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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董氏

所谓“藁城董氏”,是在700多年前的元朝形成的历史称谓。以元代藁城名将董俊为宗室第一代。学士虞集向朝廷上表,即为《讲毕周特加城董氏封赠表》,元明善撰写董家事迹,就称《城董氏家传》,《四库全书》也同样有收录。日本学者松岛建树研究元代的著作,全称是《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台湾学者袁冀《元史研究论集》第九章则是《元代藁城董氏评述》。

九门古城。九门古城在今藁城西北(九门村所在地),古属中山国。战国时“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修筑城池,是以“胡服骑射”著称的赵武灵王予以命名的。因九门有九个家族(九室),故称“九门”。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随其兄官浙江、遂定居浙江鄞县、曾任浙东东湖书院山长,后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葛逻禄乃贤的“元代记录并考订古遗迹、古碑刻的”著作《河朔访古记》记载:“城中世家,唯董氏一族”。 [1]

祖宗忠烈公董俊。上三祖徽、哲、昕。藁城董氏宗谱把董俊尊为第一代,至“文”字辈、“士”字辈、“守”字辈四代子孙百余人,计有43位大夫,22位将军(其中九人佩金虎符),13位国公,为元朝汉人之最。史称“功不绝于信史,名不染于罪籍。”据元明善撰写的《藁城令董府君神道碑》记载,董俊及其子董文炳、董文直父子三人相继担任藁城县令。 [2]

藁城南董董家坟。也称“董廉王坟”。占地981亩,九神道,有董俊八九七十二“疑冢”。河北省政府命名为“南董元代董氏墓群”,并颁发“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碑。详见词条:《南董元代古墓群》 [3]

作者:(日本)滕岛建树

丛书名: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家族

作者简介:日本学者藤岛建树主要从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后撰文论述了元朝统治者的崇佛、后妃的佛教信仰、统领佛教的中央机关宣政院及其与权臣的关系、集贤院与正一教、元朝政治与佛教、禅僧中峰明本、笑隐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权治下河东地区的发展等问题。藤岛建树 1986 「元朝治下における汉人一族のみ--藁城の董氏の场合--」『大谷学报』 66-3日):藤岛建树《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 [4]

12世纪末,金国统治下的河北地区社会动荡,形势严峻,金国统治力下降,引发社会动乱,且新兴蒙古势力不断进逼。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进攻金国,此后金国首都中都(北京)连年处于包围之中。已经难以维护现状的金国于贞二年(1214年)五月,终于舍弃中都,迁都河南汴梁(开封),此次“贞南迁”使河北陷于混乱与荒芜,动荡已不可逆转。得不到保护又无法逃离的农民,为求自保,在有力领导者的率领下成立了地方自卫军事集团。1215年木华黎率蒙古军开始进攻华北地区,这些农民自卫军事集团被迫面临去留的选择。立即举义归顺蒙古军,隐辱负重保全安居地的所有权和地位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拼命抵抗又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这是非同寻常的历程。

本稿主要记述了河北中部的要冲石家庄地区藁城县成立的自卫集团首领,以及该家族从蒙古帝国时期到元朝治下的发展历程,也由此研究在异民族统治下华北地区汉人的生活方式。

在被称为“汉人世侯”的军事集团中,河北藁城董俊名列其中。《元史》卷一四八中也有记载,根据元明善所撰的《藁城董氏家传》,或李冶所撰的《大傅忠烈公神道碑》,或元明善所书的碑刻传记等,可以追述其生平。首先,“公(俊)世占藁藉”,“父昕农隐不仕”,“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等有所记载,对其家系及门阀等没有记载,董俊不是像那些被称为汉人世侯或四大诸侯那样拥有很多地盘和强大势力,而是世居藁城县的中等农民,他率兵的契机是在:金贞佑间,边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为将。众莫能弓,独俊一发破的,遂将所募兵迎敌(《元史》卷一四八)。

在贞南迁的的混乱中,藁城令召集的兵队里,他的弓射才能招人忌妒。然后正如:岁乙亥,国王木华黎帅兵南下,俊遂降(《元史》卷一四八)。

所记载:在乙亥(1215年)依附木华黎,最后董俊弃金归顺蒙古军。

己卯,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同上)。

四年后拔为知中山府事(河北正定),进入蒙古统治机构。虽然比较近,但是离开根据地担任知中山府事,可以牵制当时在真定(河北正定)抵抗蒙古军的金将武仙的动向。他数破武仙,立功内升为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军队被封为“匡国军”,驻扎藁城。1225年武仙被收服,后来武仙又叛变,杀害真定的史天倪,董俊再整军平叛,平定了真定路一带。

武仙之叛乱,是联合了对蒙古军统治不满的原金国将军,以及一些拒不归降的残余军阀势力。董俊作为蒙古军队的将士,勇于奋战。对董俊来说,这样可以保全地位和地盘;对蒙古军队来说,靠所在地各诸侯间的战斗,可以扩大统治权力。也就是说,在制服汉人的同时,也使汉人忠于蒙古军。

1232年蒙古军对金国展开大规模的袭击,即将沦为亡国奴的金统治者从汴梁逃往归德府,董俊在追击过程中遭遇不测,战殁,时年48岁。董俊的处世观与时代观是什么样,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比较少。不过,他不单单是位武艺高强的将军,而且在细微之处也谋虑周至,如:事母以孝闻,岁时庙祭,非疾病,跪拜必尽礼……待族亲故人,皆有恩意,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元史》卷一四八)

还有,俊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故人乐为之用……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召与欢语……(同上)

且对未成年子弟的教育也倍加关心,他在远征河南时结识了学者侍其轴,便聘请其为儿子的老师,有关侍其轴的记载不是很详细,大概是靠董俊的推荐,不久就在真定教学。董俊的儿孙们都能很得体地活跃在各种不同场合,这应该是得益于侍其轴的传教有方。其用心之深远,在董俊阵亡之后家族内部没有发生分裂,也是缘由所在。

若统观董俊的传记,正如家谱所示他有九子,其中第六子文振和小儿子文义夭折。其余七子当中,对董俊家族起重要影响的当数长子文炳。

有关文炳的平生,在《赵国董忠献公神道碑》和《元史》卷一五六卷中有详细的记载,他一直在侍其轴的教导下成长。父亲死后不到两年内,年仅十七岁的文炳继任父亲所担任的藁城县令,因其年少,不免受其父亲同僚的轻视。

文炳明于听断,以恩济威。未岁,同列束手之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视,里人亦大化服。(《元史》卷一五六)

据载,藁城地贫,且灾害连年不断,文炳致力于藁城的恢复与安定,深孚民望。为此:于是流离渐远,数年间民食以足。

这样大约十五年内,乡民安居乐业,民心归服,文炳在1253年突然接到宪宗的命令,被派往正在征讨南召的忽必烈旗下。在此次始于河北的大远征中,初征时随从者四十人,马匹二百头;但是,在进入西藏地区时,跋涉艰难,随从者最后只剩下两人,以食死马度日。时而有过路的使者带消息给忽必烈,遣随从忽必烈的文忠,救文炳脱离困境,和弟弟文用、文忠一起在忽必烈的带领下进攻南宋。

他们置困难于不顾,加入忽必烈麾下。藁城己成为拖雷一家的领地,弟弟文用《行状》载:时以真定藁城,奉庄圣太后汤沐,岁庚戌,太后使择邑中子弟来上,公始从忠献公谒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潜藩,命公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

藁城成为庄圣太后(拖雷之妻,宪宗、世祖之母)汤沐邑。因此,文炳、文用在庚戌(1250年)前往和林拜见太后,也是由此缘份,留文用于忽必烈帐下,任文书之职。

岁壬子,入侍世祖潜邸(《元史》卷一四八),可以看到文忠的所处,壬子(1252年)也就是宪宗即位的第二年加入忽必烈麾下,之此,确立了拖雷家的霸权地位。兄长即位,弟弟忽必烈被封为汉地国王。通过太后,董氏兄弟和忽必烈及其世代家族缔结关系,仅凭此,意味着忽必烈一族的命运全都委托给了董氏兄弟。

他们俩的这些判断没错,在进攻南宋的途中,宪宗猝死。忽必烈独自开拓了呼拉尔,宣告独立,设制帝位,建立了统治天下的地位。此后,董氏兄弟作为世祖的先锋之兵,协助忽必烈巩固政权。中统元年(1260年)文炳巡抚燕南诸道,第二年被封为山东东路巡抚使,进而又被重用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二子文蔚作为武卫军千户,跟随世祖驻扎上都。三子文用持诏书在边疆地区,也在中书左丞张文谦手下从事巡抚工作。其他兄弟在外从事类似工作。八子文忠在新设置的符宝局就职,作为奉训大夫辅佐于忽必烈身边,经常被呼为“董八”,可见其被信任之程度。

然后,在中统三年(1263年)山东爆发李之乱,冲击了世祖政权。此时,文炳、文蔚、文用纷纷镇压这场叛乱,在每人的传记中都有记载。在抵抗异族政权的混乱中,立场明确,协助平乱,以保全族人之安稳生存,正是董氏家族的价值所在,并取得了成功,在此情况下也是因为他处世的细心周全。在文用的《行状》里可以看到:元帅阿术,奉诏取宋,召公为属。公辞曰:新制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今伯兄以经略使总重兵,镇山东,我不当行。潜曰:潜邸旧臣,不得引此为说。公病不行。

也就是诸侯拥有兵权,但禁止子嗣参加军事活动。在元朝对汉人诸侯的压制政策下,兄弟一起被重用,但又对其过分出头进行戒告,可以看出汉人世侯在异民族政权下的苦恼。以此时期为契机,元朝对诸侯的压制政策变得严厉起来,这也可作为史料加以参考。

此后,文蔚在至元五年(1268年)去世,文用被派遣到西夏,镇压浑都海之乱,为恢复农耕等安定民政积累了功劳;文忠辅佐内政。在此情况下,世祖开始实施一直以来想进攻南宋的夙愿,特别是文炳和伯颜的军队携手冲锋在前,在至元十三年(1267年)参加了进攻南宋的首都临安之战,最终使其陷落。文炳传(《元史》卷一五六)

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户籍,文炳取宋诸玺符上于伯颜,伯颜以宋主入觐,有诏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抚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

南宋首都临安就这样在安定繁荣中被元朝收服,这主要归功于董文炳。还有同样的:文炳谓之(李盘)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

宋朝的历史记载能完好无损地衔接到元朝,这也是他的功劳。同时,伯颜上朝时,上奏: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从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元史文炳传》)。

文炳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追击宋朝的残余势力直到福建,即使在福建:闽人感文炳德最深,庙而祀之(《元史文炳传》)。有记载曰:泉州有势力者当中,蒲寿庚最先归属元朝。在此期间,与文炳相关的事迹在神道碑上有明确的记载。此后,文炳日益得到世祖的信赖,除担任中书左丞之外,还兼任枢密院事,在朝政中地位显要,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上都去世。

去世之前,留遗言与文忠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为国死边,今至此,命也。愿董氏世代有男能骑马者,勉力报国,则吾死瞑目矣。(《元史文炳传》)

文忠也在文炳去世后的第三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去世。

而文用也只活到成宗时代。他作为行政官员,勤于政事,深受皇帝信赖。在传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既有对卢世荣横征暴敛的苛政予以抵制,也有对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桑哥的坚决抵制,以及对人才的提拔重用。他秉性刚直,对世祖政权下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之间对立的微妙关系颇有关注。于大德元年(1279年)去世,享年74岁。

正是如此,董氏兄弟在世祖皇帝之下,为了建国,活跃在最前锋,并得到世祖委以重任,董氏家族的声望世人皆知。

四子文直继任藁城县令,保全家乡。这也表明兄弟之间任务分配和衔接的巧妙之处。

董俊之子们的显赫业绩传之其孙辈,如家谱世系所示,每个人的名字中都带有“士”字,长男文炳有三子,三男文用有八子,四男文直有一子,八男文忠有五子,总共十七子。

文炳之子士元、士选的记载见《元史》一五六卷中的文炳传记,宪宗在位,进攻南宋时,士元随从叔父文蔚一起率领邓州(河南邓)的军队参战,此次战绩是他进入朝廷的开端,此时23岁,到世祖统治时期:中统初,文蔚入典禁兵,士选以世家子选供奉内班,从车驾巡狩北方。

士元作为世家子弟被世祖任用,在叔父死后继承其业成为千夫长,巡抚地方,其军“号令肃然”。他再三随伯颜军队进攻南宋,在扬州附近的战场上阵亡,享年42岁。

有关二男士选的传记,见于吴澄撰写的《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20岁时就随父文炳参加伯颜指挥下的攻宋军队。上文所及的文炳进攻临安时,宋降,从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文书户籍,静重识大礼,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元史士选传》)

随父征讨福建,此后,任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佥枢密院事等职,辅佐世祖治理国家,首次遭受外族侵略的福建广东等地,没有怎么抵抗就归降蒙古军,可见这完全是董文炳、士选父子的努力,这些都留有历史记录。进入成宗统治时期,(士选)在江西铲除盗贼,安定民心,竭尽全力维护地方治安。以此功绩,调回朝中,从佥枢密院事到御史中丞,再到平章政事,连连提升,在中枢部执政。武宗统治时期,从一线引退,仁宗时就开始享受着退隐生活。英宗时,即至治元年(1321年)去世,享年69岁。在士选的生平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事迹是他抵制桑哥的专横,力图阻止喇嘛僧杨琏真伽的不法活动。这与之前的文用相同。对于蒙古军和色目人的专横,汉人尽努力抵抗,这一点在其记传里有记载:其礼敬贤士尤至。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于时,故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

招集元明善、吴澄、虞汲和虞集的父子等代表当时的一些文人,不管是谁都深相交游,以此可以看到士选作为汉文化保护者的意识和行动。再有,董氏家族的墓志铭、神道碑等的编撰者里有黄、苏天爵、揭斯等,罗列出元朝知名文人的名字,可以管窥士选的交游情况。

文用虽有八子,有关他们这些人,有资料显示他们所任职的官位,但是没有详细记载,只有三子士楷,其妻是陈孚的女儿,这一点可以在文献里找到。陈孚是名列《元史》儒学传(卷190)的儒士,由此可见,董氏家族的婚姻关系之广。

文忠有五子,长男士珍,在欧阳玄撰写的神道碑里有关于他的事迹。拜许衡为师,侍奉皇太子真金(裕宗)东宫,由此开始进入官界。

(士珍)从枢密院参议、上都留守同知、山东东西路肃政廉访使开始,在朝内任吏部或中书之官,在朝外历任江浙行省、河南行省等官衔。作为贤能的官吏鞠躬尽瘁一生,延元年(1314年)59岁时去世。其弟士良主要是当地方官,历任河北地区的县尹、知州等,在各个地方施行仁政,苏天爵编撰的《神道碑》里可以看到,其中在五台山的寺庙里,有西僧以建寺为借口进进出出,供奉无度,使民不堪其苦,(士良)上奏朝庭,而得到缓解,作为元朝统治期遭受喇嘛之害的例子,士良也致力于整治。三儿子士恭也在黄撰写的《神道碑》里有记载。他主要在朝廷的典瑞院里,在皇帝的身旁做事,不久,又担任陕西行御史台的中丞。这三兄弟不管是谁,以其父亲文忠的口碑和董氏家族的声望进入政界,每人都凭其才干升到中枢的地位,得到世人的好评。

文直唯一的儿子士表,与其他的弟兄一样跟随伯父一起平定李坛之乱,参加了攻取南宋的行动,为了追逐南宋的残余势力而进入福建,前后连续担任福州达鲁花赤、岳州总管,闽广都镇抚等,致力于战后的福建、广州等地区的镇压叛乱,安抚百姓的事宜。不久,作为洪泽(江苏淮安等地区)屯田万户,管辖屯田军。大德元年(1297年)去世,享年53岁,其生平与父亲不同,主要作为武人而活跃着。

如上述所说,从董俊开始的三代人,子孙们都在继承父辈们的业绩,同时也得到了信赖和恩宠,且以此基础,每个都不断步入官界,董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广泛了。与此同时,在世祖政权之中,也起到了保护汉人利益和文化继承的作用。一方面,在元朝政权的稳固和机构的定型之中,在迎接承平之世时,进入那些机构当中,从割据一方的军人变成官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且其稳固的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董俊的第四代曾孙子们,在庞大的家族中,能确认其存在的人数越来越多,如家谱图所示,不管是谁,名字前都统一冠以“守”字。但是,能查询他们事迹的史料却越来越少了,留有记载的只有守义、守中和守简三人。

守简是士珍的第五子,黄的《墓志铭》和苏天爵的《神道碑》以及虞集的《神道碑铭》的记传中,有记载他平生的资料。《神道碑铭》不见于虞集的文集中,其碑文也都磨灭了,几乎无法辨认。但是根据其他两个碑文,可以追踪其生平事迹。根据碑文记载,在仁宗潜邸时代进入宿卫,仁宗即位不久就被委任佥典瑞院事,有关这个时期的事情,在苏天爵的《神道碑》里有记载。

先是,公兄守中佥典瑞院事,上(仁宗)一日特命公,为集贤侍读学士,公奏曰,臣兄弟以先世之故并侍禁廷,臣学行,不如臣兄远甚,夙夜惧惟恐不及……臣实不任其职,上悦曰,崇谦让卿家法也。朕为卿成其美。诏以守中迁集贤,公官典瑞,阶朝列大夫。

如图所示那样,把集贤院学士让给兄长,自己接任兄长的职位,成为佥典瑞院事,集贤院学士必须要具备作为学者的修为,有学识与经验者任政治顾问,典瑞院掌管天子的用品和符宝,侍奉皇帝左右。对官员立场的予以评定,以及其反应给以公示,守简在此职位上待了十多年,到文宗时代,迁淮安路总管,不久又迁移到汴梁。作为地方官治理天灾人祸,疏通运河以通船舶等。在处理行政的同时,怀治世之心,与专横的官吏作斗争。顺帝时期也如此,到至正四年(1338年)相继担任御史中丞、中书左丞,及一些朝中要职,与当时被称为贤相的脱脱,一同振兴纲纪。

上之眷遇公者,非他宰比也。

其被信任的程度已不言而喻。他在至正六年(1340年)五月去世,享年55岁。

士珍的长子守中的生平也在揭斯的撰文《神道碑》里有记载,然后,他在

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补内供奉。

还是先进入内廷,在怀庆路判官等地方官任职,也在集贤侍读学士任职,又连任廉访使和行省的参知政事。其生平都被记载下来,至顺四年(1333年)去世,享年61岁,然后,其儿子们也:铉之笃行,钥之好学,之修谨,皆能守祖父之训,为孝子慈孙。

分别进入官界,在其他的文献里也可随处看到。

守义在虞集的《神道碑》里有记载,守义作为士表的长子,继承洪泽屯田万户府的万户,学习父亲,充实屯田,耕田者人数不足,就招募私盐的弟子来补充。将他们作为良民,以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也修建孔庙和学校,招集名师,用心于教育,以培养人材为目标,他的一生都专心致力于充实于洪泽屯田上,英宗即位之年,即延七年(1320年)去世,享年50岁。

就这样,以这三名为代表的董俊的曾孙们,在元朝政界的上层占据重要地位,像集贤院学士那样有作为的学者所得到评价等,以及其活跃之度可以看到。还有《元史》、《藁城县志》,以及父亲、祖父的传记里仔细搜索的话,单只从官名这些,可以明白的也不少。从董俊到曾孙们生活的时期内,涉及到元朝最后的天子顺帝时代,就像家谱图所示,玄孙们统一以“金”字为偏旁取名,其下辈名字后都带“臣”字,仿佛在向世人昭示他们是同一族的样子。现在也没有工夫去一个一个弄清楚。

这个董氏家族的研究从明代、清代的步伐的线索也没有,但是河北藁城的农民,在混乱之中或者因为混乱保持家族的延续。在异族王朝的支配下,作为汉人在夹缝中生存,抵抗外来政治、文化侵入的同时,使其枝条繁茂。

在征服王朝的时代,在动荡不安的华北一带,作为典型的一方,在维持、继承汉人文化(保种弘化之功)的同时,董氏家族的发展向世人讲述了一段时代与人类发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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