颖,深得苏先烈的器重,才得以留在苏家家馆中继续伴读。无父无母、寄人篱下苦读了三个春秋之后,13岁的孤儿居然以文章名列榜首考取秀才,“神童周览”一时传为佳话。后来,谭延在长沙废科举,办新学,创立湖南省立第一小学(即湖南第一师范前身),并且亲任学监(即校长),周览是首批考取该校的年龄最小的学生。由于他先天营养不足,后天失调,靠微薄的官费读书,又无父母周济,常是衣不暖体,食不果腹,体质瘦弱,经常晕厥,然而他好学不懈,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文赛必得奖。周览虽然平日沉默寡言,但秉性耿直,在关键时刻;下畏权势,仗义执言。在一次抗议学校当局欺压学生的学潮中,因带头“闹事”,被谭延开除出校。然而谭又惜才,随又批准“才子周览”官费留日。1906年,17岁的周览告别故乡只身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览愤于清室腐朽,国弱民穷,一面发愤读书,一面积极投入反清活动,参加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前,周览回国参加革命。在这期间,周览与出身湖南望族的黄芳君结为伉俪。黄家长辈明知周览是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孑然一身的清寒青年,但出于爱才,却托苏先烈和谭延为媒,将长女许配与他。周的夫人黄芳君,虽出身富贵人家,却贤惠能干,刚强开朗,婚后即离开富裕的娘家与周览自立门户,伺甘共苦。她勤俭持家,因此使周览一生全无家累和后顾之忧,一心投入民主革命和教学、科研事业之中。周览婚后不久,即赶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武汉,与李剑农、杨端六、皮宗石任凯南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由于该报积极反对袁世凯称帝,报社遭到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周只身逃到上海,得到黄兴的支持和协助,并获湖南省官费,于1913年再度离开故国,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

在英国留学期间,周览改名周鲠生。在8年的欧洲留学日子里,他不仅取得了爱丁堡大学政治硕土学位,而且获得一枚金质奖章。随后他又去法国深造,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1921年,周鲠生从欧洲回国,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第二年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3年,周鲠生写就《领事裁判权问题》,从国际法角度认证侵害国家主权的领事裁判权“断乎不能任其存在”。鉴于列强以中国“刑法严酷”、“监狱状况恶劣”、“司法行政不分”、“歧视外人,法律上不以平等待遇”等为由反对,周鲠生认为撤废领事裁判权要改良司法的不合理之处,中国不仅“要有完善的法律”,还需在“法庭之改良普及”、“法官选任制度与律师社会之改良”以及“改良并提高法律教育”等方面,“加一番发奋去做”,与英美等国谈判撤废领事裁判权才有可能,对于北京政府推行“修约”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1924年(民国13年)末,参加不平等条约改正运动,出版《不平等条约十讲》。

1923年,当周鲠生在北大任教时,就提出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在外交上进行革命性创举,打破羁绊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之网。

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放弃北大教职,南下赶赴广州参加革命,后随北伐军来到武汉,旋又转至南京。1926年冬,北伐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周鲠生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之邀,担任外交部顾问,宣传收回国权。1927年1月,他参与协助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之手段,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同年8月,周鲠生根据在武汉参与外事的经历,写就《革命的外交》一书,认为对待老练的帝国主义,就应该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外交,并且要“利用民众势力”来“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这是他对当时的革命外交实践的精辟总结。
  南京政府成立时,他拒绝受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到国立东南大学(翌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其后,应国民政府之聘,从事宪法制定事务,但因反对蒋介石,数月后辞任。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任命他和李四光、王星拱、刘树杞、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等人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9月,在武汉大学担任教授、法律系主任兼政治系主任。期间,曾出版《国际法大纲》。在周鲠生的整个生活中,教授国际法、研究国际法占据了他的大半个生涯,他相继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出的课程有五六门。即使在他担任武大教务长和校长时,也从来未脱离教学工作,每周至少讲两小时课。

由于他学识渊博,勤于钻研,他所用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的著作和不断研究出的新成果,因此他的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甚至窗外都挤满了学生。在1921年到1945年这二十几年里,周鲠生写出了十几本专著和上百篇重要学术论文,对培养我国政法界人才和推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国际法大纲》一书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国际法科的指定参考书。他的《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1944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1930年,周鲠生又提出国民外交理论,认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应受“国民直接的或间接的(经国民代表机关)支配”。虽然在周鲠生之前有诸多文献和国际条约已涉及国民外交观念,但周鲠生首次从理论高度对外交民主化意识进行确认、概括和总结。他在中国外交学理论方面已显现权威性。

正当周鲠生和李四光、王星拱、刘树杞等人创办武汉大学稍有头绪之时,1931年9月传来了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和消息,顿时,全校师生群情激愤,周鲠生在一次全校总理纪念周会上演讲,指斥政府不抵抗和退让的行径,认为不可相信美国能为中国说话,它出面调停的结果将对中国不利,并预料中日问题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要求青年学生要做多方面的准备。随着日寇的侵略步步深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周鲠生以国际法为武器,积极站在宣传抗战的前列。

1932年,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某些团员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说事变的发生起因于我国同胞抵制日货,是反日运动所造成的。周鲠生参与这次对调查团的谈话,他引经据法,结合实事,全团为之折服,为调查团后来撰写比较客观的报告,起了较好的作用。他在抗战中仅为武大师生演讲的讲稿已公开发表的不下30篇,现择其要者列之:《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国民对东省事件应有之觉悟》《东省事件怎样解决》《国际调查团与国联委员会》《国际裁军会议》《东省事件之国际形势》《东省事件的新局势》《外交与国防》《对日外交》《中国与国联》《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时事报告》《中国外交史之一页《外交之检讨》《对日抗战中之外交》《世界危机与中国》等。通览这些演讲稿的内容,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日本强盗无比愤恨,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第二,对日斗争要讲究策略和斗争手段,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世界舆论工具,牵制和打击日本。第三,预料中日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复杂性。第四,动员一切力量,不分阶级,团结一致,誓死抵抗,反对妥协投降。第五,抗战工作要艰苦踏实,应持多做少说主义。第六,深刻揭示中国被日本侵占的根源在于积弱太深。第七,强调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的正义和公理而战。他说:“中国的抗战不过打了前锋而已。有人觉得这是傻事,我们还得知道世界上伟大的事业,神圣使命,都非有几分傻气不能成功的。”第八,揭露美英参战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1932年7月,周鲠生多次前往蒋介石官邸讲解国际法和中国外交。7月20日,他为蒋介石分析国际形势;22日,谈领事裁判权与租界问题;26日,为蒋介石讲解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议和方针以及威尔逊的和平计划等。1936年,周鲠生升任武汉大学教务长,他一面继续培养中国的外交人才,一面逐步成为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外交咨询顾问。

在抗战中,周鲠生不仅运用国际法学到处演讲鼓励抗战,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民众抗战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1933年8月,他被选为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委员,武大发出的抗战电文多出自他手。

1938年初,蒋介石设立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作为幕僚机构,周鲠生被任命为参事。3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选定周鲠生为其智囊团人选。3月7日,周鲠生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委会参事室座谈会,参与商讨抗战外交与国民精神动员。7月21日,周鲠生以参事身份拟定《外交方略》,提供中枢决策参考。周鲠生认为,就国际形势而言,苏俄“无论如何反日,亦决不肯居首开战端之名”;英国也已于1938年“决然走上现实主义妥协政策之路”,“在远东开始妥协外交活动之日不会很远”;美国“仍然受孤立主义派势力之牵制”;至于国际联盟,则因为其内部英法“不肯积极负责执行国联决议”,构成国联“对国际事情行动无力之大原因”。针对种种不利的国际形势,周鲠生为中国外交开出的药方是不能做一国单独出兵援华的准备,要注意避免成为妥协外交的牺牲品,应该在持久抗战的局势下,策动一种基于英美合作之上的国际或联合的干涉行动。他认为,在世界上侵略与民主两大集团初现端倪的时刻,“中国的利益与命运与世界民主国相联系”,对德意两国日益有害于我的政策,“决不能作与吾有利之期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验证了他的预断。

1939年4月,周鲠生与钱端升等人奉派前往美国,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对日禁运,以及探寻美国的外交走向,并将其见解直接反馈决策层。1939年5月,他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被推选为理事。同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在美国举行的旧金山举行的会议。12月上旬,周鲠生四次致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提及“(日美商约期满后)防止日美新订商约,并促成美国对日禁货”以及“取得(对华)新借款”,应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他积极开展活动,会晤资深民间人士、探听美国朝野动向。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开会前后,周鲠生积极会见对华府有影响力的哈佛大学校长Lowell、政治学教授Holcombe,基本摸清了美国朝野的对华倾向以及对于中日问题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三派:“国际主义者”倾向于国会实行对日禁运法案;“折衷派”主张不由国会通过对日禁运法案,避免引起美日战争;“孤立派”主张“美国从远东政治上退出”,“不管中日之争执”。
  1940年1月,周鲠生将美国援华制日活动的详情,尤其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发表在《时代》上对日禁货的公开函向王世杰作了汇报,指出美国媒体对华同情的声音占了上风。2月上旬,周鲠生应胡适之请,继续留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3月,他致函王世杰,提议“招请美国有力人士到(中国)国内观察”,希望政府提出西南经济建设计划,吸引美国实业家直接对华投资。其后数年,周鲠生在美国讲学并继续观察美国的外交动向。1944年7月,周鲠生担任旧金山筹备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1945年7月初,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议定调王星拱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决定由周鲠生接任武大校长。周鲠生受任校长时,面临最紧迫的两大难题:第一,由于武大进步力量强大,斗争激烈,被特务密告的人和事颇多,校长左右为难。第二,抗战胜利在即,迁校复员武昌成了当务之急。周鲠生对于第一个难题的态度是效法蔡元培先生,决不无故开除一个学生。然而第二,抗战期间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军野战部队占用,后又为日军野战医院和文职官员霸占。日寇投降后,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伟,然而校舍内部设施却被破坏无遗:师生员工急不可耐地盼望着东还珞珈山。东还与西迁相比较更为困难:一是学校人员增加了两倍以上,师生员工总数已达3290人,还有大量的图书档案、仪器设备要装运,仅公物就有939吨。加上物价上涨了两千倍,西迁乐山时仅用2.7万元(法币,下同),经过十年的货币贬值,东还珞珈山却要29.2亿元;二是交通工具紧张,飞机、轮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为国民党行政官员和军队征用,学校复员只有靠木排和徒步。由于周鲠生校长的精心筹划安排,总算一个个地解决了。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品从乐山启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员起程。师生们历尽艰辛,终于全部平安东还;1946年10月31日,先期达到珞珈山的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武大成立十八周年暨三十五年度开学典礼”。

此时,周鲠生校长立即着手恢复农学院和设立医学院的工作。武大农学院在抗战前已初具规模,西迁时奉命并人中央大学农学院。这次恢复,聘请叶雅各为筹备主任:早在935年,武大在东湖磨山一带购置了5000多亩农田果园和林场。八年沦陷,大半荒芜,叶雅各主持了垦荒兴种修整,才使磨山林场重披绿装,到解放前夕,武大衣学院已发展到农艺、森林、园艺、农化四个系。1946年10月.武大又着手设立医学院,聘任李宗恩(李为英国留学生,皇家医学会会员,抗战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为筹备主任。医学院下设解剖学等18个学科,并在武昌东厂口设立附属医院,开办医护学校等。科学研究方面也出现活跃的好势头。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创办和恢复了一度被停办的刊物。武大图书一向丰富,但是经过西迁东还的千里辗转,加上日寇敌机的轰炸破坏,损失严重,但在曾昭安教授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此时图书仍有154455册之多,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武汉大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得到国内外的称誉。1948年2月20日,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函告学校: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即武大毕业生前往牛津学习凭武大审查成绩即可人学。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浙大及协和医学院。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选举1949年度院士时,武大曾选出九个候选人。随着武大学术地位的不断提高,学校对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

武大迁回珞珈山后,学校经费拮据。国民党为了打内战,一再紧缩教育经费。1947年3月24日,周鲠生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报告说:“学校经常费每月只有一千一百余万元,而 1947年2月全校仅水电费一项就开支二千六百万元”。一个月全部费用还不敷水电开支,教学科研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加之当时物价继续上涨,1948年元月份校内人员乘车买票只要一万元,8月份就涨到六十万元。由此可知当时全国经济形势之混乱,也更看出周鲠生此时办学之艰难。但是,周鲠生服膺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的办学精神,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他都聘用。1939年到1945年,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对选中的留学生总是亲自登门邀请。仅1945年到解放初,从美国留学生中应聘来武大的青年教授就达到50多人,如张培刚、韩德培等,使武大新老学者荟萃,人才济济。据统计,1948年武大教员297人,比1946年增加近100人。其中教授134人,比1946年增加32人,副教授增加了26人。孟昭礼、李儒勉、周如松、陈逵、李剑农、韩德培、张培刚、吴保安、赵理海、许宗岳、陈翼枢、曾启新、赵国华、余家洵、石琢、林侔圣、方善桂、任华、吴宓、汪奠基、周辅成、韩家学、查谦、周金黄、桂质廷、高尚荫、曹诚克、黄培云、吕保维、鲁慕胜、陈华癸、李宗恩、袁浚、章文才等知名学者专家都是这个时期应周鲠生校长之邀请来到武大任教的。有一次北大校长胡适来武大讲学,看到武大积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周鲠生不仅善于选拔和爱惜正规学校培养的学生,还特别爱惜自学成材的青年人。早在1933年他任武大教务长时,在全校作《考试与教育》的演讲时就对自学成材作了深刻的阐述,号召师生们摒除世俗的偏见,看重自学成材的青年。我国著名法学家李铁铮在他的《敝帚一把》中还详细地记述了周鲠生先生怎样引导他这个青年走上自学成材之路。

周鲠生不仅爱护人才,珍惜人才,而且还十分强调尊重人才。在他任武大教务长期间,恰逢武大开展纪念张镜澄教授执教20周年活动和1935年追悼已故前代校长刘树杞活动。按惯例,每当这些活动,全校师生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各买些人参、银耳补品之类的物品以表对恩师和好友的敬意。周鲠生认为这种表敬意的时间不会长久,为了久远地志先生德业之盛,他和王星拱等倡议设立纪念奖金,既有利于志先生德业之盛,也有利于鼓励后之学者能继先生之志而;有所造于斯学,较之鹿洞之碑,鹅湖勒石更有意义。

周鲠生教授先后发表过大量论文著述,其中在其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的《国际法》是世界国际法学中自成一派的法学著作,在我国的国际法学界具有权威地位。

在《国际法》这本书中,周鲠生阐述了他的国际公法理论,首先他认为,国际法按其字意来讲,意味着它是国家间的法律,具体说来,它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从实质上说,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各国公认的,表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在国际关系上对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当今各国际法学家在阐述国际法概念时也都取自周鲠生教授的这一概念。

在论述国际法的主体时,周鲠生教授指出,在国际法关系上国家是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者,即所谓国际人格者,因而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具有主权,国家主权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所固有的,是当然存在的,并不是国际法所赋予的,反之,国际法是在主权国家相互交往的事实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国家的基本权利包括自保权、独立权、平等权和管辖权,他强调权利和义务两者是关联的,国家享有权利,同时也有不侵犯别国享有的权利的义务,国家违反这种义务,就构成了侵权,对此要承担责任。这一理论今天已经被国际法学界所公认,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中,看看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霸权主义行径是有一定帮助的。

周鲠生教授在《国际法》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公法的一般理论,其理论体系完整,见解独特,同时介绍了外国处理涉外案件的大量实例,以及新中国的一些外交和国际法实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

幼年时期

周鲠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岁丧母,跟随在县衙门做录事(管文笔一类差事)的父亲生活。10岁丧父,幸得父亲朋友相助,照顾他的生活并让他在家中私塾念书。周鲠生少时读书聪颖,才智过人。13岁就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过秀才。在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时,他靠公费到学堂念书。

留学国外

1906年,他1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汉口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报纸被查封,他受到通缉而亡命上海。后来,在黄兴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获得湖南省官费到英国留学。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后又转到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周鲠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了在巴黎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准他在和约上签字。这时,国内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海内外学生遥相呼应,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回国发展

1921年底周鲠生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法制经济部主任。第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6年以后,他又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指派刘树杞(当时湖北省教育厅长)、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周鲠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1930年他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时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周鲠生被聘为教务长。1939年9月,周鲠生赴美国讲学并担任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因病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呈请辞职。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并任命周鲠生接任校长。1945年周鲠生回国,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

热爱教育工作

周鲠生热爱教育工作,长期从事教学实践,当教务长和校长时也没有脱离教学岗位。他开的课有时多至五、六门。在北大讲课,连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满了旁听的人,深受学生欢迎。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说:“他1922年就开始在北大教国际法。从那时起,在中国凡是有些成就的国际法学者,就我所知,几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爱惜尊重人才

周鲠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他在美国时亲自到许多大学去物色教授。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就是他当年到哈佛大学邀请来武大任教的三位青年教授。当年武大各个学院都有年青的教授。周鲠生敬佩蔡元培先生兼收并容的气度和精神,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正如此,在武大建立起一支学术力量很强的师资队伍,使武汉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高等教育贡献

周鲠生不仅是我国现代国际法方面的祖师和泰斗,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我国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在当时教育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发展,也应该重点发展。主张充实和加强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他认为:“到处办校的结果,反倒无力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并预言:“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容纳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在周鲠生担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个学院外,又恢复了农学院,增设了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包括6个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注重理论实践

周鲠生注重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并重。他在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中,主义联系实际,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英法等国操纵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调查团来华,炮制了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对此,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题为《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的文章,从国际法的角度,予以深刻的揭露。其后,国联中某些人又企图吸收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周鲠生又发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给以严正驳斥。

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偏重应用而不重视理论,“提倡实科,压缩文科”。他指出:“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这实在是不妥当的”。他说:“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意”。

周鲠生注重出人才,也注重出科研成果。他主张大学应该“造人”(出人才),也应该“出品”(出科研成果)。谭经常呼吁:“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是今后大家努力的目标”。

爱护学生

周鲠生爱护学生,富有正义感。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立法委员,他不接受,请他去做教育部长,他不答应。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学生运动中,武大进步学生要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武大新闻》,请他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这份学生报纸,专门报道校内外新闻和各地学运动态,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最后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持枪杀害学生3人,打伤多人,还捕走了进步教授和学生。当时,周鲠生正在南京,闻讯后立即飞回武汉。他看到惨死的学生,悲痛欲绝。悲愤地说:“我决心全力争取惨案的合理解决,被捕师生立即释放!”由于全校师生的斗争和他的奔走呼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死难之烈士的亲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妄图以传讯的名义加害18名进步学生。周鲠生明确表示,由校方、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护送学生出庭,并成立以韩德培教授为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为学生辩护。由于师生的配合斗争,被传讯学生很快获保释放。

1949年元月,国民党特务在武昌戈甲营逮捕了7名准备赴解放区的进步学生。消息传来,学生自治会代表找周校长出面要人。周鲠生坚决地说:“只要你们打听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于周鲠生和武汉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学生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周鲠生与学生在斗争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49年3月6日是周鲠生六十寿辰。武大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为周校长举行了一次祝寿活动,还在武汉《大刚报》上发表访问记以扩大影响。学生们把周校长夫妇请到台上就坐,并致祝辞。最后,演出了一幕歌颂周鲠生夫妇的话剧,把老校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拒绝迁校

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团结应变迎解放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周鲠生还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说:学校安全,“则有待于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始能共度难关”。关于师生生活,他“保证学校负责筹措五、六两个月,甚至七月的粮食及日常用品。”周鲠生在学校紧要时刻,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受到敬重

正如此,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敬重。解放以后,他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聘请了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鲠生、梅汝、涂允檀为外交部顾问,刘泽荣、凌其翰、陆殿栋、叶景莘、张炯伯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后增聘倪征燠),周鲠生奉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此后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周鲠生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和立法工作。他担任过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起草工作的顾问,董必武评价说他“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根据国际法原则发表了很多有影响有份量的文章。并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重要外宾。 [1]

周鲠生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多有建树。他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国名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建议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赴朝作战,为我国外交斗争赢得了较大空间。在周鲠生的建议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周总理在1 95 5年万隆会议上的发言正式使用这一提法。1958年8月,周鲠生、刘泽荣、倪征燠应召到北戴河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两位领导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共计2小时。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1958年9月4日,根据周鲠生的建议,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宣布渤海为中国内海。自此,中国有了法定领海宽度。 [1]

1964年,他完成了60万字的巨作《国际法》,此书不仅介绍了国际法的来龙去脉,以及西方的国际法理论实践、苏联及第三世界的国际法观点,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上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写入此书,该书于1970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鲠生曾被抄家,但未受进一步迫害,被闲置起来。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满82岁)。 [1]

人物交往

1947年夏天,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对新闻界发表了关于挑选和办好重点大学的谈话。他建议在10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几所重点大学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那样。他具体提到首先办好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大等。他这次谈话先在《大公报》刊出,很快就传开了。这个问题的提出虽系一家之言,但在当时看来出自胡适之口却事关重大,引起了全国不少关心大学教育的专家们参与一场持续大半年的论争。当时的“武大人”对此事的关注不言而喻。

1948年初夏,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几位校外学者到武大讲学,其中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第一天讲座的主讲人是胡适和李济两位。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当时武大没有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李先生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慕胡适的名而来。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讲坛上时,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眼巴巴地望着周校长,看他怎样安排这两位客人“亮相”。

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微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给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前台说道:“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谦虚,要我来‘跳加官’,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是来听李济之先生的讲座。”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李先生的情况。随即李济之教授也寒暄了几句才言归正传讲了起来。周鲠生校长安排这两位学者的“出场”进退得体,事后传为美谈。 [1]

《万国联盟》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

《法律》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3、1925、1929

《近代欧洲外交史》成都: 国立四川大学1

《近代欧洲外交史》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7

《领事裁判权》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3, 1925三版

《解放运动中之对外问题》 上海 : 太平洋书店 1927

《最近国际政治小史》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9

《不平等条约十讲》 上海 : 太平洋书店 1929

《国际政治概论》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30

《现代国际法问题》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1

《最近国际政治小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3

《近代欧洲政治史》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33

《近代各国外交政策》 南京 :正中书局1934《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国际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国际法大纲 国际公法论》 上海 :上海书店1989.10

《周鲠生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12

《国际法大纲》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周鲠生一生追求真理。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武大师生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老校长。为了永志他对武汉大学的贡献,学校专门设置了《纪念周鲠生法学奖学金》。并于1985年4月颁布了《武汉大学纪念周鲠生法学奖金暂行条例》,以激励后学继承周鲠生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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