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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合称。《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仅仅凭借“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孔子整理的鲁国《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且都是编年体史书。

【作 者】:[西晋]杜预

【统一书号】: 2186-15

【页 数】: 602

【定 价】: 4.40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装 帧】: 平装

【出版年】: 1987

《春秋》是中国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论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其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儒家经典。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赤(一名谷梁,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其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汉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应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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