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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上水村人,字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

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1944年7月因肺气肿病发,逝于重庆。

17岁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史学专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东京与鲁迅同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

宣统元年(1909年)归国后,与鲁迅同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翌年改就嘉兴府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公举为海盐县首任民事长,积极推行剪辫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鸦片、兴办学校等新政。旋改到省教育厅任事。

1913年为教育部起草国语注音字母方案,后受聘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兼清史馆编修。袁世凯称帝时,辞去编修,专任北大教授。“五四运动”前后,朱希祖常为《新青年》和《晨报》副刊撰稿。

191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其间积极参与推行白话文。

1920年,联合北大六教授上书教育部,要求推行新式标点,中国新式标点自此始。是年底,和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为北大接收历史博物馆残存内阁大库档案1502麻袋,于研究所国学门设明清档案整理会,拟定整理办法,领导史学系学生整理研究。

1923年夏,应陕西督军刘镇华之请,入关中讲学,摹拓汉唐石刻。

1926年夏,改任清华、辅仁两大学教授。

1928年重返北大,任史学系主任,并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

1930年入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

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

1934年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同年任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教学之余,与其子朱对南京古迹实地调查,写出《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等专著,为研究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石。

1935年、1936年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

1938年随校西迁,在四川7年中,先后撰成《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补》等书,以隐刺伪满和汪伪政权。

1940年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不久即辞国史馆职;3月,由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改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后兼任考试院公职候选人检核委员会主任。

1944年7月因肺气肿病发,逝于重庆。友好门生曾编印《文史杂志》专号,介绍其生平。

朱希祖,字先。先世系出吴郡,后一迁歙县,再迁婺源。清光绪九年(1879年),他生于尚胥里上水村。1905年,考取官费,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学。与鲁迅等同受业于章太炎之门。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演讲三民主义,朱希祖经常前往听讲,于是欲用明季历史,阐扬民族大义。

1909年,学成回国,担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并宣扬革命学说。辛亥革命时,他被推为海盐县知事,乡里安堵。

1913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国语读音统一会,朱希祖奉派出席。会议代表们审核音素、采定字母时众说纷纭,久争不决。朱希祖独主张采古文纂籀经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复符本音;凡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二,介母三,名为“注音字母”。代表们对此决议通过,因此,朱希祖之名动京师,国立北京大学马上聘为预科教员,并兼清史馆编纂。后因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袁世凯帝制,背叛民国,朱希祖遂愤而辞职。不久改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史学概要、断代史及文学史。

1919年,朱希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提倡白话文学,并鼓吹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他以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把课程分为六系:(一)史学的基本科学,(二)史学的辅助科学,(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五)专门史,(六)第一、第二外国语都是必修科。这种制度施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一致采用。从此以后,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林,而史学名家培养渐多。

1922年5月,朱希祖主持明清档案整理会,开设陈列室,供学者研究。他指导北大史学系同学整理,办法是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以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日刊》公布其事由。他编有《内阁档案各衙门交收天启崇祯事迹清单》。朱希祖整理档案的办法为后来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军机处、内务府、清史馆及刑部等档案所采用。

1926年,朱希祖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及北京私立辅仁大学教授。

1928年,他仍回北大为史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等教授,并于是年秋发起中国史学会于北平。

1930年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次年,日本军人发动沈阳事变,东北沦陷,朱希祖深痛国难严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发扬民族精神。

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电聘朱希祖为文史研究所主任。

1934年春应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古物委员会委员。讲学之余,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书,又撰《伪齐录辑补》、《伪楚录辑补》及《杨么事迹考》,寓古为今用之义。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南京中央大学奉命西迁。是年11月,朱希祖随校到了四川重庆。会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以为历史学系课程,当以学习理论为主;就学理言,则目的有二:一为发现历史真相,除普通史和社会、政治、经济为必修课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言语等学为必修课,而以各种国别史为选修课,更辅以社会史、经济史、专门史等科目;二为发现历史真理。除普通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课外,还要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等辅之。

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

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3月,又简任他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于是,朱希祖辞去中大历史系主任之职,并迁居歌乐山向家湾。后又因多病,遂辞史馆职务,专任考试院务。并从事著作,昼夜无间,而病势日剧。

1944年7月5日卒,年仅66岁。

朱希祖自主持北大史学系以来,即以新史学相倡导,于南朝梁氏及南明历史,改力最久而精深。他尝游历陕西、晋北、金陵、广州以及名山大川,访求遗文旧事,并旁通目录、版本、校雠金石、考古等学。曾拟编刊史学丛考,公开发表。“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建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告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致始于日本求学时代,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他的郦亭藏书在学界,享有盛名。伦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中云:“书坊谁不颂朱胡(因当时朱希祖留有大胡子),轶简孤编出毁余。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诗注云:“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愿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这样几十年积累下来,郦亭藏书全盛时达二十五万册,百余万卷,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钞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其中明钞宋本《水经注》曾被王国维誉为《水经注》诸版本中第一,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许寿裳、汪东二先生为此书题签,后来胡适之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也正因此书,朱希祖替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并请章太炎书匾。郦亭藏书以南明史料和地方志为主,以史书、文集、奏议、乃至古本、稿本为主要收藏目标。

朱希祖喜收集古籍,于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史籍、地方志乘、抄本秘籍,无不求。最初藏书是为研究晚明史收集资料,所收稗官野史资料甚富,缪荃孙所藏野史多被他收藏,尤以明代史料为多,其它稿本、抄本为数不少,因有明抄本郦道元的《水经注》,版本极珍,遂命其藏书楼为“郦亭”,章太炎为其题写“郦亭书室”,藏书多达25万册,其中有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野史、南明野史、地方志乘等,尝得明影抄本《水经注》,海内孤本康熙《海盐县志》等珍贵善本。据《郦亭藏书目录》统计,约有4 000余种,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史志五个部分,史部书籍最多,约2 000余种,并多有藏书题跋,有“读书藏书家”之称。解放后,其子朱楔将部分南明史书籍及部分宋刻本出售给北京图书馆,其他大部分则捐给了南京图书馆。藏书印有“郦亭”、“朱希祖印”、“逖先读过”等。

他撰《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这两部书实是治史的典型。他搜集古籍,尤贵地方志书,所收两广方志颇多,所载南明史料尤为可贵。朱希祖以金石考古为历史研究的辅助材料,考释《竹书纪年》,亲历南京南朝陵墓,更喜搜集古文物,有商父乙鬲、五代钱币、雕印佛经,四川、湖北出土的宋代铁钱、元明清三代银币,高丽、安南等铜币。

张元济长朱希祖12岁,当朱希祖14岁时,张元济已经进士及第;当1896年朱希祖考中秀才时,张元济已经是名动京师、变法图强的“新党”。但这种年龄以及身份地位上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日后成为学术上的挚友。这除了他们学术兴趣相近之外,还与他们是世交有关。

张、朱两家均为浙西望族、海盐世家,两家为数百年之世交。张元济先祖张惟赤(螺浮)先生,拓展先世大白居为涉园,为自己读书、藏书之处。涉园不仅是海盐,而且是江南的名园,四方名士来园借书、校勘、游园,往返唱和,张氏后人张鹤(云汀)先生辑四方名士唱和为《涉园题咏》,录有桐城张英、长洲韩、华亭王鸿结、济南王士祯、德清徐倬,及同县彭孙、彭孙贻、朱炎等人的诗作,这朱炎就是朱希祖的族祖,号笠亭先生,有《陶说》、《明人诗抄正、续集》、《笠亭诗集》、《诗学逮津》、《金粟逸人逸事》等书行世。

数百年来,张、朱两家一直有交往,且多次联姻。朱希祖的夫人张维女士就是张元济的本家堂妹。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赴日留学,后肄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正东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对朱氏的史学素养给予称赞。袁世凯想称帝,章太炎力诋之,遭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奔走营护,对章氏可谓是情谊笃深。朱希祖治史,主张“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认为这是“史学主体之大用也”(注: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民国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史学专业。它为史学的发展、史学成为近代化意义的科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说:“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注:《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6年8月14日)。顾颉刚也盛赞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成绩,说:“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比较办得理想……北京大学一向就保持着文、史、哲三门学科特别有成绩的优良传统”(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第6卷16期,1947年)。

朱希祖任系主任时,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注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注:《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为了贯彻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学系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视为史学的基本学科,并规定为史学系的必修课。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课也被定为必修课。这类课程有: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史等。由于对原始史料的重视,他支持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建立考古学研究室,积极参与保护和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于他在北京大学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纪初在建立科学的新史学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在北大史学系,他能够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各种学术观点,不分派系,兼容并收,有蔡孑民先生之风度。傅振伦回忆说,当时“通儒如陈伯汉章、叶浩吾瀚、陈援庵、马书平、邓文如之诚诸师,硕学如李大钊、陈翰笙、李璜、王桐龄、孔繁、李季谷诸先生,咸来讲学,一时称盛”(注:《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为了推进新史学的建设,朱希祖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他聘用李大钊、何炳松同时开史学理论课程,李大钊讲史学思想史和唯物史观研究,何炳松依据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历史教学法等。何氏1923年翻译《新史学》,朱希祖为之作《序》:“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倡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我国史学界”。朱氏这种提倡各种理论并行,大胆引进和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做法,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三十年代,史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著者很多出自北京大学,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他还建议学校当局,就文理科高材生各考选一人,派送德国。文科留学生专攻史学方法、史学史等科目。姚从吾,即是应选而赴德国留学的。姚氏曾留德十一年(1923-1934),是著名的蒙古史、元史专家。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也造诣很深。1940年代,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中国史学史。当代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就曾亲受他的指导(注: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朱希祖本人那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从内容看,他讲授的实际上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虽然他未采用“中国史学史”的名称。他的讲义1943年在重庆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国史学通论》。受朱氏影响最深的是傅振伦。傅振伦早就撰有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多篇,著有《史通之研究》、《刘知几年谱》等。从1929年至1937年,他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教授中国史学通论。抗战以后入蜀,1942年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为学生讲授史学通论。1944年,他把讲义整理成书,由史学书局印行,本想取名《史学通论》,为了与老师朱希祖的书相区别,改名《中国史学概要》。此书分为十篇,分别为:史之解谊、史官建置、史学起源、史书名目、史学流别、史体得失、史学名著举要(上、下)、史学上两大思想家、史籍之整理,并有附录“编辑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一文。虽寥寥八万言,但对中国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简要的论列,是较早的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著。1947年,顾颉刚在回答蒋星煜的采访时,谈到当代史学史专家的成就,就提到了傅振伦并刻意说明“朱希祖之弟子傅振伦”(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傅氏本人也承认他在史学史方面取得成就,与朱氏的教导和鼓励有关,他曾说:“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中国史学概要》,则谓能广师说,而备述各方面”(注:傅振论:《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希祖南下广州去中山大学工作,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前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兼文学院史学系教授。他为学生讲授元、明史,并开“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注:王兴瑞:《朱先生与国立中山大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那时的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是朱谦之。朱谦之开设西洋史学理论,也很受学生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朱杰勤是那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朱杰勤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也成为专家,恐怕与朱希祖早年的影响不无关系。

1937年8月,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西迁入蜀。虽感怀国难,但教学不歇。时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的史学家,朱希祖提出将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史学系必修课之一。这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1944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出版,即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至此可以说初步建立起来了。(金氏著作,数次引用朱氏《中国史学通论》的观点。两书仅差一年出版,而金氏的书39年即已写成。金氏在写作时,大概参考了朱氏的讲义稿,因那时他们都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金氏毕业于北大,受黄侃影响至深,而黄侃与朱氏又曾同受业于章太炎,故金氏与朱氏也有一种师承关系,阅其讲义或听其讲课都是可能的。)

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朱氏既能够继承章氏治史精华,又能对西洋史学理论宽容地吸收;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并认识到史学以指挥人事为归宿。这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就方法论而言,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治学方向。中国史学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的著名史学家及史学评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了许多史学史的内容,但史学史在本世纪以前却未形成专门学科。把它作为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进行建设是梁启超在1926-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积极引进西洋史学理论来改造传统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史学思想有所变化,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由原来的“葬鲁疏阔”的否定转向逐步地肯定。他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具有中国史学史的雏形。可见,中国史学史的产生与中西史学的交汇、中国新史学建设的需要有很大关系。朱希祖在史界革命的重镇北京大学史学系任系主任,为史界革命的开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重视中国史学研究,应该说是这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朱希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史学通论》里。该著本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为学生讲授本国史学概论的讲义。原为三篇: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历史哲学。以后在其它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应女婿罗香林之请,决定出版该讲义,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

该著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大学讲堂里系统讲授这类内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时写出这个讲义,与那时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改革有很大关系,是建设新史学的需要,上文已谈到,此不赘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响很大,民族主义情感炽烈,国学根基雄厚,对弘扬民族文化极有热情。所以讲本国史学概论自然是他乐而为之的事情。这部讲义,比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还早二三年。可见,朱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的意识在史学界是比较早的。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该著虽是讲义之作,却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得,与陈陈相因之作有别。作者在自序中对一些不良学风提出批评,说:“近世治史学有不免钞胥陋习者,或从中国名著颠倒抄袭,或从外国人著作中片段抄译,干没其名,据为己有”,而对自己的讲义则颇为自信,认为讲义之作,虽“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习”(注:《中国史学通论序》)。

第三,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

《中国史学通论》第一篇论中国史学的起源,包括七个部分:一、史学之本谊,二、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三、再论书记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五、再论追记伪托之史,六、论历史之萌芽(上),七、论历史之萌芽(下)。关于史之本义,朱氏引许慎、江永、吴大澄、章太炎诸说,并作了进一步解释,说:史从又持中,又为右手,中为册字,而非“中正”之中。“史,记事者也”,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是历史官,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王国维作《释史》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氏认为这是周制,初造字时,并无盛算之器,所以,他不采王说。

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他引《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的职掌是负责“天时星历”,制定和颁布历法。西周以前,没有编年之史,西周以后,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因为太史有时间观念,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写作历史,不过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专职。汉之太史,到后汉时还专掌星历,奏时节禁,记瑞历灾异。著作历史,反而在兰台东观。兰台东观,本是藏书之所,所以到东汉时,并没有历史官专职。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至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由此,他断言:“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史通史官篇》说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朱氏认为,这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0页)。总之,他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不失为一种新见解。

在论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时,他说,此等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且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朱希祖以德国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典籍给予揭示。郎伯雷希脱说:“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朱氏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我国历史之萌芽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9页)。谈及史学的发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论:“谱学进而为年代纪(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从原则上讲,朱氏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史学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颇有古文家的治学风格。关于这几种史体出现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朱氏这种试图发现中国史学产生的规律性的研究旨趣,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还对史学和史料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如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0页)。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史学不足以成立。如《尚书尧典》篇,所载史实前后延续一百五十年,“实为本纪之权舆”,但与司马迁的本纪相比较,《尧典》的不足在于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纯为记叙之体,“实为列传之权舆”,但与《史记》中的列传相比,《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的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尧典》、《皋陶谟》继英雄诗而起,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在年代记(即编年体)发生之后,史学已达进步之时的作品。朱氏通过史学要素的有无显晦,说明史学的萌芽、产生,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史学进步的脉络。

《中国史学通论》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史学之派别”。朱氏认为,史学有两大派别,一是记述主义,一是推理主义。上文提到史学的发端,有两元倾向,即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主义都包含于记述主义史学当中,但随着理想主义的渐次进步,即产生推理主义,于是出现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史学的并立。孔子修《春秋》后,出现《春秋》三传。记述主义表现为《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则为《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中国记述主义,得以长足发展,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推理主义的发展,除凭借记述主义的发展外,还必须有哲学、社会学为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悖悟”。而我国既无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

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这正与欧洲人对中国史学的评价相似。事实上,中国的史学思想、历史哲学也是相当丰富、相当发达的,不过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精湛深邃的史学思想往往被更为发达的历史编纂学所掩盖。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一样,都是较为肤浅的。

由于他认为中国推理主义史学不发达,故他于推理主义史学,略去不谈,只论述了记述主义史学。他把中国史书分为七类: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并对各类史书的源流、得失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中国史书类别繁多,各代目录学分类标准不同,所分类别也有很大差异。如《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为十三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十五类,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类虽不很严谨,各类之间不少可以相容,但也毕竟把多数史书作了归类,并对它们的特点予以比较正确的分析。他还纠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观点。如刘知几对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提出批评:“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朱氏评论说:“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4页)。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列传杂乱,说:“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著,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朱氏说:“子玄以为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于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5页)。对刘知几轻视史表、重正统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评。朱希祖对《史通》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学史研究者的认同,罗香林评论说:“此书驳正《史通》数十条,均为精深之论”(注:《中国史学通论序》)。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是能够成立的。

关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变化,朱氏这样论述道:“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间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后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于复杂者也。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后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35-36页)。这个认识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也揭示了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由简单而复杂,标志着史学的进步:“《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为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征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1页)。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这看似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却是更高层次的回归,是螺旋式的发展。此外,他还论述了现当代史的重要性,说:“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为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7页)。他以《史记》、《汉书》及历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风尚为例,进一步说明重视现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中国史学通论》就内容看,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但朱氏是把它当作史学概论来看的,“史学史”的概念在他那里(至少在这本书里)并不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当中那么自觉和明确。1940年代,在讨论大学史学系教学大纲时,他主张设立中国史学史,同时又认为“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说明中国史学史在他心目中,与史籍举要还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见,对于如何建设这门学科,他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认识到。

关于中国史学理论者

《中国史学通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

《史馆论议》(未刊)

关于史迹者

《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5年

《汲冢书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关于史料辑录者

《伪楚录辑补及伪齐录校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

《孙吴佚史辑校》(未刊)

关于史学考证者

史籍、氏族、地理、金石、杂考等论文八十篇,多未发表。

关于版本目录论文八种

《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年

其他如《郦亭藏书目录》、《郦亭藏书题跋记》、《中兴馆阁书目续目》(辑佚)、《新梁书艺文志》等,多未发表。

关于战国史论文十五篇

未发表。

关于萧梁历史者七十篇二十四篇

未发表。

关于唐代历史者十篇

未发表。

关于宋代历史者

专著三种,仅《杨幺事迹考》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明代历史者七十篇

多未发表。

关于近百年历史者九种

未发表。

关于中国文学史者十二种

多未发表。

关于小说经解者二种(自印一种)

诗文四十四篇

多未发表。

日记、随笔三种

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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