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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夺权事件)

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北宋乾德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的历史事件。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其后,宋太祖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大大强化了北宋中央集权。

后来,“杯酒释兵权”演变为一个成语,引申为轻而易举解除将领兵权。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某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便提出问题之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

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刚刚建立,赵匡胤就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口吐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里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显德年间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

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而且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 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此番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且从此再不授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已没有任何实权。 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但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主要依据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史籍的有关记载。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书中记载,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以下简称《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书中记载,在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种记载,矛盾百出。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细,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一书所记载,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但若根据《笔录》所载,此事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但若根据《纪闻》所记载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另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却未见一字。元末,史学家根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编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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