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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国家文化安全”做了专章讨论。

《国家安全学》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是国家文化安全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古代,由于世界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缺乏频繁的交往,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还不甚明显,文化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没有突出出来。这就是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虽然在古代还没有明确地显现出来,更没有被人们明确地提出来,但却已经作为不甚突出的方面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之一。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在武力上征服,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已经被彻底打破时,文化安全问题就更为明显了。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任何一个国家都知道,要彻底消灭一个国家,就要消灭其人民,而消灭其人民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肉体上的消灭,这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国家就是因此而彻底消亡而变成历史的;另一条是文化上同化,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就是在文化同化(当然也有一种是融合)的过程中而不复存在的。

但是严格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

总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以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在近代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冲突日益突出和加剧的情况下而凸现。

《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国家文化安全”做了专章讨论。

《国家安全学》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是国家文化安全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古代,由于世界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缺乏频繁的交往,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还不甚明显,文化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没有突出出来。这就是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虽然在古代还没有明确地显现出来,更没有被人们明确地提出来,但却已经作为不甚突出的方面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之一。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在武力上征服,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已经被彻底打破时,文化安全问题就更为明显了。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任何一个国家都知道,要彻底消灭一个国家,就要消灭其人民,而消灭其人民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肉体上的消灭,这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国家就是因此而彻底消亡而变成历史的;另一条是文化上同化,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就是在文化同化(当然也有一种是融合)的过程中而不复存在的。

但是严格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

总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以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在近代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冲突日益突出和加剧的情况下而凸现。

在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中如何保持和延续自身文化的问题,就是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所在。因此可以说,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而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一个国家现存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这正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所在,因为离开了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也就没有了文化安全问题。

深入理解文化安全的这一本质问题,需要把握这样几点:

第一,文化特质是文化特殊性中具有本质性的方面,而不是指文化的所有特殊性或所有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只有从本质上理解文化特质,才能真正把握文化安全的本质。同时,在任何文化体系包括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中,其文化特质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第二,任何国家和民族现存的多方面文化特质,都是在其以往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和内化的,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推进,是保持国家和国民的“根”和“源”,因而它不仅对满足国民之现实物质需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满足国民的情感寄托和精神需要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保证了一个国家文化的连续性。这就像编草绳一样,草绳不是由一股编成的,而是由多股编成的,而且其中每一股,都不可能从头延续到尾,但整根草绳却是连续的,而且浑然一体,绵延不断。

第三,国家文化安全客观要求的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一方面是指文化之深层本质方面的特殊性的保持与延续,而不是指文化表层之特殊性的保持和延续;另一方面是指现存文化中总会有某些特质得以保持和延续,而不是指所有文化特质都必然得以保持与延续。这也就是说,文化安全客观要求的是文化特质尽可能多的保持延续以不至完全丧失,而不是一切具有特殊性的文化都得以保持和延续。

第四,在历史发展必然存在的文化更新过程中,一个国家多方面文化特质中究竟何种文化特质得以保持和延续,何种文化特质被淘汰出局,这取决于历史客观必然性的客观选择,并且必然在整体上和长远过程中体现出人类历史进步和发展的要求。

第五,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是国家文化安全基本的内在前提和构成要素,国家文化特质的延续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长久保障,保持与延续的统一才能构成国家文化安全在时间跨度上的全面要求。

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在此,我们讨论一下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对其他方面略作论述。

被时代所淘汰。英语在当代世界的霸权地位既与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军事霸权地位相适应,同时又在互相推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相反,一个国家衰落和灭亡,也常常伴随着其语言文字的衰落和灭亡。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个国家灭亡了,其语言文字还能够继续兴盛,还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同时,一个国家对外侵略与扩张,常常包括了语言文字的侵略和扩张;一个国家被他国侵略和威胁,也常常包括了语言文字的被侵略和威胁。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曾强行在中国推行日语教学和日本文化教育,企图从语言文字方面彻底征服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迫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的中国人,遭受着难以想象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折磨。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也常常强行把他们的语言文字变成了遭受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主导语言文字,其后遗症至今还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存留着。在西方国家之间,这种语言文字的侵略和被侵略、安全与不安全,也有突出的表现。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的《最后一课》,不仅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主题,而且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言语文字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法文老师在最后一课上对他的学生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最后一次我给你们上课了。柏林来了命令,在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里,只准教德文了……”

其实不仅战争期间存在着他种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威胁和侵害问题,而且在和平时期和国际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着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当代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政治等等方面凭借着其明显优势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有意无意间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而且文化领域甚至在语言文化领域也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从而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以及包括生活话语霸权、学术话语霸权在内的话语霸权现象,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欠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字,影响甚至威胁和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精神寄托,增加了亲和力和向心力,而且对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

风俗习惯的相对稳定和继承发展,以及在稳定基础上的变易更新,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安全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更是一个国家战败投降之后以期复国振兴的最后资本。当作为社会基础的风俗习惯受到外力的威胁和破坏时,特别是当他国他族作为入侵者和殖民者强迫一个国家和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时,必然要遭到本国家和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强烈抵抗。一个国家的军队比较容易被打垮,政权也比较容易被颠覆,但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则是难以改变的。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十分清楚的是:彻底征服一个国家,不仅仅是要征服他的军队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它的文化。正因如此,历史上许多征服者在打垮一个国家的军队,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改变其文化,包括改革其日常所用的语言文字和所执的风俗习惯;而一个被打败亡国的民族,也总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以图东山再起。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被征服过但没有被消灭掉的民族,当今的以色列国就是由这样一个历尽千难万苦而不丢弃自身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民族重新建立起来的。

在强调风俗习惯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风俗习惯的保持与延续对国家文化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风俗习惯并不都是优秀的、积极的、先进的,也并非永远不可更改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都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不断变革着。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要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但是,这种变化和改革应该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渐进的、温和的。

行为目标、方式、手段等方面该与不该的价值定向。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问题,也正是广大国民对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在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由于这种态度不仅与家庭、社会、国家对国民的教育相关,而且与其他国家各方面的文化影响、渗透,甚至文化侵略、意识形态煽动等相关,因而国家就不能不对国民价值观念的变化给予高度关注。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也就是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和广大国民中合理而有效地得以保持与延续,而不至中断与消失。

价值观念的安全是相对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变就是安全,更没有要求任何国家都必须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变,而是强调保持一个国家基本价值观念的连续性,同时又不否认价值观念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生活方式的安全总是其关注的重点。乔治凯南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目标是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国的干涉和威胁。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国家的安全战略一向是寻求实现广泛的、一贯的目标。我们总是设法保护我国的安全,保护我国公民和我国的生活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生活方式的定义差别很大,但这里所讲的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等相对的狭义的生活方式,而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因此,一个人对时间、金钱的消费态度和模式属于他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和参与模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已经超越狭义的文化领域,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

虽然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活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别,但在与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中,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同时又区别于他国的特征。这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生活方式,为国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条件和便利,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文化特质和民族特质的重要内容。

但是,生活方式安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民生活得更舒适、更方便、更自由、更有尊严,因而当传统的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影响这些目标实现的要素时,当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要素可以选择时,那么无论它们是在本国生长出来的还是由他国传来的,国民都是可以考虑对原有生活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以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并不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破坏。当然,生活方式的变革应该是进步的、合理的、渐进的,一方面符合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不至于引起社会的过度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在我国,当前提倡确立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文化安全的本质决定了研究文化安全必须考虑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不考虑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文化安全的问题。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如果仅仅考虑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那么虽然抓住了文化安全的本质,但却无法解决文化安全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特质性存在并非都是合理的、积极的、先进的,相反,其中可能以至必然包含了一些甚至许多不合理的、消极的、落后的因素,这些因素已经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必然受到新生文化的威胁并最后消失,而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的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任何“维护”和“保障”的主观努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真正有意义的、进步的文化安全活动或文化安全工作,并不是去维护和保障已经丧失合理性的特质文化,而是去推进和保障正在生长并具有进步性的新文化。这就产生了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一个重要矛盾:文化的民族特质性与文化时代先进性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先进性的关系。如果只看到文化安全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就可能把文化安全只理解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存在,防止对民族文化的威胁,而这种做法不仅不能真正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反而会使文化陷入更大的不安全。这样的做法,必然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行为。

在文化安全问题中,不仅存在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先进性的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民族性、先进性与文化的世界性、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可能在无意中妨碍国家文化安全,甚至是在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名义下干出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事情来。

因此,在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安全的本质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性、先进性在文化安全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

首先,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而且在一国之内也会由于地域、民族、人群的不同而永远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对于这些不同文化,应该具有一种宽容与包容的态度。只要其没有直接损害和威胁国家主体文化,就应该允许其存在,并把其作为主体文化的有益补充。当然,对于那些确实已经腐朽和落后的文化,不管是其他国家传进或者渗透的,还是本国历史上固有的,都是国家安全活动或工作需要摒弃的,而不是要维护和保障的。

其次,文化的世界性是存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之中的一个必然性事实。不同文化不仅各有其特质,而且还有其共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样性文化中,始终存在着被整个人类认同的共性,而且在人类越来越被联系为一个整体的时候,这种共性就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也越来越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文化安全绝不能成为拒绝人类共同文化的借口。如果借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而拒绝文化的世界性,拒绝接受世界性文化,那么必然把本国隔绝与世界,必然使本国在与世隔绝中走向衰落,最终不仅不能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而且还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不安全。

再次,在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世界性之中还始终存在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先进性。不仅本国的民族文化及多样性的他国文化具有落后与先进之分,而且文化的世界性或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共性,也存在着落后与先进之别。任何一种作为整体存在的文化具有某种先进性,或者说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某些先进文化,对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存在及其安全来说,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这些情况说明,文化安全的本质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但并非任何文化特质都会保持和延续下去,也不是任何文化特质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保持和延续下去。对于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来说,其文化特质既并非必然被保持和延续,也并非必须被保持和延续。在历史发展中,一个文化共同体所具有的文化特质既可能由于不适应新的时代或新的环境而在客观上无法延续下去,也可能由于其对人们的生存弊多利少甚至无益有害而使人们在主观上不愿延续此种文化特质。当某种文化和某种文化特质处于这种状态时,它的生存便出现危机,便不安全。当然,某种文化及其特质出现危机,也可能由于外部原因造成,如外族入侵对本族文化的破坏等。但是从本质上看,当一种文化及其特质不能满足甚至有害于新时代、新环境、新人类时,它便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也就是失去了安全的合理性,因而没有必要继续被保持和延续下去。这说明,文化安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在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中,既包括难用先进性衡量的文化特质的差异,也包括能够用也应该用先进性衡量的发达程度的差异,而前一点恰恰就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所在,后一点则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民族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则在于文化的先进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也是文化是否安全的根本标志,但文化的民族性既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障文化共同体整个文化的安全。对于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来说,能否保障其文化安全,关键不在于其文化是否具有民族性、多样性和世界性,而在于其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多少、地位、作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体文化的先进性程度。文化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

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近代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中国清朝末年“帝党”与“后党”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对立,以及五四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观点的争论,各种人物和党派的政治活动,都不仅直接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而且同时也涉及到了文化安全,人们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回答着如何保障民族文化安全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发生的文化争论中,有些人站在“国粹”的立场上,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好的,不仅排斥以西方为代表的任何外来文化,而且不容许任何文化变革,不仅孔孟之道不能变,传统体制不能变,儒家伦理不能变,民俗礼节不能变,而且还把男人留长辫、女人缠小脚也当成不可变革的国粹。持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人,有意无意都是认为,只有坚定地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才能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其实,这种既排斥外来先进文化,又不容许变革民族传统文化以求创新的思想和做法,不仅不能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而且必然把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推向危险的境地,甚至可能由于自身的落后而国破家亡,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由此失去生存的可能性,变成后人考古挖掘的历史遗存或探索研究的素材和对象。事实上,这种守旧拒变的“国粹主义”,在近代中国反对外族文化侵略时,根本无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像长矛大刀敌不过坚船利炮一样,孔孟之道最终也败给了科学民主。

与此不同,在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现实中,一些觉醒较早的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所在,逐渐认识到变革中国现实及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战胜侵略欺凌自己的列强,就必须向列强学习,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其先进的社会制度,学习其先进的文化文明。也就是说,要想不受先进发达国家的欺负,就必须向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语言文化。向敌人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不向敌人学习就只能走向灭亡。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摆脱侵略欺凌,必须向侵略欺凌自己的先进国家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中国的落后极端悲愤,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主观愿望,一些人走向了“全盘西化”的歧途。但无论如何,这种倾向的主流代表着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方向,也只有在这种变革图强的探索中,才可能找到古老中国的现代出路,找到古老中华民族文化的安全出口和新的生长点。

人们常常把国家文化安全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安全,或者等同于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从表层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确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必然联系,与“文化渗透”、“文化霸权”直接对立,包括抵抗“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保障现有文化,包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破坏。但是,从本质上讲,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一切文化形式,在历史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虽然脱离不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但它更根植于本民族新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中,也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历史上看,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现在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也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而且也已经成为当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当代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早已经不是纯而又纯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不仅蕴含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传统,而且更体现着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且已经越来越多地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告别封建帝制,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近代西方的许多优秀文化成果,早已“渗透”到了当代中国文化之中,并且在这种“文化渗透”的过程中,时常还伴随着“文化霸权”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时在主观上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有时甚至通过非常野蛮的形式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对落后民族的歧视、掠夺、侵略、压迫,但是在客观上,这一过程确实又起到了传播“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作用,使其文化中的某些先进内容“渗透”到了落后国家之中,成了落后国家改变自身落后状态的精神养料。这就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的双重性。这就如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客观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样。“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但是在客观上,“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概括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因此,在分析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等问题时,也需要辩证地看,看其中的两面性,既看到其中“侵略”、“霸权”、“渗透”的残酷与阴险,也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特别是“文化”中优秀的和先进的方面,以及这些优秀的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于落后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近代以来,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的同时,也没有放松文化侵略,他们“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对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达国家搞不搞“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而是我们如何科学地认识和理性地面对“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我们反对残酷野蛮的“侵略”,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反对包藏祸心的“渗透”,但是我们却不应反对“文化”,特别是不应因此拒绝在帝国主义国家产生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这些优秀的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在现实中常常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霸权态度混杂在一起的,是与某些人的“西方中心”文化观纠缠在一起的,因而是非难辨、好坏不清。如果对此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精神,就可能顾此失彼,导致决策的失误。

事实上,近代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比封建生产方式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比封建文化更先进和优越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带来了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这些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先进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本民族开花结果,无论如何都说明它相对本民族的相应文化来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先进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时代精神,所以它不仅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先进、优越,而且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之争中击败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导文化。如果仅仅满足于把文化安全定位于民族文化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开花结果,岂不是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了吗?

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不是维护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纯洁性,也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而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拒绝原有文化的更新改造,不仅在过去没有成为维护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今天更不可能真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今世界,无论是要维护经济科技的安全,还是要维护政治军事的安全,拟或要维护文化安全,都不可能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拒绝对现有的东西进行更新改造。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也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入世”使我们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渗透”,也必然使我们更多更快地接受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外部腐朽落后文化的负面影响。但是从整体上讲,一个国家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在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并改造民族文化以保持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安全。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文化的先进性程度越高,文化的安全度也就越高。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抗击外来文化冲击,以确保国家文化主权不被威胁的一种文化状态。

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教育对策

★教育教学中要注意自觉地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教育是传播主流文化的主渠道,引导学生正视中国的文化传统、热爱传统文化,培养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是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教育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对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态度。

★教育教学中要努力提高学生的国家文化保护意识及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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