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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荩民

陈荩民(Chen Jinmin)(1895.7.51981.3.7)诞生于浙江省天台县,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他长期从事高等数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工作,曾撰写了大量数学专著、教材及科普读物,对中国教育及科学事业做出了可贵贡献.

陈荩民(18951981),原名陈宏勋,浙江天台县城人。1916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学习。曾举办平民学校,开展社会服务活动。1918年加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进步学生组织的国民杂志社,任评议员,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1919年5月4日游行时,与匡互生、杨明轩、朱究庭等翻墙进入卖国贼曹汝霖住宅院内打开大门,使游行队伍入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被反动军警打伤、逮捕。经多方交涉、营救,由校长保释。改名荩民,立志忠诚于人民。

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附中数学教师兼高师会计课主任。1921年,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1925年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被聘为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为修校舍、添教具,筹借钱款3000元,在个人薪金中逐月扣还。此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5年2月,中国数学会成立,被选为评议员。1937年7月,上海沦陷,把育青中学迁至家乡天台县,发动各界捐募办学,为家乡培育人才。1939年,任英士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后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洋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并兼北平部主任,积极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天津解放前夕,教育部派人动员北洋大学迁往台湾,荩民竭力反对,领衔与18名教授在报纸上发表联合公开信,要求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撤出天津,因此遭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度主持北洋大学校务工作,后任华北大学工学院教授兼校务委员,并参加高教部高等数学教材编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目睹对高等教育的破坏,于1973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高等院校基础理论教育与研究,得总理赞许。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顾年高体弱,重上讲台,同时从事著述,编写数学丛书几十种。著有《高等数学教程》、《高等数学基础》等。

陈氏1895年7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城内。幼年即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1915年毕业于天台县立中学。1916年8月在浙江参加高考,录取后,因成绩卓越,保送到当时公费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该校公费发给学生服装、管吃、管住,并发书及讲义)就读.

在高师就读期间,曾被选为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评议员。1918年又被选为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各大学学生联合会的评议员及《国民》杂志评议部评议。与匡互生、向大光、徐名鸣、周予同、刘熏宇、董鲁安(于力)等联名发起成立了半工半读性质的读书学习班“工学会”,后改名为“平民教育社”,为当时的普及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本来理应收回山东主权并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孰知,“和会”却做出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完全归于日本。这样,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哗然,群情愤慨,于是,爆发了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年仅24岁的陈宏勋,积极组织、领导和参加这次示威游行运动。以打“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赵家楼的住所而被捕。同时被捕的共32人,其中,北高师8人,陈氏为其中之一。因全国人民的声援,当时的政府不得已于5月7日将被捕的32人全部释放回校。他们返校时,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①。当时的高师校长陈宝泉,为了避免陈氏再次被捕或传讯,即邀陈氏谈话,要求他把原名陈宏勋改为陈草民(“荩民”即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之意)。陈氏就一直使用改后之名。

“五四运动”,陈氏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抵制日货中国联合会主席。1920年暑假,陈氏高师毕业,留校任师大附中数学教师,兼任北高师会计课主任。1921年,考取公费赴法留学生。同船赴法者尚有陈氏好友及他在师大附中教过的学生汪德耀、夏敬农、夏康农兄弟、杨、李亮恭等人。

抵法后,陈氏在里昂大学学习。1922年上半年,因中法教育会中方秘书长褚民谊(后为汪精卫伪政权的大汉奸),盗用中法大学的公款购买了一架高级钢琴,以他私人名义送给一位法国官员。此事引起了当时许多留法中国学生的公愤。陈氏也对此深感愤愤不平,于是径寻褚民谊当面责问,在盛怒之下,打了褚民谊嘴巴。争吵时,其他人闻声赶来,褚误认为是大家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遂不敢回手而听任陈氏打后而离去。褚因此怀恨在心,后得知此事乃陈氏的个人行动,并非有组织的行为,即以“莫须有”的名义拟遣送陈氏回国。陈氏得知消息后,逃离里昂而去法国南部的底雄城,在底雄大学理学院,追随数学家庞加莱(H.Paincaré)之子小庞加莱教授学习,直到192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任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27年去上海,任暨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在大夏大学任教授及数理系主任,复在劳动大学、复旦大学、商船专科学校(系大连海运学院前身)等校兼任教授。

1932年,应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教授之邀讲学近一年,后又回上海,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5年10月,中国数学会成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会上陈氏当选为评议员。1936、1941年,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数学会大会,陈氏两届连续当选。

从回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期间,陈氏除忙于大学教学工作及社会活动外,还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撰写大量著作。撮其要者有:《非欧派几何学》、《算术》、《代数及简单数性之研究》、《微积分测验》等皆正式出版;此外,还用英语编写了多种讲义在各校印行。如:《张量分析》、《非欧派几何学》、《向量分析》、《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偏微分方程》等。他还从欧、美等英语或法语的著名杂志上,将有关数学论文或数学教育论文或文章译成汉语,在国内各大杂志上发表(如刊载在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先后约有五十余篇,合其自撰的论文,共约八十余篇。

他在上海期间,除了讲课和著述外,还积极组织并参加各项学术活动,曾担任“理科教育研究会”的负责人(会长),推动上海地区高等学校的理科教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同时,还讨论一些专业术语的译名、定名问题。当时,数学教本几乎都是外文教本,讲课时才偶尔用译名,致使译名混乱不堪,莫衷一是。例如,Dividedby译为“除以”就是在这个会上研讨、肯定后才再推行全国的。“理科教育研究会”曾多次举行学术活动及报告会,并向国内外交流,例如陈氏曾主持并接待无线电发明家意大利人马可尼等人访问中国的学术交流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上海沦陷。陈氏因不愿在敌人统治下工作,故于当年10月返回他的故乡浙江省天台县。是时因抗战,致使本县及邻县的学生不能去外地读书,而且本县当时尚无一所“完全中学”,许多学生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终日游手好闲,大好光阴虚掷,十分可惜。陈氏有见于此,拿出历年来夫妇共同凭教学工资储蓄下的数万元,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把在上海市教育局立过案的育青中学迁来天台县复校。陈夫人闫振玉教授,于192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任上海务本女子中学(中国最早的一所很有名的女子中学)校长,后又任私立上海育青中学校长。育青中学在天台复校后,闫仍任校长。陈氏从旁协助,各方奔波,除了拿出自己积蓄的数万元外,又向天台各界募捐了土地、款项及建筑材料,并还借了款(此后数年,因还借款,全家常处于困苦之中),在天台县的郊区玉湖村,盖了三百间左右的房子作为校舍,并聘各方优秀教师来校任教。俟育青中学开办并已基本走上正轨后,他于1939年底,去浙江英士大学任数学教授;不久,兼任教务长、工学院院长职务。

1942年,在浙江省成立北洋工学院。北洋大学原系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所大学,而工学院也是举世闻名的学府,因抗日战争爆发,北洋大学所在地天津沦陷,故于浙江复校。校址设在浙江省泰顺县的百丈口镇,陈氏任院长。陈氏筚路兰缕,在百丈口,前沿小溪、后倚山坡的沙滩地上,盖起半临时性的小板瓦房,开始上课。这一阶段是陈氏生活与工作较为艰苦的时期。他每日黎明即起,洗漱后,去后面小山上爬山锻炼约一小时,回家早点后,即去学院处理校务或上课。备课写讲义均在夜间,常常坚持到深夜。校址地属偏僻,交通不便,无交通工具,只得靠步行。数年来很少回天台县与家人团聚。这是因为泰顺到天台,要绕道敌人后方山区,兜一大圈,按每日平路走120华里,山路走80华里计算,单程也要走10天才能到;工作忙,很难抽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即使在暑假,又有招生及办学习班等工作,仍难抽出时间探亲。但即使如此忙碌和艰苦,他仍然坚持写作。

在抗战时期,陈氏先是筹建育青中学十分繁忙,后去英士大学授课,又因逃避敌人扫荡与敌机轰炸,经常迁校。在泰顺成立北洋工学院时,因避免日寇扫荡,校址选在浙江最南端,与福建交界的偏僻小县。兴建土木盖房子,仍然非常忙碌。但陈氏仍一直坚持进行科研与教学工作,尤其是关心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与师资问题。这从他早年办“平民教育社”普及平民教育一事已可略见端倪,而从上海主持“理科教育研究会”及编写师范用教科书又可窥及一斑。抗战时期,他为实现初衷,在大学教课之余,注意中小学数学教材建设工作,于是,又与宋彬教授合著教科书《算术》,在《东南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多次利用寒暑假的空闲时间,为浙江全省的中小学教师举办各科免费的数学讲座及学习班,以期提高各校的师资水平。

在这一时期,正式出版的书还有《高等代数》、《微分方程》等数册,此外,还写了《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高等微积分》等英文讲义。

1945年抗战胜利,他离开泰顺,筹备北洋大学复校事宜。

1946年暑假,北洋大学在天津西沽复校,并在北京成立了北洋大学北平部(工学院的一部分)。陈氏任北洋大学教授,兼任理学院院长及北平部主任。

进步学生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异常激烈,学生经常被捕。陈氏常常掩护学生,或亲自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后因北洋大学北平部被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工学院,陈氏遂专门在天津北洋大学工作。

解放前夕,陈氏曾正式表态,反对国民党“三青团”进入北洋大学。国民党教育部派人去北洋大学,策动北洋大学师生迁往台湾,陈氏在校委会上坚决反对,致使迁校未成。不久,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撤离学校。校长张含英不在校内,诸同仁公推陈氏主持北洋大学校务。解放天津时,为保证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陈氏将数千师生迁至租界,并组织人力成立了护校队。

天津解放,1949年1月至1950年暑假,陈氏任北洋大学校务临时委员会主席(即校长)。

1950年暑假后,陈氏因夫人及孩子均在北京,决定回北京团聚,应聘华北大学工学院任数学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华北大学工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最近又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陈氏在华北大学工学院任教直至1981年3月7日逝世,时年86岁。

解放后,陈氏教学工作很繁重,但他仍抽时间撰写《高等数学教程》。该书在国防出版社出版,共发行三卷四册,而原计划的四卷、五卷则未及写出。陈氏在五六十年代写此书时,每天天刚蒙蒙亮便起床,洗漱锻炼后,即写书直至深夜,甚至每餐还要家人请多次。除上述一书外,他还写了《高等数学基础》,翻译了《数值分析》等书,正式出版。又编写了《拉氏变换》、《蒙特卡罗方法》、《工程数学》、《数据处理》、《概率论》等讲义多种。

陈氏在信中提出四点建议:

“⑴建立‘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专门研究队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⑵培养‘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新生力量,设立‘应用数学系’或‘工程数学系’。

“⑶开展‘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科学活动。办讲座或训练班。

“⑷编写《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参考书。组织力量编写丛书。”

周恩来总理对这封信很重视,指示办公室电请陈氏列出国内搞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有专长的人的名单。但以后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此事未能进行。

陈氏于“文化大革命”前,曾任高教部高等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共10名委员)。1980年又继续被聘为委员(此时全国共27名委员)。彼时,陈氏虽已是85岁高龄老人,但仍每天工作好几个小时。他给国防工办召开的的一次高等院校教授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介绍自己情况时说:“虽然,住的房子很小,图书资料不能完全摊开,找资料比较困难,但坐在沙发上,前面放着自制的简易茶几,戴上眼镜,再加上放大镜,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地进行了编写审阅的工作。”在这一阶段,他主要修改《高等数学基础》一书的上册及重写下册的工作。盖此书于1966年前,已全部完稿,并交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上册于1966年5月印出后,迟至1972年3月方始发行;而下册稿子则因出版社丢失,不得已只有重新编写。此时,因他已高龄,故请两位助手相助,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牛实为教授,另一位是陈氏之子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陈以一教授(当时,两人均为副教授)。虽有助手,陈氏仍是事必亲自过问,经常与两人畅谈他对某一章的打算与安排,然后,再由两人执笔,最后,再对两人撰槁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上册于1979年6月出版,但下册迟至1982年初方始印出,其时,陈氏已去世近一年,未及亲见,深以为憾!

陈氏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其主要的著作有二:《非欧派几何学》与《高等数学教程》。《非欧派几何学》一书系陈氏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及北京大学两校数学系教课时,编写的非欧几何学英文讲义为蓝本、增补修改而成的。该书属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非欧几何学的著作之列。在此之前,陈氏最早写成英文的《非欧派几何学讲义》(1925),后又于1929年在《科学月刊》的创刊号及4、5号合订本上,写了《四度空间对于现代科学之影响》一文。文中,除了较系统地介绍四度空间理论外,还简单介绍了非欧几何学的概况。

《非欧派几何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绪论”。主要介绍欧氏几何学与非欧氏几何学的基础。第二编为“双曲式几何学”,介绍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第三编为“椭圆式几何学”,介绍黎曼(Riemann)几何学。第四编为结论,讲述“各种几何的一致性”及“我们宇宙的几何形式”。

《高等数学教程》开始动笔于50年代中叶,原拟编五卷:第一卷为“解析几何学”;第二卷为“数学分析初步”,介绍一元函数的微积分学(分成两分册);第三卷为“数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介绍多元函数微积分学及由级数确定的函数。第四、五卷原订写工程数学及应用数学,但由于十年动乱及工作繁忙,加之晚年身体孱弱,未能完成。此书文笔生动活泼,理论深入浅出,注意到系统性又照顾到学生的可接受性及与其他课程(如《普通物理》及《理论力学》)的配合,始终贯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基本概念与理论。

半个多世纪,陈氏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早期,1925年他在师大、北大教过的学生,已是80岁左右的人了,而即使迟至抗战时期的学生,也已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在他所培养的大量人才中,许多人曾经是或仍然是科学界、工程界或各个重要岗位上的著名人士或中坚分子。例如早年在师大教过的学生当中,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刘泗滨教授、天津大学的马修如教授,北京工业学院的陈殊教授;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中有武汉大学的程纶教授、四川大学的张世勋教授;在上海教过的学生中有在美国的丁陈威教授、徐广裕教授,曾任国防工办副主任的郑汉涛同志,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丁东放同志等等。过去曾给陈氏当过助教或助手、亲身受过他的教诲的人,有同济大学的樊映川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的徐桂芳教授,上海化工学院的宋彬教授等等。

陈氏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待人热情、忠诚、爱帮助人,爱护学生或年轻人有如自己的子弟一样。例如,他的学习优秀的学生徐广裕,曾于1935年左右大学毕业后,因家不在上海,又因准备出国想找安静的地方复习功课,因而,住陈氏上海寓中近半年,供给食宿,直至出国。对于家境困难而成绩优异的学生,陈氏常常从自己工资中抽出钱来给予支援,或为他多方奔走奖学金以及其他资助或半工半读的工作。

平日沉默寡言,“其言讷讷然如不出其口”,但一旦在教室讲课,则谈笑风生,左右逢源,条理性、系统性、理论性极强。如在1947至1950年,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给理学院学生讲高级数学课、给工学院学生讲高等微积分课时,旁听的教师及学生人数极多,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也都坐满了人,门庭若市。

一生为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常以古人格言自勉,他给别人题纪念册时,最爱写的格言是:“事必三思而后行,行必至善而后止。”或“尽其在我”。

虚心下人,凡人指出其缺点或著作上的问题,无不立刻虚心欣然接受,即对其晚辈亦如此。勤恳好学至老不衰。常自歉:“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故即使在临终前数年,虽年逾八旬,且体弱多病,但仍时常一卷在手,怡然自得,深以能得到“新知新解”为乐。常常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陈荩民先生是理学院数学系退休教授,是中国早期近代数学家与教育家之一。陈先生于1895年7月5日诞生于浙江省天台县,192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21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1924年获法国底雄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此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北洋大学等校担任数学教学工作。还先后担任暨南大学数学系主任、浙江北洋工学院院长、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等职。解放后,担任华北大学工学院数学教研组(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前身)组长,从事数学教学与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被原国家教育部聘为全国工科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79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81年3月7日病故,享年86岁。

陈先生热爱中国,思想进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担任北京各大学学联主席,是爱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集会游行,火烧赵家楼,捣毁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学生运动中,因陈先生率先越墙而入,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学生有30余人)。五四运动后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全国性革命运动。在强大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陈先生才得以获释。

陈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胸怀中国,反对崇洋媚外,屡与中法大学海外部(校址在法国里昂)中的中国媚外分子辩论。获底雄大学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回国,投身中国教育事业。陈先生在北洋大学任教期间,积极参加反对美蒋的民主运动,支持、掩护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国民党策划将北洋大学迁往台湾,陈先生竭力反对,并积极活动,最终迫使校务委员会通过了把北洋大学留在大陆的决定。天津解放前夕,他与几位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国民党撤出天津市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并下令逮捕他。因天津解放神速,陈先生才免遭迫害。

解放后,陈先生如鱼得水,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他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潜心数学教学与研究,主持当时华大工学院数学教研组工作,重视理论研究与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教学有方,经验丰富,为人谦逊,团结新老教师协同工作。他深知民族的振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因而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并以身作则,带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陈先生对党的教育事业执著真诚,古稀之年仍亲临教学第一线,决心把北京工业学院的数学教学与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陈荩民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成果卓著。在抗日战争时就著有《非欧几何》一书。他长期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数学研究,著书立说。公开出版的论著与教材还有《张量分析》(英文)、《高等数学教程》、《数学分析》、《高等数学基础》、《高等代数》、《微分方程》、《代数及数学研究》等十余部,论文50多篇。他还撰写了点集论、非欧几何、高等微积分、微分几何、复变函数等多种讲义。

陈先生数学功底扎实,经验丰富,建树超群。上世纪50年代末应原国家教育部聘请长期担任全国工科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他所编的《高等数学教程》列为全国工科院校通用教材。他工作尽心尽责,为中国工科数学教材建设与数学模式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聘他为名誉教授。十年“文革”,陈先生受到冲击。他不忍心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受到摧残,期盼恢复正常教学秩序,1973年毅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高等院校的基础理论,尤其是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研究,得到周总理的赞许。改革开放,84岁高龄的他抖擞精神,应邀赴北京师范大学讲演,以鼓励教育青年一代继续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传统,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做贡献。陈荩民教授数学先驱,爱国楷模,教育典范的表率作用永远激励后人前进。2004年,华艺出版社以小传形式将陈先生的事迹载入《北京普通高等教育志》。

陈荩民先生虽与世长辞,但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今的爱国行为有别于当年的凭着一股激情游行集会,也有别于单纯的多流血多流汗。而是致力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增强综合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学发展观促使人们进行定量思维,而定量思维的核心正是数学模式。以空间形式与事物之间量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理论与方法自然成为认识客观的重要工具。国力的强弱、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兴衰、管理水平的优劣,以及战争的胜负都离不开数学理论的研究与数学技术的发展。高自动、高精度、高速度、高效率、高安全无不通过数学模型与数学方法并借助日益进步的计算机快捷保真地实现。可以说,高新技术离不开数学技术。可见,数学已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先生的先行研究为此起了奠基作用。陈先生关心的数学团队已有空前发展。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拥有近70人的教师队伍,且90%具有博士学位,还有“长江”特聘讲座教授。教师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海外学者也像陈先生一样学成回来,报效中国,努力工作。现在数学系除有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外,还有应用数学博士点与应用数学博士后流动站,陈先生毕生追求的数学研究与教育已后继有人。数学系在将北京理工大学办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陈先生融爱国精神、理想与事业于一体,为中国的数学教育与研究奉献了毕生精力。

九旬业绩与世存,先驱风范照后人。

著书立说闻中外,敬业报国融一身。

沃土永育参天树,爱国奉献扬教风。

科学发展繁荣日,国强民富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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