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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

朱执信(18851920年),原名大符,字执信,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汉族,祖籍浙江萧山,1885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番禺(现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街)。父启连,是当地有名学者,精通琴律,人称“琴王”,曾任张之洞幕僚。

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党人。1905年8 月,他被选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先后担任过《民报》、《建设》等刊物的编辑,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工作。1920年9月21日,他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

生于1885年10月12日,广州番禺城内豪贤街(今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汪氏随山馆”内。父亲朱启连是当地有名学者,精通诗词和古琴,人称“琴王”,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母亲汪若昭出身书香门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后,3年内父母因病相继去世,他和弟妹便由住在广州的舅父抚养。

朱执信童年进私塾念书,酷爱文艺著作,又从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辛丑合约》刺激朱执信关心国事。1901年12月,他作《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题后》一文,阐发自己反抗清政府镇压人民的思想,被广州著名学府广雅书院拟取为文学第一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广州的新型学校教忠学堂,后又同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组织“群智社”。在教忠学堂和群智社的两年中,朱执信除了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外,还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这些书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朱执信影响很大。

1904年,朱执信应广东省留日考试,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他主修法政经济,并攻数学、医学,通英、日两种外语,这时期的勤奋学习,为后来所从事的理论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他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及许多留学革命青年,接受了反清的革命思想。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和重要骨干,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要撰稿人,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保皇党的改良理论,并鼓吹民生主义,肯定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创建独立的“中华共和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归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及两广方言学堂等校任教。积极从事联络,与新军中的赵声、倪映典等人经常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发动民军进行武装起义。是年与杨道仪女士结婚。1906年1月,朱执信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他评价《共产党宣言》,说“马尔克(马克思)之事功,此役为最”。

光绪三十三年(1907),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宣统二年(1910)二月参加策动广州新军起义。翌年四月参加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发动顺德一带民军响应,并参加“选锋”(突击队),与黄兴等进攻督署,激战中负伤,流亡香港。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人心浮动,朱执信决心发动广州起义。他与赵声、邹鲁等计议:由邹策动防营首先发动,朱即集合民军,赵策动新军响应。预定12月13日前正式发动,不料期前8日邹分发会票给防营同志时消息泄漏,致被迫完全放弃原来计划,同志中有被捕者,幸均未供出朱、邹姓名,故朱等仍安然无事。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之役,朱执信负责发动顺德一带民军支援。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举世闻名的黄花岗起义中,他既是黄兴在统帅部的得力助手,又是负责围攻两广总督衙门的“先锋”队(敢死队)的领导成员。该日下午,他匆匆赶到小东营五号参加突击队,操起一把剪刀,拿起两枚炸弹,同黄兴等人一道扑向两广总督衙署。进攻中,炸弹用尽,又从牺牲同志身上捡起短枪,与敌巷战,负伤仍继续战斗,经过一番激战,朱执信带领20余人击毙敌人,但敌军渐多,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只得撤退。他带着伤痛,混入清军,镇静地折入横巷,绕至双门底(今北京路)附近的林氏书塾,然后悄悄,地乘船离穗赴香港。此后,又多次参加革命武装行动,每次临行之前都给家人留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在广东发动民军会攻省城,迫使清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血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裁撤民军,编练军队,整顿军纪,准备北伐。并帮助姚雨平从民军团体挑选精英,迅速组成一支万余人的精干的“北伐军”开赴前线。南北和议达成后,任广东都督胡汉民的审计院院长兼广(州)阳(江)军务处(后改称绥靖处)督办。在广东审计院长任内,清贫廉洁,一丝不苟,严格执法,不徇私情。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与廖仲恺前往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翌年10月返粤后,与邓铿策划广东反袁斗争和驱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其间,又奔走南洋各地为革命筹款。 1914年9月奉命返粤,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参与策划一系列武装斗争,协助邓铿主持广东的讨袁军事,并受邓委派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筹款,继又主持驱逐袁世凯心腹、粤督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不一致而失败。他还为《民国》杂志撰写了《暴民政治者何?》、《开明专制》、《革命与心理》等政论,揭露袁世凯卖国独裁的真面目。

1915年11月,奉孙中山召请赴日本筹商讨袁军事,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得到孙中山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张发奎、薛岳、李扬敬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龙军事指挥机构,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 次年1月,在惠州等地举兵讨伐袁世凯。

与此同时,朱执信仍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揭露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反复指出“民心恶袁”,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民国6年(1917年)夏,按孙旨意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反对参战。1917年7月,朱执信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随孙中山率北京政府起义海军南下护法,从事党务、政治、军事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协助孙中山以陈炯明统率的广东省长亲军为基础,编练成援闽粤军,占据汀州、漳州地区,发展革命武装。 ,1918年5月,由于滇、桂军阀破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孙辞去大元帅职。朱执信随其离开广州到上海,协助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朱执信并多次往返广东、福建和上海之间,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为唤起民众,他还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 “五四”运动期间,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发表《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时,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6月下旬再次被派赴漳洲,敦促驻扎该地的粤军西进讨桂。旋又不避艰险前往广州,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伐桂系军阀的行动。1920年8月间,朱执信受孙中山派遣,参与“粤军回粤”之役,对付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8月下旬,粤军攻抵东江一带,桂系军阀莫荣新将其主力全部调至前线增援。粤军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加上兵力还不及桂军,“忽遇强敌,全线为之一阻”。于是双方在东江流域的惠阳、河源、龙门一线呈胶着状态,谁胜谁负,难见分晓。这时,朱执信旧部、虎门要塞的肇军表示愿意脱离桂军,要求他到虎门主持一切。为使粤军摆脱困境,朱执信冒险进入虎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

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朱执信牺牲的消息传来,孙中山悲痛地说:“执信是革命的圣人”。“执信忽然殉折,使我如失左右手”。1920年12月15日,朱执信烈士灵柩由宝璧兵舰运回广州。1921年1月16日葬于广州东郊东沙马路驷马岗(即今先烈路),孙中山亲自步行执绋,他的墓建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六年,因墓地有白蚁,将遗骸迁到墓南的执信中学,原墓则为衣冠冢。军政府公祭大会,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致祭文,并亲自出席追悼大会。大会决定建立执信学校以为纪念,孙出席执信学校(今广州执信中学)成立会,亲临致词。

朱执信在政治思想上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上系统地阐发了“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土地国有”等思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主张“民族自决”,并且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独立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之一部”。此外,在辛亥革命前,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曾作过若干介绍。他同情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

朱执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他相信科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承认人类“是从猴属发达来的”。他反对所谓“精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论调,认为人的精神“依托物质”。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客观世界可知。他说,人的认识“有学而知,有习而得,前者所谓教育,后者所谓经验也”。而“经验”,则是“由事物而生,未有事实,何由有经验”。朱执信的社会历史观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思想成分。他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封建制度必然进化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长久,人类社会必将进到没有国家、阶级的平等、互助的“共产社会”。他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说“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并且指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阶级和阶级斗争“绝灭”。此外,朱执信还注意从经济上探讨一些社会现象的根源,认为社会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产生,均有经济上的理由。同时他也相信抽象的“互助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组成社会在于“互助”和“相爱”,说人类“贵互助不贵争斗”。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属于唯心主义。

朱执信的无神论思想较为突出。他反对“耶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有神论。他以进化论思想尖锐地批驳“上帝造人”等谬论,说:只要我们“从进化论入手,则知宇宙中经无数进化而始有人,决非被上帝创造者”。他告诫人们:信教是一种“慢性精神自杀”,我们切不可做“神的奴隶”。他认为,要真实地了解“人生问题”,就必须依据科学的进化论,对于“古来宗教之种种迷谬之传说,不可不从根本上概予打消”。

孙中山对于这位忠实亲密战友的牺牲,十分痛惜:“使我党失此长城”,他一再称赞朱执信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

陈独秀以挽联的形式高度评价了朱执信的人生价值:“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

朱执信生平著述甚多,以蛰伸、县解、去非、前进等笔名撰写大量政论文章,载诸国外者有仰光、雪梨、新加坡各埠报刊,中国则见之于《民报》、《民国杂志》、《上海晨报》、《星期评论》、《闽星杂志》、《建设》杂志。遗著编有《朱执信集》。

朱执信墓在先烈东路驷马岗,墓园共4000多平方米,绕以崇垣,台阶层叠,丰碑高耸,树木葱宠。碑文、墓表分别由孙中山、汪精卫题书。1936年秋,遗骸迁往执信中学校内,原墓则为衣冠家。执信中学内之墓园,占地500多平方米,墓包呈馒头形,高3米多,周长10余米。1963年3月,公布两处墓址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朱执信 (1885一1920),名大符。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禹。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次年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文,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反对改良主义。1906年回广州,曾先后参加1910年新军起义、1911年“三二九”起义和讨袁、护法等武斗争。五四运动后,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思想激进。1920年赴虎门策动该地驻军讨伐盘据广东的军阀莫荣新,于同年9月21日被反动军阀刺死于虎门。遗体于1921年1月16日葬于广州先烈东路驷马岗。

孙中山为了纪念他对民主革命的卓越贡献,以他的名字在广州市开办了执信中学。初时有衣冠冢位于执信中学校内,每逢清明,都会有大量的师生校友前来悼念缅怀。其主坟位于广州市沙河顶,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后迁至执信中学,原执信中学内的衣冠冢迁至广州市沙河顶。

朱执信纪念碑在虎门镇海军医院内(现执信公园),民国十二年(1923年)年立,碑高7.2米,碑座边宽2.6米,用光面花岗石砌成。碑上有胡汉民于民国二十年手书的碑名和民国二十一年撰书的碑文。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填塞碑铭,1986年修缮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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