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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志

宝志,生于418,卒于514,僧人。俗姓朱氏,南朝梁代句容县东阳镇(今属南京市栖霞区)人。7岁随法俭和尚出家,到南京道林寺虔诚禅业,苦守古佛青灯50多年,为释门名僧。时值齐武帝施行暴政,众生苦痛,宝志为匡正时弊,巧施智谋,运用世间因果哲理,使齐武帝尤敬典礼,“永废锥刀”酷刑。

宝志[南朝梁](418~514)僧人。俗姓朱氏,南朝梁代句容县东阳镇(今属南京市栖霞区)人 。齐宋之稍显灵迹,梁武帝尤深敬事,俗呼为志公。工篆书,南唐保大(943~957)中伏龟山屺,得石函中有铭云:“天监十四年(515)秋八月,葬宝公于是。”铭有引曰:“宝公常为偈大字书于版,用帛幕之。其字皆小篆,体势完具。”著文字释训。天监十三年(514)卒。《唐书艺文志、江淮异人录、传灯录、南史隐弘景传》

宝志禅师少年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修习禅业。到了宋太(泰)始年间(465-472),宝志禅师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变异:他“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

据《释教会考》载:宝志心志通达,以佛教宗旨,诱导梁武帝净心修习,皈依佛门,向善归仁,普渡众生,百姓平安。被尊为“帝师”。《宝华山志》记述宝志有胆有略,“所谓格君之非者,虽古之大臣莫之过也”。大诗人李白尊宝志为“独行绝侣”。梁天监元年(502年)宝志年近花甲,到宝华山结庵,集僧讲经传教。

清时在南京大报恩寺塔中发现一只铁匣子,匣内藏有《宝志说戒图》,坛高三阶,宝志踞上座,这比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终南山道宣大和尚开设戒坛早130多年。后人为纪念宝志,将华山改为宝华山。天监十三年(514年)圆寂,葬南京紫金山独龙阜,明迁灵谷寺。宋太宗谥为“宝公”,赐号“道林真觉”。

宝志禅师七岁时,追随僧检出家,善于修习禅观,集三论宗大成的嘉祥吉藏的师父法朗,就曾经向宝志禅师学习禅法。在刘宋泰始初年,宝志禅师的行迹忽然僻异,居无定所,饮食也无定时,经常长发赤足,手执锡杖,上挂剪刀、拂扇、镜子等物,游行于街头巷尾间。

齐建元年间,宝志禅师更是屡现神迹,几天不进食,也不觉得饥饿;又常讲一些他人不能理解的话,但事后发现他所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所以江东一带的官员、百姓都很尊崇他。可是齐武帝却认为宝志禅师妖言惑众,于是将他囚禁在牢狱之中。神奇的是,人们仍旧见到他在街市上游走,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牢狱中。一日,宝志禅师对狱卒说:“门外有人用金钵盛饭来,你赶快去取!”狱卒犹豫地走到狱外一瞧,果真是文慧太子送饭来给宝志禅师。当这件事传到齐武帝的耳中,他才将宝志禅师迎入宫中,居于后堂,但仍然禁止他自由出入。

直到齐亡,梁武帝即位,立刻下诏:“大士宝志,迹拘尘垢,游甚冥寂,水火不能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之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使宣化。”在两位武帝之间,地位截然不同的宝志禅师,从此悠然自在,游化世间。他与梁武帝之间的事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

“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这是形容佛教法服海青缝合的广袖。据说广袖的缝合,便是宝志禅师的杰作。梁武帝信佛虔诚,然而夫人郗氏却是生性忌妒,不信佛法。某日,郗氏准备了许多肉包子,请宝志禅师及其弟子们前来应供,心想:“和尚们若吃了肉包子,便是犯戒;若拒绝不吃,便是违逆后旨。”想要陷僧众于两难之中。宝志禅师早已知晓郗氏心怀不轨,在临行前,要众僧将海青广袖的袖口缝合,袖筒中暗藏馒头。当入宫应供时,一手把包子放进空袖筒内,一手取出馒头来吃,终使郗氏的诡计无法得逞。

梁武帝曾经藉由志公禅师的神通力,见到地狱众生的种种苦相,宝志公告诉他,钟声可使地狱众生暂免受苦。武帝于是下诏天下寺院,击钟之时,要舒缓其声。又梁武帝在即位之初,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政,宝志公透过神通力,让梁武帝亲眼见到先王在地下受苦的怵目惊心惨状,终于废除锥刀之刑。这无非是以宗教力量影响君王,令行仁政,以发扬佛教慈悲的宗旨。

齐建元中(479-483),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共事之。”对于宝志禅师的这些神异事迹,一般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齐武帝萧赜认为他是在惑众,于是将他收入了建康的监狱之中。但在收狱的第二天早上,人们又见宝公出现于市,待到有司查验监狱时,宝公却仍然收检如故。尽管如此,齐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仍十分尊敬宝公,尝送食物到狱中以饷宝公。也因为宝公的灵异事迹依然如故,于是建康令吕文显将之奏禀齐武帝,武帝闻之,将宝公延入后堂,但仍禁止其出入,可是宝公的出入依然如故。到梁武帝即位(502)后,才解除了对宝公的拘禁。《景德录》卷二十七曰:

梁武帝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神闻以上,谭其隐沦则遁仙高者,岂以俗士常情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勿得复禁。

宝志禅师”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恭事者不可称“,梁天监十三年(514)冬,宝公密谓门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举体香软。“宝公圆寂后,梁武帝礼葬他于钟山独龙之阜,并在其墓侧建开善精舍,敕陆为他作墓志铭、王筠为他刻碑于寺门。

宝公一生有不少灵异的事迹传世。首先是他在被拘禁时,曾分身多处,或在市肆,或登景阳之山。有一次,僧正法猷派人送衣给宝公,到龙光、宾二寺询问,并云:”昨宿旦去“,又至厉侯伯家寻他,伯曰:”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可见,宝公在当晚是分身三处而住宿的。其次,宝公的许多言谈,皆可逆知来事。例如他在齐宫后堂时,”忽一日重着三布帽,亦不知于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继薨。“又如齐卫尉胡谐病,派人去请教宝公,宝公疏曰:”明屈。“第二天,宝公没有去看望胡谐,而胡谐也果然在第二天就死了,人们这才意识到”明屈者,明日尸出也。“还有,宝公曾借神力给齐武帝,让他看到了高帝在地狱之中受刀锥之苦的情形,从而让齐武帝废除了刀锥之刑,也属于这类的例子。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此外,宝公对梁武帝也有所开示,但多为隐语。《景德录》卷二十七颇有记载,今谨录如下。

帝一日问师曰:”弟子烦惑何以治之?“师曰:”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师曰:”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师曰:”安乐禁。“识者以为修习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

辞隐语,意在言外,是宝公的行教特色,但在他的那些隐语之中,却包含了人生解脱的至理。

传闻

相传一位朱姓妇人听见鹰巢中婴儿啼哭声,从树上把他抱下,扶养长大,所以经中描述他的长相说:“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此外,志公一生的事迹也充满着传奇色彩,例如以丹青驰誉于南朝的张僧繇,曾受梁武帝的诏请,为宝志禅师画像,宝志一时兴起,以指端轻轻地朝面门一,竟现出十二面观音像,妙相殊丽,或慈或悲。使素有第一佛像画家之称的僧繇,竟无法成笔。世人除了称宝志为禅师外,因为他的种种神迹及慈悲行,亦尊称他为宝志公、志公或宝志大士。

宝公禅学思想集中在他所留给后人的那些偈颂。《景德录》卷二十九收有宝公的《大乘赞》、《十二时颂》、《十四科颂》等作品,

禅学。

一、破斥分别法,显彰平等性。在宝公的偈颂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旨在破斥分别之法,以见平等之性。这一宗旨本来就是佛法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后世禅宗所极力强调与提倡的。

二、破语言文字,见诸法实相。禅宗对待文字语言的破斥是十分彻底的,后世的禅师乃至于标榜”不立文字“之教。事实上,文字语言对于人们的见性悟道来说,毕竟是一种方便的阶梯,但上楼者切不可见梯不见楼,上得楼后更不必执持此梯了。对此,《金刚经》中的”筏喻“,实在是恰当不过了。宝公更加强调内心的证悟,是沙门的解行相应,这对于杜绝佛学与禅学界重义学而轻证悟的偏颇,自然大有裨益。

三、对佛性的召唤。早在道生法师时期,便对佛性作过精辟的论述,也提出了划时代的佛性理论。虽然,后来的刘宋人也极力扶植生公之学,顿悟成佛义仍盛行于江左,但我们仅从生公的遭摈与后来沙门僧弼难宋太祖顿悟义一事,即可见出佛教中滞守文句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大的。

四、即心即佛的提出。对于”即心即佛“理论的提出,学术界一般都将之归功于马祖道一,其主要依据是《景德录》卷七中大梅法常传的记载。今谨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大寂闻(法常)住山,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遮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其实,马祖的开示学人,主要是”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至于”即心即佛“理论的提出者,还应该是宝志禅师。

五、提出苦行无益。宝公在《大乘赞》第九中说:”头陀阿练苦行,希望身后功德;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来不识。“事实上,以头陀行来苦其形体,虽然可以磨砺一个行者的意志,但对于开发其内在的智慧,毕竟不是究竟的途径,以故宝公并不主张这种作法。另一方面,宝公也不主张厌苦求乐,他认为:”见内见外总恶,佛道魔道俱错。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厌苦求乐。生死悟本体空,佛魔何处安着?“(《大乘赞》之第六)不自苦其形,也不厌苦求乐,任运随缘,见自本性,这无疑是契于禅之中道的。

六、道不假修,但息知解。”道不假修,但莫污染“,这是后世禅师们所津津乐道的开示语。在宝公的《十四科颂菩提烦恼不二》中说:”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这已经明显地早于后世禅师们所提出的”道不假修“的观点了。宝公认为”佛性天真自然“,因而”无有一法可得,然自入无余“(《十四科颂佛与众生不二》)。诚然,这一禅学主张是基于佛性皆有、顿悟成佛的观点加以阐发的。唯其佛性皆具,又何假修为?因而,学人但息知解,则可识得自性,顿见真如。由于宝公的首倡,后世禅师们则极力倡导自识本心、顿悟成佛,遂使这一主张成了唐宋禅宗的一种时代精神。

七、对持戒的看法。戒律对于维护僧团的清规,防止僧侣的行为违背教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面对森严的戒律,若只在行为上具有约束性,而不能从心性上认识到持戒的内涵,往往不能真正达到解脱的目的。对此,宝公认为:”律师持律自缚,自缚亦能缚他。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如洪波。不驾生死船筏,如何度得爱河?“(《十四科颂解缚不二》)持戒若不斋心,若不能做到内心持戒,外在的行为束缚往往还很容易使人产生烦恼。对此,宝公认为:”勘嗟二乘狭劣,要须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见看他饮咀。“宝公的这一看法,对于六祖以及后世的禅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祖认为:”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16]便是对宝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八、对坐禅的看法。坐禅的目的,无非是要了却心头的疑情。因此,宝公在《十四科颂事理不二》中说:”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又云:”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十四科颂善恶不二》),又云:”三毒本来解脱,何须摄念禅观?“(《十四科颂生死不二》)可见,宝公认为禅修的要点在于除却学人心中的尘翳,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若外执坐相而心地不明,自然反成障道因缘。这一思想对六祖及后世禅师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六祖在《坛经》中对坐禅是这样解释的:”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又曰:”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17]这种提法显然是在宝公《十四科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彻底打破后人执着外在的坐禅形式,而忘却内在的证悟这个根本大事,何尝不是良有裨益的。

九、提出”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在宝公的《十四科颂》中则已提出,他认为:”法身自在无方,触目无非正觉“(《善恶不二》)。若果值此境界,人们便会”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色空不二》)。宝公的这一见地,对后世青原禅的石头希迁影响尤其大,希迁在《参同契》的结尾处明确地指出:”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18]自然,我们完全应当把希迁的理论的源头,归结到宝公这里来 。

宝志禅师圆寂后,梁武帝为他兴建开善寺,并在锺山立塔纪念。宝志禅师留下许多赞颂诗偈,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分别是:<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志公和尚十二时颂>十二首和<志公和尚十四科颂>,其中<志公和尚十四科颂>中的菩提烦恼不二、持犯不二、佛与众生不二、事理不二、静乱不二、善恶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断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迷悟不二等,最能显示这位神异禅师洒脱自在的本地风光。

附:《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

(一)

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

若欲悟道真体,莫除声色言语。

言语即是大道,不假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

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

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

若欲作业求佛,业是生死大兆。

生死业常随身,黑暗狱中未晓。

悟理本来无异,觉后谁晚谁早。

法界量同太虚,众生智心自小。

但能不起吾我,涅盘法食常饱。

(二)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

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虚。

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

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真理相疏。

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烦恼 因心有故,无心烦恼何居。

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

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

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

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

动静两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

若言众生异佛,迢迢与佛常疏。

佛与众生不二,自然究竟无余。

(三)

法性本来常寂,荡荡无有边畔。

安心取舍之间,被他二境回换。

敛容入定坐禅,摄境安心觉观。

机关木人修道,何时得达被岸。

诸法本空无著,境似浮云会散。

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热病得汗。

无智人前莫说,打尔色身星散。

(四)

报尔众生直道,非有即是非无。

非有非无不二,何须对有论虚。

有无妄心立号,一破一个不居。

两名由尔情作,无情即本真如。

若欲存情觅佛,将网山上罗鱼。

徒费功夫无益,几许枉用工夫。

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

一切不憎不爱,遮个烦恼须除。

除之则须除身,除身无佛无因。

无佛无因可得,自然无法无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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