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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

滕宗谅(990年-1047年),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北宋官员,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为世人所知,岳阳楼的双公祠中有范仲淹与滕子京的雕像(右)。在岳州做过太守。他做太守时,政事顺利百姓和乐。

滕子京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初授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时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荐举滕子京给张纶当助手。在筑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劳,也显示出其才干,备受张纶称赞。后迁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范仲淹升任京官后,赏其有才干,将其召入试学院;天圣中又改任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

天圣七年(1029)六月,京都开封天大雷雨,电光乱掣,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两座小殿。执掌朝纲的刘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全部系狱抵罪。枢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谏范讽均上谏言,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刘太后无奈,便借机将多次劝阻她想得皇权礼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大火”为名,罢免了王曾首相,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市境)知州。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高中低级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事大权交还给仁宗赵祯(在现代,池州有出版物,将劝刘太后“还政”解释成劝太后,不能只垂帘听政,而应以皇帝礼遇,临朝执政。意思全反了,真叫人啼笑皆非),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一一贬逐边远州县。

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1031)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这是他二次来邵武,在一年多任职时间内他为民办好事,建学堂,访贫问苦,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闽书》称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学,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

明道元年(1032)滕子京奉调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其锁”,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仁宗恼怒,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诏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当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真宗)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仁宗听其言,罢诏狱。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刘太后死去,常劝太后“还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迁左司谏,秘书丞刘越病故,也赠右司谏衔。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景佑元年(1034)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后又因与司谏范讽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范讽次年因事被贬,株连滕子京,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在现代,池州有出版物,将滕子京“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解释成与范仲淹“讽雅相善”,范仲淹被贬,滕子京遭殃。张冠李戴,真是不可思议。)这次贬逐池州,前后数年(有出版物说他在池州隐居九年。九年之说无据,隐居之说也不准确。)可能(无确凿史据)就在监池州酒任上,邀请范仲淹来池州游玩,两人同登九华山,同游秋浦山水,饱赏贵池、青阳秀丽风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后安卧青阳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怎会有“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

宝元元年(1038)滕子京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今甘肃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民心安定和边疆的安稳。

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庆历三年(1043)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去太湖玩过,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其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担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庆历七年(1047)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始葬于苏州,后其子孙(是子还是孙无史据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意愿,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明清两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阳人,在九华山云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书堂”,供后代子孙瞻仰凭吊,只可惜书堂遗址今已无处寻觅。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范仲淹举进士后,偕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游玩。滕子京爱青阳、九华山山水秀美,恋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终归于青阳。死后,其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阳,这是滕子京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一。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在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以审计监察官员身份来池州府督察政事,并游览了池州的山水名胜,写了不少诗文。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繁华的大州泾州知府,任职期间,由于他“用公使钱无度”,被谪贬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后不到两年,因范仲淹的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岳阳楼记》,获得宋仁宗好感,庆历六年秋调他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其时,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父亲年迈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来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一座读书堂。庆历七年(1047)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于苏州,时年58岁。定居青阳的滕氏族人,将其遗体运回青阳安葬,这是滕子京归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归葬青阳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滕氏后裔,瓜瓞绵绵,在滕公墓东北几里处形成为名门望族--滕家冲。不知何故,嘉庆以后,滕氏族人陆续外迁,今日滕家冲,只有其名,已无滕姓。

滕子京墓位于青阳县东5里的金龟源,即今新河乡光荣村陇岗村民小组。金龟源得名于一座酷似金龟的小山岗。滕公墓取金龟朝北斗之向。墓东的山岗上有块巨石,状如“金鸡登高”,也称“金鸡岭”;墓西北有一葱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绿色宝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围,山峦起伏,林术蔽岗,景物清丽,是块难寻的风水宝地。滕公墓后半里处,曾耸立巨碑一块,上刻12个径尺阴文:“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倒、砸碎。1981年青阳县政府定滕子京墓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家因紧靠318国道,后来国道拓宽,无法避让,迁葬于国道北侧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天章阁待制,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当涂、邵武二县,迁殿中丞,代还。会禁中火,诏劾火所从起,宗谅与秘书丞刘越皆上疏谏。宗谅曰 :“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闼,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鞫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柔弱,楚之下,何求不可,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掖火,先帝尝索其类置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 。”疏奏,仁宗为罢诏狱。时章献太后犹临朝,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尝言还政者,越已卒,赠右司谏,而除宗谅左正言。

刘越者字子长,大名人。少孤贫,有学行,亦宗谅同年进士。尝知襄城、固始二县,有能名。既赠官,又官其一子,赐其家钱十万。

宗谅后迁左司谏,坐言宫禁事不实,降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葛怀敏军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

仲淹荐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上言 :“朝廷既授范仲淹、韩琦四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而诸路亦带招讨称号,非所宜 。”诏罢之。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仲淹时参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复徙岳州,稍迁苏州,卒。

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

岳阳楼记》是一篇为重修岳阳楼写的记。由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所作。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一般认为,范仲淹在河南省邓州市写的这篇散文,所以并未登上岳阳楼。不过,《岳阳楼记》能够成为传世名篇并非因为其对岳阳楼风景的描述,而是范仲淹借《岳阳楼记》一文抒发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情怀。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音:主)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音:商),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庆历四年(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降职到岳州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很多长年荒废的事业又重新兴办起来了。还重新修建了岳阳楼,扩大它旧有的规模,还在上面刻上唐代贤人和当代人的诗赋,(滕子京)并嘱咐(我)写一篇文章用来记述这件事。

我看那巴陵郡的美丽的景色,集中在洞庭湖上。洞庭湖连接着远处的群山,吞吐长江的江水,水波浩荡,宽阔无边。或早或晚(一天里)时阴时晴,景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前人对它的描述已经很详尽了。然而,因为这里往北面通向巫峡,南面直到潇水、湘水,被降职远调的官吏和南来北往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看了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大概会有所不同吧?

如果遇上阴雨连绵繁密,有时连着整个月没有晴天,寒风怒吼,浊浪冲天,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光辉,山岳隐没了形体;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倒下,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哀啼。(此时)登上岳阳楼,就会产生离开国都,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怕批评指责的感觉,满眼是萧条的景象,感慨悲伤到极点啊。

至于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日子,湖面风平浪静,天色湖光相接,一片碧绿,广阔无际;沙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儿在湖中游来游去;湖岸上的小草和沙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草木茂盛。而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月光照耀下的)水波闪耀着金光;无风时静静的月影好似沉入水中的玉璧,渔夫的歌声一唱一和,这样的乐趣哪有穷尽!(此时)登上岳阳楼,就会有心胸开阔,精神愉悦,忘却荣辱得失,举起酒杯面对和风,喜气洋洋的感觉!

唉!我曾经探求过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因为外物的好坏和个人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作官的人为百姓担忧;不在朝廷作官的人为君王担忧。这样在朝为官也担忧,在野为民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时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

滕子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朋友,两人同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无什么地位,亦无显赫的名声,多亏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而且还蒙上的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因为《岳阳楼记》一文中说他在贬官一级后,“不以己悲”,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相传滕子京并非如《岳阳楼记》中的所溢美的那样,据《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勤政为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一千文),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而据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原文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不靠财政拨款,不搞集资摊派,而是靠催收州民捐献出来的烂债聚财,确实令人称奇。可见,“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也是可信的。

作者 王和声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那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宁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弹劾,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于是,“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

岳阳这地方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上自屈原数起,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贬迹。无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也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好,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总是文思泉涌,佳作叠出。

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将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巴陵的山捧着它,洞庭的波含着它,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

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无余财呀!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结局。可悲的是,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人,受命“审讯”此案,他的调查结果却是“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欲哭无泪,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范相滕公今安在?于是,让我想起了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范秀才,亦多事,数十年光景,甚么先甚么后,万家忧乐独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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