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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卡夫卡创作中篇小说)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 [1] 《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2]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3]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第三部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 [5] 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4]

时代背景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 [6] 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 [7]

家庭背景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的布拉格,父母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父亲海尔曼原为乡下屠夫的儿子,依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为一个百货批发商。他由于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知识贫乏、头脑简单而务实,并且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

卡夫卡在36岁时,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流露出对父亲的极端恐惧心理。父亲对卡夫卡的教育手段是“骂、威吓、讽刺、狞笑”。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曾提到他欣赏一位犹太演员洛伊,而父亲却以不屑一顾的语气和可怕的方式将那演员比做一只甲虫。

卡夫卡将写作视为生命。1913年1月2至3日,卡夫卡写给女友菲利斯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和创作的关系: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维系生命。 [7]

格里高尔萨姆沙

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父亲破产后,拼命地工作,使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特别喜欢的妹妹葛蕾特重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他由普通的伙计变成了成功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 [2]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它实际上是没有所指的,没有对他的外貌描写,没有对他的性格描绘,甚至在小说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小说中一直活动的其实只是这只大甲虫,具有虫性、仍具人的思维、仍能听懂别人话的大甲虫,想爬出去看看母亲时,父亲看着他的样子,竟然气坏了,将一个个苹果无情地掷向了格里高尔,一只苹果“打中了他的背并且还陷了进去”,从此以后腐烂的苹果就和格里高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 [7]

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父亲萨姆沙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挽着女儿。” [7]

萨姆沙“父亲”

萨姆沙的公司在5年前破产。公司破产后,留下一笔财产,虽然数目不大,但是利息从来没有动过,这笔钱留着家庭急用。“父亲”的身体开始发福。父亲在银行里给小职员买早点,早上6点就需要去上班。 [8] “父亲”野蛮、粗鲁、残暴、冷酷、自私、专制。 [7]

父亲看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不能赚钱养家之后,“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仿佛要把格里高尔打回房间去”。当格里高尔卡在门框上的时候,“父亲”狠狠地推了他一下,使他“一下跌进房间里,汩汩地流着血”。一个冷血无情、野蛮强横的父亲的形象瞬间跃然纸上。作为格里高尔的亲生父亲,他没有为儿子的遭遇心疼焦急,只是恨不得立马将这个已经变成怪物的东西立刻清理出视线范围。比起格里高尔变异了的身形,他父亲那张粗鄙冷血的面孔更让人觉得可憎。 [9]

葛蕾特

葛蕾特是格里高尔的妹妹,17岁,她的生活里只有穿漂亮的衣服,睡睡懒觉,在家帮着做做家务,有时出去参加一些话费不大的娱乐。她喜欢音乐,而且小提琴拉得特别好。她的梦想是到音乐学院学习。格里高尔受重伤后,葛蕾特找了一份售货员工作,晚上还要学速记和法语,将来好找更好的工作。 [8]

“母亲”

“母亲”身体高大消瘦,满头蓬着白发,长年哮喘,在家里走动都成问题。“母亲”包揽了所有家务。母亲给那些完全不曾谋面的人缝制内衣。 [8]

《变形记》主题思想:人的“非人的”思想变形。当人的“个体性”与自我心灵被忽视时,就不可避免与人产生”公共性“矛盾而导致命运毁灭。

当格里高尔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时没有表现出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惊恐,而是近乎于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出了什么事啦”,甚至连惊讶都没有。

由于格里高尔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不是从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个体的人出发的,而是以供养家人、还清债务为目的的。在生活与工作中,格里高尔“个体的我”处在被遮蔽状态,他往往只是“公共的我”的饰演者。渐渐地,他就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了,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身上人的个体性被社会性不断地侵蚀、压抑,直到变形。这变形最终完成了由“公共的我”向“非我”的他者的最终转变。所以,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来说,有关于个体的一切都成了相对的无关紧要的了,只有工作才是重要的。为此,格里高尔对于自己的变形,他也几乎是从家人或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的,家人对此有多冷漠,他几乎也持有同样的冷漠,只有在这个变了形的躯体受到伤害或屈辱时,他才稍微地意识到“个体的我”的存在。

通过变形,“格里高尔渴望的反抗的目的部分达到了。变形后他不用再去干那些讨厌的差事,也不用再煞费苦心;在对自由的渴求与对父母承担的责任之间进行选择。变甲虫的结果使格里高尔既有可能获得自由,又‘不负罪责’,仅仅成为一个无妄之灾的受害者”。

社会性与个体性是一个独立的、完全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变形记》中的老板、秘书与家人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忽视了一个社会的人所应有的对他者的温存与理解;而格里高尔又过于看重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一个人最根本的存在前提自我意识。《变形记》在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进行鞭辟入里的挞伐之时,也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以及最后的死亡,揭示了一个忽视了个体性存在的人不可避免的毁灭命运。 [10]

变形启示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从表面上看,变形的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自己内心的生活理想,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者理智的比喻。

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大众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大众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生存现状。

其次,作品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这种恐惧与无力,挣扎无果后的绝望,是作者表达给读者的近体化情绪,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代入感。《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绝不是人变成虫的意象,而是在格里变形之后给这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变形。再深入点说,是对这些人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变形记》有趣的正是在于,表面上看,变形的当然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作者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的揭示出来。 [5]

对社会异化、人性异化的谴责

《变形记》情节荒诞、离奇突兀,同样包含了深层寓意和许多哲理,主要表现为异化主题,向读者展示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图景。格里高尔变形前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长年累月在外推销产品,常受老板申斥,又怕被解聘,同事说长道短,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活得很累的。并且,残酷的现实将他这种受压抑受欺侮的最起码的生存资格也剥夺了,将他异化成了一只不能自食其力,喜欢吃“一半腐烂的蔬菜”和“剩下的肉骨头”,“变稠的白酱油”等食物的大甲虫。尽管他曾经“竭尽全力”攒钱,让全家人过着“甜蜜温暖”的日子,但变形后最终还是被亲人唾弃,成了一具“又干又瘪”的尸体。

格里高尔的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分裂,完全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在世界上多生存一天就多忍受一天的痛苦,他至临死前也摆脱不了一股无法抵御的异化力量的笼罩。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现实生活中,人自然异化成了“非人”,成了身不由己的物(如甲虫等物),人成了物的“奴隶” 。

小说鲜明明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的共同命运,即无法摆脱蒙受异化之苦的丧失自我的悲哀与寻找“自我”的徒劳挣扎。主人公异化的过程,异化的特点,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的独特的普遍现象,这是《变形记》包含的深层寓意。 [11]

亲情在金钱腐蚀下沦丧

格里高尔的生活遭遇就是对拜金主义的无情鞭笞和批判。通过对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的种种遭遇的叙述,小说展示了弥漫整个社会的金钱至上之风,人们将金钱、财富视为最高追求。这推动着社会不断发生异化,并无情地扭曲着人们的灵魂,使得人世间原本美好的感情烟消云散,被一种恶心、无助甚至无奈的消极情绪所笼罩。卡夫卡的《变形记》集中展现了格里高尔在感情冷漠、亲情沦丧的家庭中的遭遇。而这种生活境遇正是卡夫卡自己的亲身遭遇,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真实的情感体验。

在小说中,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后,首先的反应不是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是担心公司会不会因此而解雇他,这种为家庭考虑的行为与他父母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2]

叙事分析

1、叙述态度:现代小说普遍的叙述特征是作者通过故事叙述者,或者通过其他剧中人物(在《变形记》里是格里高尔),勾画出文本中人物的基本形象。

《变形记》中叙述者视角就像一部摄影机一样,客观记录着人物的言行,所以,这一外聚焦的感知不但没有显示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态度,相反,却好像“有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现象,即人物遭遇越是非同寻常,叙述就越显得自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阅读体验与叙述者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即使文本内容非常惊骇,叙述者也保持不动声色地冷静观察。卡夫卡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描述,甚至连他自己的感受都没有留下来。小说开头叙述者就用一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叙述了一件奇特而又恐怖的事情“格里高尔变为大甲虫”。随后让故事在令人困惑不解的境遇下展开。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后,他长出的爪子和触须,脊背弓了起来,腹部白点斑斑,这一切都使文本的“真实读者”感到吃惊。

但是文本的叙述者并没有表现出诧异之情,也没有极力刻画格里高尔意识到自己的突变后的内心活动,叙述者只是客观地叙述:格里高尔一如既往地想着自己的工作,一心想要赶上早上的班车。时间慢慢地过去,引起小说中其他人物对他的关注,更引起真实读者紧张的情绪,但“冷漠的”叙述者却大段大段地描写他如何拖着虫子的身体下床翻身开门,如何思索和克服由此必然产生的技术性问题。他开始慢慢地晃动自己的整个身体,想通过这种方式起床上班。他心里想如果这么掉下去,应该是伤不着脑袋的,因为这样下落时他的头会高高地抬起。另外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背部似乎很硬,所以背部落到地上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他最害怕别人听到自己触地时的一声巨响,这将会引起周围人对他的猜疑。通过叙述者的视角把格里高尔这种虫子的行为表现出来,叙述者的态度是如此的平静,完全不像是在讲一件恐怖、可怕的事件。

叙述态度和故事内容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态度与文本中留待真实读者去填补的文本中的空白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变形记》里叙述态度和故事内容之间的强烈反差足以形成怪诞性质,给人一种怪诞之感,两种概念相反、性质对立或者差别特别悬殊的东西放在一起必然产生一种怪诞的效果。

《变形记》里的叙述者对各种情势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描述,于是格里高尔就这样与真实读者疏远了,读者惊奇地发现,格里高尔竟然能如此轻易地屈服于他的动物性,而叙述人却如此冷漠、客观地叙述格里高尔变形记的经过。诚然,不论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解读角度来说,《变形记》中叙述者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冷静的叙述态度都是作者有意为之。从创作角度上看,《变形记》的作者,指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卡夫卡说:“我的心想让我进一步卷入这个故事,但我必须试图把我尽量放在故事外面。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变形记》叙述者的叙述态度和故事内容之间已经构成了怪诞的审美效果。叙述者以反常化的眼光审视一个恐怖的荒诞的事件,以半开玩笑、半恐惧的态度对人生种种荒诞现象予以嘲讽,意图以此驱逐世界上一切的恶。

2、叙述视角:内外模糊的叙事视角:小说的第一段先由叙述者引出当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然后通过格里高尔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这里显然存在着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外视角”,第二种是“内视角”。所谓“外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类似于热奈特归类的外聚焦;所谓“内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

《变形记》以内视角为主。但外聚焦的叙述者视角始终存在,并且两种叙述视角之间自由地转换。外聚焦的叙述者视角在文本的结尾格里高尔死后便大行其道,这时明显有一个独立的叙述者的视角。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两种视角是自由转换甚至是复合的,这时候读者很难分辨出究竟是从谁的视角观察的。如当格里高尔吓倒母亲后,他很惊讶,因为他发现自己和房间的距离居然如此的长,他不知道自己刚才是如何以羸弱之躯走过那段路的。他只是想快点爬,回到自己狭小的空间,所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家人的恐吓,直到进了门,回到自己的卧室,他才转过头去,却因为脖子僵硬,没能完全转过头去,但还是看见了妹妹站了起来,他在最后扫了母亲一眼,没有了知觉,因为他已经完全睡着了。“他很惊讶,他和房间的距离居然这样长,真不知道刚才他以如此羸弱之躯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走过那段路的。”没有格里高尔的心理描写,好像是主人公自己在说话。但是“直到进了门,他才转过头去;因为脖子僵硬,他没能完全转过去,”又像是叙述者的暗中观察。外聚焦与内聚焦错综复杂地复合在一起,给读者一种既像是在观察又像是在体验的感觉。就像电影的拍摄,一般采用两个镜头,第一个镜头的作用是定位,拍一个人物往屏幕外的一个地方看;第二个镜头的作用则是从这个人物的方位拍摄的其观察的对象。

《变形记》外聚焦视点聚焦在格里高尔身上,内聚焦视点则从格里高尔角度去观察其周围的环境。并且外聚焦和内聚焦都是第三人称叙述。

卡夫卡试图在总体上呈现一种超现实的世界,一个想象的梦幻的空间,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世界,这一象征性的世界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怪诞特质。

第一人称的目的是拉近读者与文本中人物的距离,使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这显然与《变形记》的内容相悖,卡夫卡似乎有意在安排一场戏给读者看,也有意让读者知道自己在看一个寓言故事,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一种间离之感。

其次,独特的第三人称外聚焦和内聚焦复合式的双重视角,作者可以在各个人物视角之间自由驰骋,读者也可以像看三维电影一样,戴上眼镜之后,所观察到的图像有一种立体的感受,读者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很好地进入这一荒诞的世界。卡夫卡的秘密就在于这种似是而非。卡夫卡的作品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极度不安的怪诞的世界。通过这样一种复合式的叙述视角,作者成功地将这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自然与异常,个体与一般,悲情与平凡,荒诞与逻辑,它们之间的永久摇摆,贯穿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即使作品富有意义,又使作品引起共鸣”。

第三,卡夫卡最终所要表达的是,不论作为虫子的格里高尔还是作为现代的人,似乎都不具备反思自身的能力。人们只是一味地学着适应环境,而从来没有意识到由于环境的压迫,自身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变形的不只是身体,异化的是一颗麻木的心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工具理性的专制,每一个个体生活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就像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不敢轻易地坏掉,如果坏掉了又可以被轻易地换掉。世界被物所统治,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丧失了自我。卡夫卡通过这种复合的叙述视角,以一个小说家的卓越而超凡的想象力为人类的境况做出了这种寓言式的呈示。卡夫卡描述的这个本质上怪诞的世界,正是对这种启蒙理性的反思或修正,但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也找不到一个替换工具理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于是他意欲剥夺传统和社会给予读者的安全保障,动摇他对自己的世界观的信心,给正在面临身心变异的现代人以一种沉痛和自省。

3、叙事空间:《变形记》里的叙事空间很特别,不像传统小说中那样存在一个完整的故事空间,《变形记》里的叙事空间是断裂的,不完整的,格非说他在阅读卡夫卡时,有一种最常见、最根本的阅读经验,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黑暗的、没有边际的开阔空间。这就像一个人在不经意的地方一脚跌进了黑屋子,由于人们通常是从日常经验耀眼的光线中直接进入这个黑暗地带,所以人们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眩晕。等到人们的视线能够稍稍适应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才可以看见这个屋子里的一些物件,也仅仅是一些物件而已。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摆放在这样的位置,物件与物件之间有什么联系,人们一时无法知晓。这些物件的形状、质地以及功能与人们通常所熟知的家具、摆设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人们刚刚看到它们时,自然会产生陌生、怪诞的感觉。

虽然在《变形记》里的故事空间并不完整,但是依然可以找到部分叙述者视角下的故事空间和人物视角下的故事空间。

叙述者视角下的故事空间带领着读者进入故事空间的一个个局部,而且是不清楚的局部,是悬念叠出的局部,一个悬念引出另一个悬念。所以读者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空间里无法拼合出整个故事,读者只是窥探了一下这个屋子的漫无边际而已。小说的第二段交代故事发生在这样一间房子里:他的房间,一间略嫌小了些、地地道道的人住的房间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在堆放着衣料样品的桌子上方格里高尔是旅行推销员,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一只漂亮的镀金镜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毛皮帽子、围毛皮围巾的贵妇人,她直挺着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她的整个前臂的厚重的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作为故事的切入点,叙述者把眼光直接投进格里高尔的房间里,读者大概知道了格里高尔的职业衣料推销员,同时,对他的家庭经济境况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叙述者并没有说萨姆莎在这里住了多久,没有说明格里高尔此刻看到此情此景时的心理状态,也没有用任何表露自己主观感情的修饰词语,如“阴暗的”、“荒凉的”、“凄凄切切的”等来描绘这间房,只是“略嫌小了些,地地道道人住的房间”,是客观的描述,连那幅画上的贵妇人好像也“静卧”在那里一动不动。故事发生在这里,格里高尔在这里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与叙述者视角相比,采用人物视角的空间描写常常是以人物视角展现的空间,有时候既是人物生活的真实空间,同时又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投射。《变形记》里有两处描写格里高尔站在窗前往外看的场景:

第一处是“看到街对面那幢长得没有尽头的深灰色建筑的一部分那是一座医院正面有隔一定距离安置的一排窗户;雨还在下,但落到地面上的只是零星的雨点”;

第二处是“因为他看稍远一些的东西确实一天比一天模糊了;从前他常常诅咒街对面那座医院,因为它老是逼近在他的眼前,现在他压根看不见它了。倘若他不是知道自己主宰虽然寂静、却完全是在市区的夏洛蒂街,他真会以为窗户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与灰蒙蒙的大地会然成为一体的一片荒漠。”以格里高尔的视角展示的空间类似于他的心理空间。不论是第一处还是第二处都写到“灰色”,第二处更把客观环境异化为“沙漠”,这是人物对空间的主观阐释。第二处的观察夹杂着叙述者的视角,很难分辨这是人物视角下的空间还是叙述者视角下的空间,因为叙述者通过语言方式,以某种隐含的方法模仿故事中的人物在思维方式上的表现,也可以说,叙述者视角迁就了人物视角,叙述者此刻体验到的环境也是人物的感知的客观环境。采用人物视角来描述故事空间时,故事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物内心的外化,外部世界成为人物内心活动的“客观对应物”。

再以格里高尔的房间为例,叙述者视角下的房间经历了三次变故:人的房间虫子的房间杂货间。叙述者用冷漠的叙述态度把格雷戈尔的生存空间的转化叙述为一种看似诙谐的怪诞,当一些家具被搬走时,格里高尔真的感觉有利于自己的爬行;当房间变为杂货间时,他从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乐趣。但当叙述视角切换到人物时,格里高尔听到母亲说“我们搬走家具岂不是向他表示我们放弃了他好转的希望、对他撒手不管了吗”时,他想到“难道他真的要把这间温暖的、放着舒适的祖传家具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窟,虽然他可以不受阻拦地四面八方爬行,可同时也得迅速、完全地忘记做人时的往事?”又一次出现了“温暖的”、“舒适的”的表露情感的词语。

叙述者视角下的故事空间以客观的描述呈现,人物视角下的故事空间暗示了人物的心理投射。虽然《变形记》中的故事空间是断裂的、不完整的,给人一种难以阅读的感觉,但是当这种断裂的故事空间和人物心理投射结合起来,文章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运用这种视角对故事空间进行描述可以展现人物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个环境的感受。

格里高尔在工具理性极权式现代性的压迫下变为一只大甲虫。父母和妹妹都把他视为敌对和异己的东西,没有为格里高尔的死产生恐惧,他的父母和妹妹甚至为他的死感到轻松,于是他们愉快地出去郊游,并很自然地注意到要为女儿考虑她的幸福的时候到了。相反,对他的生存却产生恐惧,当格里高尔在生活、行为和思想上一天一天趋于虫子的时候,他的妹妹说:我觉得他不是我哥哥,如果真是的话他自己就会离开我们的。

叙述者视角下的故事空间和人物视角下的故事空间在描述上所流露出的态度不同同样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怪诞之感。这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种“眩晕的感觉”。这一方面体现在故事空间的断裂和不完整,另一方面体现在两种故事空间呈现的不和谐性,通过人物视角下的故事空间,读者可以找到一些表现文本内涵的关键线索,但是叙述者在描述空间的时候又把这些线索故意擦去。叙述者的情感的不断移入又不断地间离,对文本形成一种张力的怪诞。 [13]

叙述语言

《变形记》是寓言小说,因为它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人的变形,本身就有寓言性质,它使人的异化这深奥的生活哲理,从简单而又明白易懂的故事中体现了出来,揭示出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冷酷,人的处境的可怜、可悲与可怖。

说《变形记》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因为除人变甲虫可属浪漫主义手法外,其余情节,诸如格里高尔变形后内心的活动,他全家人的家庭生活、父母和妹妹的举动与思想变化、母亲和妹妹为他打扫房间的情形、他变甲虫后失去人性而具有的“虫性”、妹妹小提琴演奏等,可以说无一不是纯粹而严格的现实主义描写。

卡夫卡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象征主义框架中细节的现实主义是卡夫卡的特色,也是他对现代小说的特殊贡献”。《变形记》除了“人变甲虫”这一荒诞事件之外,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心理逻辑,都符合人类现实生活的特征。他以虚妄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真实,把细节的真实描写与象征性的隐喻和漫画式的夸张融于一炉;心理刻划细腻,人物形象鲜明,只叙不议,用不动声色的文字表达出强烈的感情。叙述简洁、平淡,小说的寓言性质使这一笔法更显突出,这与小说故事本身的平淡无华及作者一贯的冷漠风格很有关系。这种平淡冷漠的叙述语调,对于表现主人公的痛苦和困惑感,体现作品的主题,无疑都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14]

平淡叙述:没有谁能象卡夫卡那样,用如此平淡安详的笔调,来表述变形这种不可思议、荒诞无稽的事情了。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这不是梦,该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了吧,可是,整个故事更令人恐怖之处还在于,主人公并不认为所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的”,格里高尔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他觉得他的世界没有变,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衣料样品仍在桌上摆着,墙上挂的也仍是他自己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与此相适应的是,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自己变形了有什么不妥,却在想方设法让自己适应这种令人痛苦的境遇,他唯一担忧的是他的上司会不会为他的缺勤而发脾气,他努力地想办法以便能起床、穿衣、赶早车,可这一切在他变成甲虫后显得是那样的荒诞不稽和滑稽可笑,卡夫卡在此不厌其烦地用了大量的笔墨详而又细地叙述了他笨重的身躯如何不听使唤。

第一章中,大量的内心独白还把格里高尔既害怕失去工作又渴望能够摆脱苦差事获得自由并能报复上司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所用的语言却是平淡无奇的叙述性语言,在《变形记》的第一页中,几乎找不出一个形容词、一个比喻,凡是特别带有艺术色彩的笔法,或是可以使叙述的内容微微带上感情色彩的东西,卡夫卡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形容词只作定语,名词只表明事物的名称,动词只表明行动。正是用这种平平淡淡的叙述笔调,卡夫卡把不合理的东西和合理的东西、荒诞的东西和普通的东西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种如此不同的因素,在《变形记》中凝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看似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但是并没有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

卡夫卡本人因为害怕出版社会为他的《变形记》插进一幅甲虫的画,曾在给库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昆虫是画不得的,哪怕是从远处来表现也不行如果允许我提个建议的话,我会选这样的画面,如:父母亲和秘书主任站在紧闭的门前,或者更好的是父母亲和妹妹在灯火通明的房间内,一闩通向旁边黑漆漆屋的门敞开着。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用极其细腻的笔墨描述了“穹顶似的、棕色的、被分成许多弧型硬块”的肚子和“可怜的细腿”等主人公变成的“甲虫”形象,这儿同样体现了卡夫卡的高明之处。主人公视角的运用,使读者从一开始就随着主人公格里高尔进入了故事之中,读者最初看到的,就是格里高尔醒来后呈现在他眼前的东西:他自己的身体,一个极其陌生的自我形象,在整篇小说中,从格里高尔的视角出发,他从来没能整个地看到过他这个“庞然大物”的全貌,因而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这种效果是一幅具体的甲虫画所难达到的,而抽象的语言却能给人以动态的感受。至于对他不喜欢喝牛奶,而是喜食腐烂变质的东西、“脚在爬过的地方留下一种粘液”和他爱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消磨时间等等“甲虫”式的生活的细节描写,以及家中女仆跪在母亲跟前苦苦哀求让她辞退工作,在获准后竟然热泪盈眶感激不尽,仿佛得到了什么大恩赐似的等侧面描写,足以给读者的心中留下一个丑陋肮脏的“大怪物”形象,连他家人都很害怕的这种“怪物”形象,理所当然会吓退任何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格里高尔的家人在他变形后确确实实地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小说通过格里高尔的眼睛和耳朵,使读者和他一起静静地观察了他家人在他变形后生活变迁的全过程,一起感受他对家人生活不幸而又无能为力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格里高尔的变形是不幸的,整篇文章不长的篇幅浸润着他变形后所过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凄凉的生活。卡夫卡通过怪诞的表现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主人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缘无故遭受无法摆脱的灾难,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的灾难感。

在现代社会里,一般人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像失业、战争这样的无妄之灾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莫名其妙地落到自己的头上,再也无法摆脱。而正因为灾难来的无缘无故,更能表明灾难之深、之广、之无法逃脱。而且,卡夫卡通过让主人公变形,通过对甲虫无声的、非人的心事和语言,以及那无人理解、无法表述、无法申辩的委屈和痛苦的表述,阐述了现代社会人的极端孤独与寂寞,尤其是亲人的轻蔑与厌弃,更显其人情的冷落和淡漠。与此同时,卡夫卡还用极其细腻的笔墨,表现了主人公的变形带给他家人无法估量的痛苦,从侧面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唯因社会的不容,使主人公的甲虫生活成了“家丑”,影响了家人的社会地位,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心理重负。而主人公则怀着对亲情之爱、伦理之爱以及人类之爱的眷恋,怀着宽厚的温情和善意对待他家人的弱点,最终通过牺牲自己,即使自己结束了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生涯,又使他的全家如释重负,得到了彻底的重生。 [2]

象征寓意

卡夫卡的奇特构思,在人们始料未及的怪像显形之下,对独特与隐晦的事物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巧妙地将对现实世界的忠实描绘与魔幻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毛骨悚然的情节中展开对世界愚行的古怪幽默和辛酸嘲讽,让读者在心灵的震颤中悟出其象征和寓意,形成了他独创的艺术风格。 [15]

主人公格里高尔睡的床、所住的房间,象征着压迫、禁锢人们的社会拥挤、狭小;格里高尔一夕之间变为甲虫后背上的壳则象征着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重压,如影随形,无法得到解脱,束缚着每个人的身心,使他们的生命弯成一种不自然的弧度在天地间卑微地游离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丝毫不由自己,而想要挣脱这宿命的枷锁,无异于天方夜谭。小人物想要在这艰难时代求得生存,就必须蜷缩成顺从、服帖的姿态,在豪强巨富中间小心翼翼地讨得一点残羹剩饭,这样窘困的境况便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至死方休。这也是格里高尔最后死亡的象征意义。卡夫卡正是通过象征手法,让《变形记》在荒诞的情节中揭示出社会人生的现实。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描绘了一个寓言式的虚幻世界,象征着真实的现实世界。在这里,象征只是一种方式,揭示、暴露问题才是目的,该部作品真实地表现了黑暗的社会现实给人造成的压力、重负,最后导致人的精神扭曲。 [3]

创作启蒙

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变形记》作品的启示,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名副其实的小说《第三次无奈》。 [17]

同名舞台剧

短篇小说《变形记》被日本戏剧导演平田织佐改编成同名舞台剧《变形记》。 [16]

语文教材

《变形记》译本被收入上海、广东等省市的高中语文教材和一些大学的教材。 [18]

卡夫卡的叙述节奏考验人阅读耐心,但作家正是要通过这样的节奏来加重读者阅读的压力,很多人并不能意识这样的叙述与它的意义密不可分。《变形记》令人震撼的是,卡夫卡将冷酷推至极致的能力。 [19]

人民网

《变形记》是一篇“表现‘异化’主题的代表作”。 [20]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艳兵

《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的启示和变化,无异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满布各国的一片粮禾,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 [21]

作家阎连科

《变形记》是“无情或纯自我孤独的象征”,因为人变成了甲虫,不会说话,没有表情,失去了和外界的交流,但是他又保留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因此他的孤独感就能令人感到更加的凄惨可悲。 [2]

20世纪世界作家马克斯勃罗德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已达到大师的高度:他写出了一部自己再也不能超越的作品,因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变形记》这部本世纪伟大完美的著作。 [2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作家, [23] 20世纪德语小说家。

作品有:《美国》、《城堡》、《诉讼》、《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圣旨》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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