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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藩

朱益藩(1861-1937),字艾卿,号定园,益浚弟,江西萍乡莲花人。光绪庚寅翰林,官至湖南正主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曾任北京大学第三任校长、著名书法家。

1892年(光绪十八年)散馆,取一等中馆元,授翰林院编修;1893年(光绪十九年)派为奉天乡试同考官;1894年(光绪二十年)升詹事府詹事,授湖北省乡试、会试副考官;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任翰林院侍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科道获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读学士,钦命在南书房行走,兼充经筵进讲大臣,入值南书房、轮值养心殿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进讲。任湖南乡试,会试正考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为南书房行走,授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浙江省乡试、会试正考官;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任陕西学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8月奉谕调补闽布政使,9月奉谕为山东提学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南书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调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派充廷试赴日、赴欧游学毕业生监考官及阅卷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钦命为廷试游学生阅卷大臣;1911年(宣统三年)授副都御史,后授毓庆宫授读,毓庆宫行走、少保、太保、赏紫禁城骑马、乘坐二人暖轿、诰授光禄大夫、赐谥“文诚”。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师傅”即末代帝师。还是江西历史上出任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总监督的第一人。

朱益藩之父是咸丰年间进士,在父亲熏陶下,朱益藩四岁就能写一手好字。朱益藩于光绪十六年恩科会试中贡士,殿士二甲第九名,赐进士出身。在保和殿御试时,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大考翰林,取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读学士,钦命南书房行走,兼经筵进讲大臣,在养心殿为光绪皇帝和皇后讲《贞观政要》。”后多次外放为正副考官及学政。曾任奉天乡试同考官,湖北省乡会试副考官,湖南省乡会试正考官,浙江省乡会试正考官,陕西省学政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任宗人府府丞,宣统二年(1910)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辛亥革命后回籍。一九一六年受清宫小朝廷之邀为上书房师傅,教授末帝溥仪直至一九二四年其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担任溥仪的师傅期间其受到信用,与闻机要,兼为“御医”,在毓庆宫诸位师傅中间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溥仪出宫后他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负有为溥仪谋划之责。“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态度鲜明,溥仪出关,他不但不随行,而且至死没去过长春。后迫于生计,曾在北京琉璃厂挂笔单鬻字为生,今北京东琉璃厂信远斋的匾就是朱益藩题。朱益藩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病殁于北京。溥仪闻报极为伤感,依例追赠“清故太保”,谥“文诚”,赏银5000元治丧。朱益藩同时又善诗能文兼精中医学,可惜生前所著的诗文手稿均在文化大革命中焚毁,几乎无一存世。

朱老先生可是光绪和溥仪两代皇帝的帝师,当年他给光绪当师傅时名声就很不错,深得光绪信任。民国成立后,他养花种菊,准备终老南山。袁世凯称帝时,多次派人请他出山,老爷子不为所动。

可北京方面请他出来给溥仪当汉文老师他为啥又出来了呢?这不是出于复辟帝制的梦想,而是出于对光绪知遇之恩的报答。他是1915年应邀来京的,1916年3月,他请假回家把家眷接来,在秦老胡同住了下来。当时,溥仪的老师有五个,汉文老师: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满文老师:伊克坦;英文老师:庄士敦。因为朱老先生曾是光绪的老师,溥仪赏他二品顶戴花翎,紫禁城内坐二人抬暖轿,赏穿素色貂褂,每月开500块大洋,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日,照例还有数百元赏赐。老爷子的待遇可是不低。

按他的经历和身份如果安安稳稳地当个遗老,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的。可朱老爷子偏偏在这生命的尾声阶段,做出了几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事儿。人们这才明白,这个遗老不但不是老朽之人,还深明大义,能跟上时代潮流。

1917年,围绕着中国是否派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产生了严重分歧。黎元洪手下没兵,镇不住皖系军阀段祺瑞,就把驻徐州的张勋请出来搞调停。张勋正想钻空子呢,就带着辫子兵进了京,图谋复辟满清王朝。张勋和朱益藩不但都是江西老乡,还都是前清的宠臣,两人亲密如哥儿俩。朱老先生在秦老胡同的宅子,原先就是张勋的公馆,是张勋半卖半送给了朱老先生的,朱老先生能不惦记这个恩情吗?张勋一到北京,就在江西会馆摆开酒宴,请朱老入席,一是叙叙友情,更重要的是想说说复辟大计。

酒过三巡,朱老先生怎么越听越不是味儿呀,什么兵逼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再把溥仪抬出来登上皇帝宝座……老先生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劝张勋说,形式非比昔日,大小军阀虎视眈眈,正要准备互相残杀,你把溥仪抬出来能收拾得了局面吗?就靠你手下那三五万辫子兵,根本坐不住啊。张勋牛脖子一梗,说有人支持我,怕什么!朱老先生一脸悲戚地看着张勋,端起酒盅只好在心底暗暗为他祝福。张勋复辟以后,紫禁城里的遗老遗少们那份儿乐呀,一个个翎顶袍褂的,排着队进宫叩头,给皇上请安谢恩哪。人堆儿里就是没有两代宗师朱益藩的影子。这是很出人意外的。

研究者认为,朱老先生此举不是表明他对晚请皇室不忠心,也不是说他是个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是说明他能权衡利弊,顺应民心,这也许是他的民本思想在起作用吧。张勋的复辟只历时十一天就寿终正寝了。张勋仓皇逃亡中才十分后悔当初没有听朱益藩的话。当然,在劝张勋不可妄动的人中也有清王朝的忠实走狗大太监小德张,他也是张勋最要好的朋友,不过,他是从军力的角度着眼,而不是像朱益藩大局着眼的,这是他们二人的根本区别。

到了1924年,冯玉祥率国民军进驻北京.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溥仪匿居天津张园。自此,朱益藩与溥仪分离两地,但朱益藩还经常坐火车去天津看望薄仪,双方书信来往也很频繁。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秘密策划成立伪满洲国,要溥仪当傀儡皇帝。溥仪举棋不定,便派人接朱去天津商谈。朱老先生到了天津,一身凛然正气,怒斥郑孝胥的汉奸论调,力陈伪满洲国不可立的缘由。为此,他曾跪在昔日的皇帝脚下,老泪纵横地苦苦谏劝。一个封建老臣能有如此民族大义确实难得,这也就是让近代史学者们对他刮目相看的第二件事。1932年4月9日“满洲国”宣告成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溥仪成了万人共诛的民族败类。朱益藩羞辱难当,气愤之极便责令儿孙把存挂在厅堂内的溥仪赠给他六十大寿的祝寿诗,还有溥仪送的名画《恽寿平仿李成山水轴》、《赵伯驹玉洞群仙图》统统取了下来,以示对溥仪的极大大不满。

说起溥仪给朱益藩的生日礼物,那还有些故事。有一次溥仪了解到朱益藩晚年得子,就将自己小时候的一套精致的军乐队泥人玩具取出来赏给了他。平时遇到朱的生日,一般赏赐些绸缎及内装金银锞子的荷包等物,皇帝的妃子对他也各赏赐一份。可是在1920年朱益藩六十大寿的时候,溥仪的赏物就显得不一般了,他赏了御制诗一副,白玉如意一柄,镀金佛两尊,古画一轴以及对联、福寿字等,说明溥仪对他是很敬重的。朱益藩一直将此御制诗挂在厅堂里十几年,说明他对溥仪也是很感念的。但这份情感再重,也挡不住民族大义的力量,所以他宁愿割舍这份情义,也要坚持自己的为人原则。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秦老胡同在清朝灭亡以后能“行走”了他这样一位两朝遗老也算没有白起这么个美名吧。

朱老先生的书法很好,他写的楹联、条幅、中堂、册页、扇面以及长卷寿屏,实属书法精品,他的书品在清宫地位甚高,求书者众多。自从离开溥仪后,他一直在北京荣宝斋南纸店挂笔单卖字。他晚年仍致力于钻研书法,若遇亲友探问,提到诗文书画以及史料掌故,还是侃侃而谈,不能自已。但其性格倔强,誓不与国民党当道者来往。1936年春节前,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萧振德派人给他送来《四书》和狐皮筒袍,以示敬意。谁知朱益藩竟不接见,使来人十分难堪。第二年3月,这位老人就在北平逝世了,享年七十七岁。

说到他的逝世,有些故事值得聊一聊。他于1937年3月10日在秦老胡同寓所病逝后,北京各报均刊载了讣闻。溥仪马上指派留京办事处的爱新觉罗载涛代表致祭,带来了一些东西和5000元治丧费,还诰授了光禄大夫等三个头衔名号,算是对他的至高礼遇吧。原打算停灵四十九天,做完了七七后开吊发引,没想到他的继室夫人易玉燕因伤心过度,在他死后第四十天就突发心脏病而死,这样,朱益藩夫妇的丧事就在1937年5月1日同时开吊受奠。前来登门祭奠的,有逊清室代表、北平国民政府和军事等各界要员或他们的代表、故旧、门生、亲朋好友及北平市民等,终日络绎不绝。5月2日出殡,用六十四个杠夫的“皇杠”。出殡队伍由东四十二条出发,经东四大街至东单牌楼,又经东长安街、旧户部街、前门,直至西珠市口,再进西砖胡同,然后送进了南城的法源寺停柩。由于朱老先生门生故旧很多,再说他又给许多大商号写过招牌,给穷苦市民免费瞧过病、送过药,所以设路祭的、加入队伍的送葬人很多,葬礼十分隆重。

朱家原本把他的灵柩送回江西老家安葬,可是很快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只好安葬在广安门内吉安十属义地。后该地被征用,就迁葬永定门外南苑公墓。“文革”中这个墓地被平为耕地,朱墓早已查无下落了。只有他当年住过的秦老胡同仍未改名,给今人留了点儿念想。

朱益藩四岁就在他父亲朱之杰的指导下识字并习作大字,受到过严格的馆阁体书法的训练。早年学习欧、柳、赵诸家。

中年兼师李北海、米襄阳等。朱益藩入值南书房时即以擅长书法闻名,经常承代御笔书写匾额、春牌、福、寿字等。居京期间,得以观览内府所藏大量的古代碑贴及名家手迹,并同当时的王公大臣交往过程,开扩了眼界,书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他重视通过临摹承继前人的书学成就,习字勤奋,博取众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朱益藩受晚清学者、士人倡导碑学的影响,书法到了近代逐渐走上了碑帖兼容的道路。但这一结合却是在不断探索中完成的。一方面,许多学者长期受到“馆阁体”的束缚,尚不能放开手脚另立新的面目;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了尊碑风气的熏染,有一种突破前人藩篱的冲动。这就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体现出来。朱益潘的这副行楷七言联(见附图)就说明了这一特点。 在这副楹联中,作者在有些字的处理上下笔谨慎,一丝不苟,可以说是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如其中的“菊”、“陶”、“阳”等字,有着很明显的柳公权书体的痕迹。但作者又比较好地解决了遵守法度和抒发性情之间的矛盾,那就是遵从楷法的同时融入行书的笔意,以加强整体的变化。如其中的“靖”、“画”、“襄”等,既下笔沉实,又行笔利落,做到规矩而不失灵动,潇洒而不失严谨。就结体而言,通篇作品以内敛为主,但却随时通过个别笔画的伸展进行调整,在平正、稳重中追求变化,避免了死板和局促,如“节”字的垂笔、“书”字的横笔、“阳”字的撇笔等。从整副楹联的章法来看,字与字之间的布局疏密得当,两联之间协调对称,上下款和正文互为呼应,相映成趣,融为一体。朱益藩与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学者的文廷式、夏穗卿等人同科,授翰林院编修,曾官至湖南主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等。其书宗法柳公权、米芾等,雄浑苍劲、法度谨严。民国之后,曾在京、津一带定润鬻字。

他七十寿辰的时候,溥仪给他的寿诗中就有“善书健腕犹飞白,旨酒温颜自渥丹”的句子,对他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肯定的说,他是当时宫廷书法家中的最出色的一位。

朱益藩的字用笔妍丽遒劲,雍容冲和,宁静淡雅,法度严谨,充满文人气质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和刘春霖等人固守着馆阁体的最后一块阵地,宫墙的外面,书法已经是碑学的天下了。书法的历史无情的走到了后科举时代,悲剧已经不可避免,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书法史上有一个朱益藩,尽管书法给他的生前带来别人难以想象的荣耀。在现代人的视野里,他书法的线条是那样的纤弱,单薄,但字里行间还是有着淡淡的诗意。是感伤的诗意?还是怅惘的诗意呢?可能只有他自己能读懂,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诗意、最后的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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