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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廷

宝廷(18401890)爱新觉罗氏,初名宝贤,字少溪,号竹坡,字仲献,号难斋,晚年自号偶斋,咸丰八年,他初次应举落榜。同治三年第四次应举才中。同治七年礼部第一,中二甲六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兼充文渊阁掌“注册点验”校理。同治十二年六月,充浙江省乡试副考官。七月转补翰林院侍读,后任詹事府左中允、国子监司业、侍读学士兼詹事府少詹事、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西陵监修大臣、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同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职,因途中纳江山船女为妾,回京上疏自劾罢官。

宝廷作为和硕郑亲王派系的直系后裔,虽然他早在其四世祖阿札兰时已无亲王的头衔,但他仍是不折不扣的宗室子弟,宝廷对自己的家族显赫的出身是十分看重的,也颇为自豪,他曾作过《咏怀七古》诗云:“大清策勋封诸王,赫赫郑邸威名扬。文功武烈耀史册,祖宗累代流芬芳。”

宝廷的家庭为诗书世家,父、己、子三代皆为进士,父亲常禄是道光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年)科的进士。宝廷为同治戊辰(同治七年?1868年)科的二甲六名进士。子寿富为光绪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科的二甲八十八名进士。

宝廷与父亲的感情很深,他在《我生》一诗中说:“我生大不幸,七龄母已终。随父豢养大,恩与慈母同。即教复兼养,琐碎劳亲。时时复事事,置我於胸中。”父亲对他也有很高的期望“我父教我读,日夜望我贵。”(见《揭晓日作》)

宝廷的故宅,据《福雅堂诗抄》云:“宝竹坡侍郎寓,双塔庆寿寺后,侍郎,郑亲王后裔也。”故居位于今电报大楼北,西单商场后身,在同治三年(1864年)时已破败。光绪九年(1883年)又记故宅在旧刑部街,他在少年时曾在此观看过“过会”(一种民间艺术香会)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光绪十三年(1887年)宝廷在诗序中又明确提到当时全家住在松树胡同,他还特意作了《古松诗》记之,此后就一直没有再离开过这里。松树胡同在明代时就已经有了,属大时雍坊,在今西城和平门内。清代《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中记载:“松树胡同,井一,桥一。”今有东、西松树胡同,西松树胡同已被大部拆除,东松树胡同仍在。

宝廷的父亲莲溪公,名曰常禄,道光辛卯科进士,他官至翰林侍读,乃一“清要之职”。宝廷为常禄的继室那穆都鲁氏所生,从宝廷的仕途生涯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关于宝廷的风流韵事,野史笔记中是多有记载的,象郭则的《十朝诗乘》、王赓的《今传是楼诗话》、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都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和评论,个中原由,众说纷纭,表现出他对国家前途的悲观失望,心存以“微过自污”激流勇退的心情(可见《先考侍郎公年谱》)。也有人说他的本意是早想回归自然,故作此举。也有人说他是遇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美女,宁可弃官,也要抱得美人归。总之,宝廷的这件风流韵事,也令同治皇帝非常不满。《越缦堂日记》中记载:“(宝廷回京后立即上奏自劾)上谕:侍郎宝廷奏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於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宝廷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在政治上与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何金寿、邓承修、陈宝琛等人声气相通,敢谏直言,一起共襄国事,被世人称为“清流党”。有所谓“四谏”、“五虎”之说,“四谏”是指宝廷、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五虎”是上述四人外再加张之洞。

宝廷是由常禄“授室完婚”的,其妻是母亲那穆都鲁氏从弟连介山(英)的次女。当时两家的境遇相同,都很贫困,因之他们的婚事办得也非常简陋草率,“时丧乱之余,家居徒四壁立。”婚庆时竟然穷得连一杯喜酒都没有。他的一生虽然一直为贫病所扰,但他却也是妻妾成群,除了结发妻原配外,另有李、胡、盛、汪四妾,汪氏就是他因之为丢官弃职的江山船女,也足见其风流了。

宝廷生有三女二男,三女中,长曰新篁、次曰笋卿,二人都是早夭。宝廷是十分喜爱这两个女儿,可叹的是她们幼年命薄,生命无常。篁乃幼竹、新竹,笋乃竹之未而待之竹也。宝廷自号竹坡,按《宝廷年谱》记载:“(莲溪公)生公之夕,梦霜竹一丛,挺然干霄,故莲溪公名之曰宝贤,号竹坡。”竹坡二字也与此二女名字中的篁、笋两字有关。宝廷另有一女箨秋,二子寿富、寿蕃,三人在光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事变中“三人闭门自缢”,赴死国难。

就宝廷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性情耿直外,也是一个极其放荡的性情中人。他在自我罢官后,晚年隐居山林,家徒四壁,衣食无着。每遇师友门生,伸手告贷。一旦得钱,便游山玩水,常居于山林,数十日不回,醉卧丛林山寺中是常有的事。宝廷的一生襟怀坦荡,刚直敢言,为人光明磊落,胸无宿物。他又好使酒负气,无所顾忌,他在诗中也表明自己“疏狂不合世,进退同招议(见《寄怀罗淑生夫子》)。” “我生素负气,言动多轻躁(见《春日杂兴》)。”

宝廷自幼“天资颖悟,喜读善悟”,八岁“就传授读”,但不久常禄就被罢官,家道中落,宝廷从九岁起就随常禄移居西山。他的少年时代曾四年居住在京城,四年在西山生活。宝廷十三岁便学习诗歌写作。他有二个启蒙老师,一是父亲,二是西山寺僧。他聪颖顿悟,自小颇有诗才,十二岁就能和杜甫《咏凤凰》诗。西山的长老惊喜异常,“以为大器”。他的诗歌风格与王(摩诘)维、白(香山)居易、陆(放翁)游、杨(诚斋)万里最为接近。

诗歌的创作上,宝廷是很有一些天赋。他在少年时就得益于其父常禄和八大处灵光寺住持法华上人。此外常禄还给他请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是传授他经学的车士(乙斋),另一位是冯霖(云浦)。他对诗歌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子弟书通俗文艺的形式以及在诗歌创作中探索的通俗化,直接推动了清代文学开始向通俗化发展。

宝廷是在清代诗坛众多的诗人中,是一个心胸最坦荡直露,情感最丰富激越,才气最跌宕,最具诗人特质的。他的一生酷爱山水,钟情山水,一生以诗酒为伴、为乐。他在一生中到底创作了多少首诗歌,确实是难以记数。如按其七律《三十初度感怀》诗云:“穷愁旅恨五千首,家难国忧三十年”来计算的话,穷其一生的诗作之丰,是无人可以比肩的。

宝廷的遗作计有《长白先生奏议》、《尚书持平》、《庭闻忆略》以及《偶斋诗草》,这是其门门生林纾编印的。《偶斋诗草》分为内集、内次集、外集、外次集四部分,共收入了2376首诗,其数量虽然在白居易、陆游、查慎行、袁枚、赵翼、樊增祥等人之下,但可与苏轼、钱谦益等相当,已是很了不起的了。

在中国的文坛上,清代有两位满族八旗文人子弟占据着第一的位置,一个是纳兰性德,是词苑的霸主;一个就是宝廷,诗坛的领袖。宝廷诗才还表现在他“诸体兼备,各体皆工”,尤以五言、七言歌行擅长,品质也最为上乘,是其诗歌种类中水平最高的。

宝廷在晚清诗坛上是一个中心,围绕着他的是一个团队,是一股强劲的诗坛飓风,他不愧为晚清诗坛上的领军人物。

宝廷不仅以其诗名、诗才享誉诗坛,而且他还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才华团结、聚集了一大批同时代的诗人。一类是与他地位相当或高于他的高官、诗人的唱和,如翁同、陈宝琛;一类是他的朋友、诗友,如宗韶(子美)、志润(白石)、育琛(又章)等;另一类是他的门生、学生,如郑孝胥(太夷)、林纾(畏庐)、陈衍(石遗)等。

除夕祭诗

朔风卷雪寒云冻,灯光满苍楼台动。一壶清酒列中庭,手把残编向天诵。向天诵,自祭诗,诗中甘苦天能知。一年三百六十日,悲欢离合事事存于斯。我心深,我意解,旁人不解何妨嗤。今宵有酒且自祭,胜教俗客评高卑。新酒倾一斗,旧诗焚一首,纸灰飞上天,诗心逐风走。君不闻,昔时诗僧无本公;又不闻,近代诗人船山翁,祭诗千古留韵事,词坛啧啧称英雄。我虽不敏少才调,好诗颇与前人同。二君有知见应妒,诗虽胜吾输吾穷。旧诗感愤多不平,新诗更觉难为情。诗成不忍再仰诵,只恐凄绝天难听。

观我四首和船山

弹指光阴总是空,轻尘弱草太匆匆。

聪明虽出两间外,哀乐都归百岁中。

梦里那能求觉悟,死前谁肯学痴聋?

茫然宇宙无清歇,傀儡登场自古同。

少壮年华渺莫寻,几茎白发不胜簪。

功名福贵留回味,利禄儿孙并一心。

风到晚秋声愈烈,日当斜照色翻深。

空劳智虑无遗算,转松楸成茂林。

含悲终日卧床头,倚枕难禁泪暗流。

满室药香浓似酒,半窗人影瘦于秋。

荒陵夜雨词臣恨,古店西风旅客愁。

识得浮生本虚幻,何妨藉病且悠游。

荒烟衰草冷平原,泉下幽情谁可言?

气尽何妨吾亦死,名垂岂必我犹存。

半林松柏才人墓,一片桃花倩女魂。

古往今来尽如此,弥留那屑有啼痕。

与张佩纶,黄体芳,张之洞号称‘翰林四谏’。直声振天下。

宗室宝廷,字竹坡,隶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光绪改元,疏请选师保以崇圣德,严宦寺以杜干预,核实内务府以节糜费,训练神机营以备缓急,懿旨嘉纳。大考三等,降中允,寻授司业。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宝廷力抉其弊,谔谔数百言,至切直。

晋、豫饥,应诏陈言,请罪己,并责臣工。条上救荒四事,曰:察税,开粮捐,购洋米,增粜局。复以灾广赈剧,请行分贷法。畿辅旱,日色赤,市言讹,建议内严防范,外示镇定,以安人心。历迁侍讲学士,以六事进,曰: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称旨。五年,转侍读学士。

初,德宗继统嗣文宗,懿旨谓将来生有皇子,即继穆宗为嗣。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颁铁券,被诃责。至是,穆宗奉安惠陵,主事吴可读坚请为其立后,以尸谏,下廷臣议。宝廷谓:“恭绎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未有储贰,即以皇上所生之子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继穆宗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留待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於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於后。窃痛可读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遗摺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摺未达之意,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而可读犹以忠佞不齐为虑,诚过虑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佞臣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自私之心。乃者两宫懿旨悬於上,孤臣遗疏存於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天生圣人,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请将前后懿旨恭呈御览,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俾天下后世咸知我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弟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付得人也。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顺,人情安矣。因赴内阁集议,意微不合,谨以上闻。”

又奏:“廷臣谓穆宗继统之议,已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不及此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继乎?不即继似违懿旨,即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臣民亦隐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即使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豫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皇子诞育如在彻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懿旨非皇上可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何敢自为变通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间,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日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臣民不更滋疑乎?此未妥者又一也。”疏入,诏藏毓庆宫。其他,俄使来议约,朝鲜请通商,均有所献纳。

七年,授内阁学士,出典福建乡试。既蒇事,还朝,以在途纳江山船伎为妾自劾,罢官隐居,筑室西山,往居之。是冬,皇太后万寿祝嘏,赏三品秩。十六年,卒。

其诗篇颇富,模山范水,不作苦语,和平冲澹,自写天机。亦能词,有《偶斋诗草》内外集及《偶斋词》传世。

子寿富,庶吉士。庚子,拳匪乱,殉难,自有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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