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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おぎゅう そらい、文6年2月16日(1666年3月21日) - 享保13年1月19日(1728年2月28日)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家和儒学家。他被认为是江户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古学派之一的萱园学派(又称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本姓物部,名双松,字茂卿,号徂徕(徂徕)、萱园,通称总右卫门。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运用儒家的教诲,以维持政府和社会良好的秩序。他认为,日本人的情感要让自己表达出来,才能培育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愿景。徂徕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吸收他的教诲,且建立了徂徕学校,并在现今的日本开设儒家奖学金,影响力甚远。

生于武藏国半岛郡江户城(今东京)。家贫, 5岁时自学汉文,后来研究儒学、军事学等。初时信奉朱子学,50岁后受中国明朝文人李攀龙(1514~1570)和王世贞 (1526~1590)的古文辞学影响,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批判宋学,并在日本开拓、推广古文辞学。他的学说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曾经风靡日本,后来对日本的国学和水户学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徂徕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他的思想核心是关于“道”的见解。他把中国古代自尧帝到周公施政的社会看作是理想社会,主张复古。他认为,孔子讲的“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 7个圣人,“先王之道”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所以“先王之道” 又叫做 “圣人之道”。“先王之道”也就是安天下的“道”。体现“先王之道”的是“物”。所谓“物”,指的是礼、乐、刑、政。离开礼、乐、刑、政,就无所谓“道”。为了安天下,为政者本人的道德修养是根本,而这种道德修养必须出于安天下的心愿,这就是仁。“先王之道” 以仁为主。 中国的六经记载了“先王之道”,所以学习“先王之道”的方法是直接钻研六经;而要正确地理解六经,必须通晓汉语古文辞,弄清楚“先王”施政时的种种事实。学问之道,以信圣人为先。宋儒不懂古文辞义,用当时的辞义去解释六经,牵强附会,杜撰出“先王”、孔子所没有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性理学。“理”是无形的,因而是没有准则的;“天理人欲”之说也没有准则。“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宋儒认为人的气质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其实气质是先天的本性,绝非人力所能改变;一般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仁人,但是不可能成为圣人。

另一方面,徂徕主张顺天命,并且认为天和圣人之心都是不可知的;为了统治人民而祭祖、向鬼神问卜也是必需的。租徕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德川时代朱子学以至整个儒学思想体系开始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他声称“道”──文物制度可以由圣人创造,否定了宋儒关于“道”自然地与天地共存的传统观念,区别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规律,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整个学说,是日本儒学史上罕见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它出现在日本封建思维方式开始让位于近代思维方式的历史转折时期,虽然以古学为名,实际上却蕴藏着日本近代思想的一些萌芽,成为日本近代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荻生徂徕的思想,最根本的是否定朱子学的“穷理学说”。徂徕承认,“理”存在于自然界万物之中,但“理”却是“无标准之物”,即“理”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人有各自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世界观,因此,“理”是不能穷尽的。③基于这个理论,徂徕认为,世界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由无限多复杂多样的“活”的个体所构成的。构成日本社会的“士农工商”即“四民”各自承担着各自的职责:农民耕种养活世界,工人制作家用供世界之用,商人往来于世界人之间帮助流通,士则治乱安天下。各阶层之人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士农工商缺一不可。为此“四民”应该“相亲、相爱、相生、相承、相辅、相养、相匡、相救”,才能构成一个合理的社会。徂徕把君主比喻为父母,“四民”皆为帮助君主安天下的“役人”,因此,不管是哪个阶级,都对社会有用。也就是说,“四民”不是对立存在的阶级,而都是辅佐君主的“役人”,因此,每个阶级的人均是有用之人,人们应该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而发现人才启用人才是为政者的责任,为政者应该不拘一格,从庶民阶层当中选拔录用有用的人才。④

徂徕不但明确了君主的职责,也明确了“四民”的职责。在将“四民”等级身份合理化的同时,积极地肯定了“四民”的存在价值。在身份等级极其森严的近世,庶民往往被视为“贱民”,受到武士阶层的歧视和欺压。而徂徕的“‘四民’皆‘役人’论”却积极地肯定了庶民的存在价值,这对于当时的思想形态,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冲击,起着积极的作用。为此,“徂徕学”深受庶民阶级的欢迎,其《学则》、《辩道》、《辨明》、《论语徵》等著作推出之后,迅速在日本掀起一股“徂徕热”。人们纷纷购书研读儒学文化,或上藩校或上私塾,藩校和私塾的数量空前增加,书籍的印刷和出版也空前繁盛。据统计,江户时期书籍的出版数目,经过日本元绿、享保时期及至1800年到达最高峰。以“徂徕学”的传播为媒介,原来只在少数武士阶层间传播的日本儒学文化得以在全国大众范围广泛流传。⑤

徂徕的“町人”观

“町人”崛起。“町人”是日本近世对商工业者的称谓。荻生徂徕生活的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前叶(宽文~享保时代)期间,日本经历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货币经济不仅在城市得到迅速的发展,也渗透到农村。农村的发展提高了城市的消费水平,促进了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商品需求的激增,又反过来促进货币经济、运输以及商品流通等的快速发展,随着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繁荣,“町人”崛起,社会治安混乱,幕府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⑥元绿时期以后,社会矛盾越发加剧,武士阶级的财政困难越发严重。

“武士土着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幕府再三颁布“节约令”,然而收效甚微,最后不得不推出“货币改铸令”,将原货币价面值提高而金银含量降低,试图通过改变金银的比例、提高币面值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其结果不言而喻,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町人越来越富裕,武士越来越贫困,社会矛盾越发加剧,幕府的财政困难越发严重。

对此,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均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武士阶级生活的奢侈浪费。徂徕则把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生产成本过高;消费需求增加;“町人”经济独占。徂徕认为,“町人”唯利是图,一本万利,是他们共同地把商品的价格提高而导致物价飞涨。因此,要巩固幕府的统治地位,维持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必须实行“武士土着制”。⑦“土着制”即是让武士结束寄居生活,从城市解散回到原属藩地,按级别分配田地,重新回到原来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徂徕认为,只有实行“土着制”,才能把武士阶级从经济困苦的境地中解救出来,社会才会安定发展。徂徕意识到,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武士的权威以及地位大有被“町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幕府政权的持续性也将受到威胁。“武士土着制”的目的是要把武士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抑制“町人”的专横,维护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

徂徕的以武士为中心的思想在其晚年所著的《政谈》中表现无遗。他指出,“武士应该是社会的主人,处于统治地位,‘町人’只能是客人,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今‘町人’独占了经济市场,武士阶级却过着穷困的生活,是宾主颠倒的现象”,⑧因此提倡废除货币经济,压制“町人”,制止“町人”独占市场。徂徕的“町人”观充分地体现了其复古思想以及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思想。

徂徕对中国的音乐、明律、度量衡、汉诗文等都有研究,并且取得了成就。

清嘉庆十四年(1809),徂徕的《〈论语〉徵》、《〈大学〉解》、《〈中庸〉解》与蟹养斋的《非徂徕学》传入中国。1836年钱泳又把徂徕所著的《辨道》、《辨名》编成文集, 附以自序和 “日本国徂徕先生小传”,在中国出版。徂徕的学术思想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学者如刘宝楠、戴望、俞樾、李慈铭等人的推崇。

《弁道》

《弁名》

《拟自律书》

《太平策》

《政谈》

《学则》

《论语》

徂徕生了二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成为武士并当上德川纲吉的私人御医,后来则成为将军。而徂徕本身也有研究朱熹宋代的儒学版本,并在1690年成为一家私塾的老师,传授中国古代经典。他也创造了大谷将旗,其玩法与长相都不同于一般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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