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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西汉名士)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县),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 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 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 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 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 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 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 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 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数已佚。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主要有《言太子知术数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复言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受爵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

清人马国翰有其著作辑佚,新中国建国后有《晁错及其著作》(中华书局,1975年), 《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司马迁: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桓谭:“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比类众多,不可尽记,则事曷可为邪?庸易知邪?虽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

班固:①错为人峭直刻深。②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

王夫之: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之计,亦未失也。其未为失计者,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赀免也,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轻意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易以趋苟简之利便,而金夺其粟之贵,则宁使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勿询其便。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

李贽: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鲁迅: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苏轼: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梅曾亮: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虽至愚者不出此。错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

晁错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 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 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

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没有采纳,这与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有关。汉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国理念是道家学说,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 因而削藩不但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内也有不少反对者, 而晁错的德行节义并不足以镇服众人。

苏轼认为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北宋田锡也认为晁错未考虑周全。

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苏轼就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晁错与袁盎素来互相仇视,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 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打击袁盎,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袁盎得到消息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以当面陈述。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 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与袁盎有关。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等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同时, “牺牲”晁错,吴楚联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故而,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

晁错墓位于许昌市烈士陵园西北角,现呈圆形土丘状,高约10米, 占地336.4平方米。 墓冢南面有一石碑,高约2米,宽约1米,上书“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赵体行楷,双钩刻石,圆润秀美。石碑上有墓志铭:“公讳错,颍川人,才大而气雄,早受知遇,临事敢言,史称为峭直深刻,以此受戮然,当时冤之……”,落款“乾隆三年戊午冬至日许州府教授苏门孙用正谨”。墓冢东侧有一块石碑,注明晁错墓冢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晁错故里

晁错祠堂位于晁错故里河南禹州城南晁喜铺村,原祠堂已被毁,后于2003年重建。祠堂外有晁错碑,祠堂内有晁错塑像。

(注:晁错墓图片来源 ;晁错祠堂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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