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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诸子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许多学派纷呈,众多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百家争鸣时期。

解释:

1.诸子:以前为称呼,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孟子、墨子、鬼谷子等。

2.百家:各个学派。

3.诸子百家有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后来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

用法:

联合式;作宾语、定语;指各种学术流派。

例子:

王西彦《古屋》第五部:“我们决不拘泥统属,我们只以会全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的--不管它是三教九流,~。”

诸子百家谱系

【先秦】

文武道{顺天应人}微 周公王道{礼法}小、姜子牙{霸道}{兵法}大

【春秋战国】

管子、老子、孔子、晏子、孙子、范蠡、扁鹊、尹文、列子、庄子、田骈、黄老、杨子、邓析、公孙龙子、惠子、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孟子、墨子、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许行、邹衍、荀子、韩非子、吕不韦。

【汉】

司马迁、淮南子、董仲舒、王充。

“百家”按照“百家姓”的“姓”以“子”为称呼为代表的思想家。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中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逐步走向民间。

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本来的贵族政治体制,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这一时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议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ˇ处士横议ˇ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ˇ天道ˇ,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ˇ诸子ˇ,ˇ百家ˇ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道家的思想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司马谈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吕思勉认为“术数”、“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可算为十二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1]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2]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隋书经籍志》列出的法家经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书》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韩非子》二十卷、、《新书》三卷、《正论》六卷、《法论》十卷、《政论》五卷、《阮子正论》、《世要论》十二卷、《陈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难论》五卷。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据史记所说,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其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教育的基础,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开明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对于思想领域的开创性见解间接的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这一文化鼎盛现象的形成。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也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今山西安泽)人,生于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等多国,后任兰陵令(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并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慎到、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

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见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当初也叫道德家。从广义上来说,主要分为老庄派、黄老派、杨朱派三派,其中老庄派以大道为根、以自然为伍、以天地为师、以天性为尊,以无为为本,主张清虚自守、无为自化、万物齐同、道法自然、远离政治、逍遥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体现了“离用为体”的特点,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黄老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张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统,体现了“离体为用”的特点,成为了历次大乱之后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等;杨朱派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属于道家的别支,代表人物杨朱、子华子。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 [3] [4]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11]所以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由此道家黄老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提出了因循天性、顺势而为、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而老庄派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束缚和限制,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即它们都是“有所恃”的。为了摆脱所有的束缚,达到完全“无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齐物”“逍遥”的生活态度。另外,老庄派还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以实现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以实现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同时,老庄派还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 等等;而杨朱派认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时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观∶老庄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黄老道家追求大一统,主张因俗简礼、宽刑简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国。两者都主张无为而治。

人生观∶黄老道家主张因循万物,身国同治,老庄派主张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生卒年不详,一说生于公元前604年,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市),生卒于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于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着有《庄子》一书,大旨本于《老子》,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国寇”),相传是战国前期的道家人物,郑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刘向所整理之《列子》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成八篇之数,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重要典籍。列御寇所著,所著年代不详,大体是春秋战国时代。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

文子

老子的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的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 [3] [4]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社会中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所以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公孙龙

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魏(今河南省北部)人,或曰赵(今山西南部)人,有传字子秉。约生于周显四十四年,死于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于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孔子的弟子有叫公孙龙的,“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辩者”公孙龙不是一个人。《孟轲荀卿列传》《索隐》称公孙龙为孔子弟子,误。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宋(今河南商丘)人,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于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阴阳家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于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弟子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后来的主父偃也是纵横家的代表,纵横家的着苏秦的《苏子》,张仪的《张子》等大部分在汉朝前亡佚。现世仅存的鬼谷子是纵横家唯一的议论著作。另有《战国策》是记录纵横家言行的书籍代表人物: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籍贯不详,据考为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常入云梦山(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

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于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

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张仪是魏国(今河南开封市)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

惠文君于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

十二年,张仪相于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于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

代表人物:吕不韦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代表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于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于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着,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赵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赵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徙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代表人物:

许行

许行是鲁国(今山东西南)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

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于稗官,即出于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代表人物:

孙武

孙武齐国(今山东临淄)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

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

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孙膑

齐国阿鄄(今山东阳谷、甄城县)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

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

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

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着有《孙膑兵法》一书。

代表人物:扁鹊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代表人物:扁鹊

扁鹊,勃海郡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或齐国卢邑(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今河北任丘县北)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于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着有《内经》和《外经》,发明了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扁鹊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医学,并能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走遍齐、赵、卫、郑、秦诸国。

公元前310年,忌妒他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刺杀扁鹊,终年九十七岁。

诸子百家中,除了兵家医家等实用学术外,真正流传到后世的只有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另外,儒家思想也对朝鲜、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台港澳等东亚各国各地区的文化有重大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同时儒家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道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首先,古代中国的盛世往往出现在道家治国时期,其次,道家“因俗而治”和崇尚“简、平”的法律观成为后世制定法律的规范之一;至于军事、科技、文艺、中医、武术、茶道等方面,几乎就是道家的天下,相比之下,儒家的影响就小了许多。道家对日本文化也有深刻影响,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沈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至于道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儒家无法比拟的,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在美国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的图书搜索一栏,输入Dao、Tao、Taoist等这些与“道”有关的英文单词,竟然会得到近8万个的搜索结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文著作。 [6-7]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①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①

正如罗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②。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③。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⑤。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⑥。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⑦”《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传》:“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著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著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①。《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8]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9]

诸子书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10]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书厄说

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没有宗教的护经言论,宗教的重要经书经中都有护经言论,如如有谤经者、质疑经书者下地狱,或者谤经、谤宗教神者下辈子残疾或平穷,而诸子古书则没有此种言论其神圣性大大降低,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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