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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鱼计划

河豚计划,亦称豚鱼计划。是指日本在1930年代制定的一份计划,准备为了日本的利益,将逃避纳粹的欧洲犹太难民安置在日本控制的亚洲大陆。1934年,该计划首次提出,在1938年的五相会议上得到确认,但是到了1941年日本加入三国轴心以后,以及其他许多状况的影响,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充分实施。

豚鱼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是因为,河豚是日本的美食,但有巨毒。日本人借河豚计划比喻犹太人移民的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吃河豚。日本人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

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此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太高潮持续不断,世界范围内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只有英国的阿拉伯殖民地和中国。

最初中国东北的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是苏联的大规模排犹运动。来到中国东北后,比俄罗斯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大部分在此定居下来。他们将带来的巨大财富投资于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中,使得当时日本在东北军民工业飞快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于是日本人经过讨论,认为可以利用犹太人的巨大财富和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既可以大大的增加东北的开发进程,又可以影响美国政权对日本侵华采取默认态度。犹太人这时候正在全球遭受迫害,急于寻找一块环境优越的土地建国,如果日本人愿意提供这个条件的话,中国东北正是最佳的选择。于是,“豚鱼计划”出炉了,日本许诺对犹太人不采取歧视政策,并给予他们一块土地复兴犹太国,犹太人则用他们的财富帮助日本人在东北和以后被侵占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并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协议一旦达成,全球各地的犹太人立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大转移行动,颠峰时期,在整个东北犹太人大量蜂拥而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近三万犹太人。一时间犹太社区,犹太教堂遍地开花。日本凭借着犹太人的大量资金,使东北迅速成为东亚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此后日本历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都可以找到犹太资本的影子。

犹太人对日本的支持,并不是不要回报的,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日本人给予犹太人和日本人平等的待遇,而中国人成为了“二等公民”。更多的犹太人因而来到日本。日本完全占领东北后,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封锁。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但是没有资金进行开发。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二战前,日本官方民间一些热衷于犹太研究的人们开始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达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1934年,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1938 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豚鱼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东北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而为了实施“豚鱼计划”,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来哈尔滨访问,与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而安江和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位的口喜一郎也参加此会,口还在会上叫嚣:“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些受到中国人民厚待的犹太人通过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以平等对待和在东北建立犹太国承诺为条件”。一时间大量的犹太人涌向中国东北。

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资本帮助日本迅速完成了东北的工业化,为其侵略全中国和对美最后摊牌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对于日本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被日本人赶出了中国。

与犹太人合作另外一方日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也结束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推出“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日本积极推销“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

这个计划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军事官员的主意。他们认为建设满洲国需要一批能够帮助日本在那里建立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人。这个小团体的基本成员包括日本的“犹太专家”犬冢惟重大佐(Inuzuka Koreshige)和安江仙弘大佐,实业家川义介(Yoshisuke Aikawa),以及许多关东军军官,称为满洲系。

他们决定吸引犹太人到满洲国,是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拥有大量金钱和政治权势,而且拥有神奇的能力来获取这些。他们所认识的一位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曾在30年前由于,向日本政府提供天文数字的巨额贷款,帮助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此外,他们和许多日本官员都相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谎言,认为全球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势,以及他们由于流散世界各地带来的国际便利。他们相信,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和永久的支持。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立刻对所谓犹太人的权势极度着迷。在整个19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旅行,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安江仙弘甚至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日语。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设法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要求每一个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密切关注所在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外务省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能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全球阴谋。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加入了军队“满洲系”,许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这个派系的首领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于是被河豚计划所吸引。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Simon Kaspe遭到诱拐、拷打和杀害,于是已经在该市定居的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大批逃往上海,将这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1938年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讨论“犹太专家”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但是,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 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达了激烈的主张: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他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来自东京的对这一计划进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过,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东京的命令,向逃离的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签证的荷兰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库拉索。数千名犹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签证。有些杉原千亩的签证甚至被抄写了下来。许多犹太人经过艰难的过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被允许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从海参崴上船到敦贺,最终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如此众多的犹太难民住在日本的这个主要城市,而且靠近军港和商港,于是要求住在神户的犹太人迁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难民抵达前就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可以留下。德国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宣战,使得俄国与日本也成为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夺去了上海租界,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美国财政部准备对资助上海犹太难民网开一面,放松管制,但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执意要坚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正式完全废除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计划的几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国盖世太保首领Josef Meisinger,绰号“华沙的屠夫”,到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也就是说,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带到亚洲。东京政府无法不支持,但是 Meisinger的计划被削弱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犹太人现在被迫住进一个隔离区,禁止离开。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这个位于虹口区的面积一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处于饥饿之中。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上海隔都遭到轰炸,盟军飞机试图摧毁上海市内的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机。

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犹太复国主义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占领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梦想。虽然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并且日本也仍旧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国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终使得他们生活在恐怖中,最终他们也都离开了中国东北。作家何立波认为,倘若没有美国在当时的阻挠,东北很可能出现一个叫以色列的犹太国家,而生活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也很可能沦为东方的巴勒斯坦人。

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

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人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善待”犹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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