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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征之国

“不征之国”是明朝宗藩制度和朝贡体系以及海禁政策下的重要政策。高皇帝在处理藩属关系上,有很强的华夷区隔的观念,这种观念盲目排外、褒华贬夷,影响了明朝当时的发展。

最初人民是在半山坡居住因为洪水淹不到,待外界知识提高后逐渐下山选择有水有猎物的地方居住,渔猎是人类最初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渔猎基本是从自然资源中直接摄取,没有自身的生产资料,而游牧有自己的羊群马群作为产出的生产资料,游牧定居后逐渐演化为农耕文明,在农耕社会耕地是价值最大的存在。农耕统治者为了让农民安心耕地宣扬安土重迁思想并禁止商业流通,所以农耕社会有耕地欲望没有领地欲望,因为游牧思维是地方越大牧地越多,农耕则是除了占领战略要地外能耕种的沃土与会耕种的人才是宝贝,对疆域有选择挑剔性。没有进入工业社会之前世界上农作物的产量都是有限的,耕战模式中,秋收剩下的食物成了粮食暴兵线,这种不好好种地又损失男性劳力又消耗粮食去打不能耕种的土地在儒教眼里亏大发了。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等雄主或李世民、朱棣等篡位皇帝以及渔猎、游牧的思维惯性才会启动耕战模式,其结果无一例外的被儒教谴责。农耕文明的安逸性发展到最后对耕地的欲望与早期相比又出现挑剔思想,没排水开发过的耕地(三角洲、沼泽地)亦不愿搬迁。虽西方文明朝代更迭,但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对周围的蛮族都是传递教授本国的文学知识和生活习惯,对科技是严防死守,所以后来罗马覆灭,蛮族们还是罗马,也都自认是罗马后裔,不过科技就黑暗的中世纪了,科技知识则被阿拉伯人翻译辗转西方各国回到西方,儒教反之,对儒家思想严防死守,奇技淫巧当赏赐随便送。这样西方的文化、科技一直未被蛮化断层,由于欧洲地理不便通过生活需求迫使其发展航海商业,通过流通性吸收各国文明知识与自身文明知识进行交流冲洗与积累。至16世纪以后摆脱宗教束缚的教育,随着知识大量传播普及推动西方进入工业文明科学大爆发。科技创物出现后,耕地、牧地、海洋、沙漠各种地貌的价值被彻底释放。

子胥曰:“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

李斯谏曰:“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蔽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主父偃附议。

韩长孺: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

班固:“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华谭附议。

《前汉纪》:“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食饮不同。言语不通。是以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师劳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抚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以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以礼让。”

江统:“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

苻融:“虚牦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谏以为不可。”

渊:“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士马以伐之?”

狄仁杰: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

良弼:“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伯颜:“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琉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

董士选“今刘深出师,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就令当取,亦必遣使谕之,谕之不从,然后聚粮选兵,视时而动。岂得轻用一人妄言,而致百万生灵于死地?”

“高丽去京师四千里 , 地瘠民贫 ,夷俗杂尚 ,非中原比。万一梗化 ,疲力治之 ,非幸事也 ,不如守祖宗旧制”

朱元璋:“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朱瞻基““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屠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反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义、原吉对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上顾士奇、荣曰:“卿两人云何?”对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发兵击之,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前史称之。夫元帝中主,犹能布行仁义,况陛下父母天下,与此豺豕较得失耶!”

何文渊:“麓川在南睡,弹丸耳!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宜宽其天讨”

张居正:“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

康熙:“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费兵靡饷”,“迁其人,弃其地”,“弹丸之地,得之无所有,不得无所损”。

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

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

三十年,攻葛郎国,降其主合只葛当。又遣郑招谕木来由诸小国,皆遣其子弟来降。

元朝当时几乎在东亚东南亚都有属国,对于这样的庞大势力常人早就臣服投降了。

高丽归服明朝后不久,朱元璋对来明的高丽使臣张子温等说:“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你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后来他又谈到,“曩者中国历代,数曾统驭,然兴彼当时之人,皆有始有终,得失载于方册,朕所见焉。所以前者命绝往来,使自为声教,以妥三韩。”至于如何处理好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同样吸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伐东,在朕之今日,非诈侮于我,安敢违上帝而劳扰生民者乎?”因此他想仿效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令土人主之”,自己“虽不才”,但能察“圣人之心”,欲体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不劳夷民。关于这点,朱元璋在后来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确实也履行了。洪武十九年(辛王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与高丽使者说到:

“耽罗(今济州岛)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时抛在那里。只离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来周回枪着,逐一个抛者买了便回来。我又寻思不便当,恐又生出事来,不免又动刀兵,以此不买去了。原(元)朝放来的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时,一头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概人不才的多。若差一个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厮倚着朝廷的势力,倚恃着朝廷的兵威,无所不为起来,便是激的不好了。我决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罗州厮对着,从来恁管,只会恁管。我常想汉光武时,四夷请官,光武不许。盖是光武从小多在军旅中,知道许多弊病,所以不许他。这是光武识见高处。后来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丽,也都分为郡县,设置官守。后头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势,做的不好,都激变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

可见,朱元璋从以往经验中得到启发,不想直接介入高丽内部事务,而想“丽人治丽”,最终两国关系稳定,百姓相安。
  然而,在这问题上尽管朱元璋显示出极大的善意,也没能让高丽完全断绝与北元的关系,一心一意地归服明朝。这是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高丽杀明使、刺探军情等一系列做法让朱元璋极为愤怒。在给高丽的国书中,朱元璋明确表达了他的想法:
  “朕观高丽之于中国,自汉至今,其国君臣,多不怀思,但广诈交而构祸,在昔汉时,高氏失爵,光武复其王号,旋即寇边,大为汉兵所败。唐有天下,亦尝赐封,随复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绝。迨宋之兴,王氏当国,逼于契丹、女真,甘为奴虏。元世祖入中原,当救本国于垂王,而乃妄怀疑二,盗杀信使,屡降屡败,是以数遭兵祸。今王颛被弑,奸臣窃命,将欲为之,首构雠怨于我。……朕观此奸之量,必恃沧海以环疆,负重山固险,意在逞凶顽以跳梁,视我朝调兵如汉唐。且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故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通征,骑射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
  高丽隔大海,限鸭绿,始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盖为所生端。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减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它,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朱元璋在与高丽的交往中自己得出了历代君王征伐高丽(朝鲜半岛)的原因,他认为是高丽君臣不怀思,广诈交而构祸,一切皆为高丽之自取,而不是中国帝王好吞土地。这显然只是朱元璋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善意”得不到回报时的气愤与归服高丽的决心。同时,朱元璋还总结了以往汉唐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并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自信,目的是想告诉高丽国王:并非明朝没有力量攻打高丽,只是他不想这样做而劳扰生民。为了强调这点,朱元璋还曾对高丽国王说:

“今番兀都那云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边,以此无乃(奈)何去征他。一万里远,接连着吐番一带,用热多军马去守,又无益于中国。征伐之事,盖出于不得已。……若不至诚,不爱百姓,生边,这等所为呵,我却难饶你。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也。”

朱元璋向高丽国王提征云南之事,是想说明征伐之事既无益于中国,也有损于对方,他本身并不愿意兴师征讨,只要高丽依守本分,至诚事大,则两国相安。
  面对形势的变化,高丽也不得不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重新恢复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其后又在他颁列的十五不征之国中,把高丽放在最先。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中国是大明王朝,你们诸国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私通胡惟庸多行谲诈,故沮之。

面对倭寇的骚扰,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是1372年发布的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臣民会勾结中国以外的人民来向他的统治挑战。他相信,室利佛逝国曾派遣间谍来到中国,所以就把它在朝贡名单中勾销。这种禁令由市舶司所实施的管制办法来加以贯彻。

朱元璋虽然一生以军事和政治作为自己的“主业”。但他似乎特别谨慎用兵。洪武二十年十月。在与诸将论及兵政时,朱元璋这般说道:“国家用兵,犹如医生用药。开了大堆的药,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没什么病就吃吃药,那可要吃坏的!治国也如此,国家不太平,用兵来勘定祸乱。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练士卒,备作国防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祸乱,但也能招致祸乱,倘若恃富逞强,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会结怨挑衅,这不恰恰招惹了祸乱!正如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虽然不至于造成身体残疾或送命,但足以大伤元气!所以为国当政者应该常讲军事,但千万不能穷兵黩武!”(《明太祖实录》卷186)

这是一生讲究“洪武”“尚武”的老辣皇帝的“谆谆教导”,这更是朱元璋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的顿悟。他在南京明皇宫奉天门给各部大臣做了这番告谕:“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漠北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明太祖实录》

洪武晚年,老朱皇帝生怕子孙后代狂妄、轻浮、率意用兵,从而招惹祸害,特地将自己的谨慎对外用兵之国策写入了《皇明祖训》之中:“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接着朱元璋开列了15个亚洲邻国为大明的“不征之国”。即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去侵犯。

从朱元璋列周边诸国为不征之国之后,明朝就失去了对外开疆拓土的野心和动力,一直偏安于中国长城以南18行省范围之内,成为当时的中国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由于往北骑兵限制打不过,往南祖训约束不敢打,军队缺乏胜利冲刷失败感导致明军战斗意识涣散对北方产生心理恐惧,以致于俺答的比妓(意译后妃)去明军堡垒抢盔甲,明军卫所士兵就畏惧如虎狼只能求助三娘子,终明一朝卫所逃兵多达百万堪称历代之最。征不征不应该先去规定而是要跟据所处时代的环境来作出判断,你不打他他打你,自我设限阉割后明军逐渐连十八省的地区都保不住,本质上是个大号的宋朝,这个紧箍咒一直持续到明亡。唯一破坏洪武祖训的明朝皇帝是永乐帝。朱棣不同与其他明朝皇帝,因为抢了本该属于侄子的帝位他需要用功绩洗刷自己,证明他比建文帝强,是朱元璋选错了。事实也证明了宣德时期朱瞻基就开始以明太祖训示名义与群臣商议最后全面收缩永乐的行为,内迁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罢黜交趾布政司。之后不管明朝如何艰难明朝历代君臣都没有想过像耶大石一样去对外开拓而是选择投降或战死。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欧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欧洲人成天只知道对外扩张。老想着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边界线如此悠远绵长。但他们缺乏认知和见识。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人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留下了非常翔实的历史记载。其中包括1548年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加列奥特,他写下了《中国见闻录》;嘉靖年间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克鲁兹,他写下《中国情况记》;万历七年来到中国的马丁德拉达,写下出使中国记录。这些外国人都对中国当时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①

“根据他们的典籍和史书记载,中国人的战争技艺和军事知识是很古老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征服了许多著名的国家。一般人相信,他们从前征服过锡兰,在该地附近的纳加帕一坦(nagapatam)城,今天仍能看得到一座楼,即建筑,他们叫做中国塔,据当地居民的传说,它是中国人修建的。有人说它不能和中国的建筑相比,这样说也不一定正确。他们的书籍中丝毫没有提到它,但这完全不是充分否定上述传说的埋由,因为他们的书里也没有关于古基督教的任何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是.有过基督教的,并且也有过传教活动。不管怎么说,他们曾有114个藩国,但在今天他们只剩下几个不多的邻国,即使这几个,有的还拒绝向他们纳贡,有的则是中国人自己放弃的,认为最好平安地回归本土,不要再为征服或占领其他国家而进行战争,自讨麻烦。

除了对异邦进行征服和战争外,他们有许多年也在打内战,所以有很多记载这些战争的专门著述。此外还有一部10卷的史书,只记那时的战事、他们的将官、战阵方式、军旅、凯旋,及其他的事,其中有许多值得一读的东西。这清楚表明,他们从前是英勇好战的民族,尽管在今天这样的人已是很少了。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之少,其原因甚多,我将在下面予以说明。

在今天,中国表现出的武力强大,仅在于拥有大量的军队:因为除设置在鞑靼边境,及在海口和大河口舰船上的军士外,每一省,以及在国内的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武装,由当地支付费用,各有自己的将官;如某省需要军队,他们就动用本城镇的武装,总督一道命令,很容易集中一处。而如在边境或国家其他地方有所需要,皇帝或兵部马上从一省或儿省,按当时的需要和各省的能力,抽调军队;各省都不能保有相同的军队人数。

这些军队一直作好准备,如有缺少或死亡,即使城镇很小,仍然有足够的人立即中请参军,于是位置很快得到补充。

在南京城,他们说有40000名兵卒,在北京城有80000名,在全国(如在中国住了许多年,对它有充分认识的利玛窦神父所估计)超过100万。同时,骆入禄(John RogUez)神父在中国常作旅行,并有机会拜访了它的主要地区,并且十分留心。他说,从对他们的书籍所作的认真研究中,.发现在中国城镇有594000名兵卒,而在与鞑靼边境的长城,有682888名兵卒,这还未把护岸舰队的士兵数包括在内。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除人多外,其领土面积超过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和英国及属于它的岛屿,那么这个数字就不算多了。

在这众多的人中,如果我们谈谈守卫边疆的士兵,那无疑可以发现他们的勇气和士气。他们有时英勇地抗击鞑靼人。在1596年,日本人通过朝鲜国境,未遇抵抗,企图进入中国,进行征服,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人损失惨重,不得不弃甲而逃,一无所得地返回本国;同样,舰队的士兵也打过些仗,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我们谈到驻在国内城镇的士兵,他们就缺乏士气和勇气了。不过你要知道,他们不仅是士兵,同时还一有其他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居民,同时是裁缝、鞋匠等。他们始终准备奉皇帝之命出征,一有情况就离家去打仗。他们还必须在春季三个月和秋季三个月集合受训操练:在大城市每天都要进行,即使在村镇,也每天都须到场。

他们组织军队的方式如下:所有的军队,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都编成队,如有缺员,有人补充,而在所属的队伍和等级,他们几乎一直不变,那就是很少提升。我说几乎一直不变,是因为在边境,如有士兵立下战功,他们有时任他为队长,不用考试升到这一位置,但这是很罕见的事。

至于当尉官、校官和将官,则要通过考试。其中授一予两个等级,(为更明白起见)我们可称之为武硕士和武博士。第一种考试在省城举行,考生.在那里汇集,(就在生员考试的同一学院即学宫内)进行考试。出一道题目,即论题,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他们用笔作答,为此写一篇文章或论述。理论考试结束,他们再进行实际考试。

他们必须安稳站立在奔驰的马上,向一个大靶子,射9枚箭,从射箭及作文成绩优异者中选择一些人,授予第一等学位,也有其标记和服饰。第二等学位同年在宫廷授子,取得第一等学位的人在宫里聚集,和以一前一样进行考试,只是有关军事的题目比以前更难。他们的标记和文学博士的相同,当国家处于和平时期,他们留在城市;到了战争期间,或军事活动时,他们充任军人,并有作为将官的特殊标记和服装。毕业生当年任尉官的职务,这样逐步上升,直到可以担任将官,尽管没有战争。那些仅取得第一等的,.则在战时担任低级的一般职位,但他们总是作某种指挥。

至于武器,我首先要说,中国很早就已使用火药,他们擅长制造烟火,1年消耗的火药,比现在5年用于军火的还要一多。看起来在占代他们更多地把火药用于战争。因为甚至到今天,在南京城门及城的两侧,还看得见铜制大臼炮,即大炮。虽然炮身短,但制作却很精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它们过去曾被使用过。但现在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炮厂,仅仅把炮当作摆设。不过他们仍使用臼炮(Mnrter pieces) ,即Spingard,但只有少量的,而且制作低劣。他们也有两掌长的滑膛枪简的手枪(Dagges),他们把3支,有时4支装在一起,同时发射。他们的战船上装有炮,但是炮很小,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把炮对准目标。但现在,中国官员找葡萄牙人在澳门制造了许多火器,滑膛枪开始进人中国,不过他们使用的一般武器是弓箭、矛和弯刀。

1621年,澳门城送给皇帝三尊大炮做礼物,还有随行的炮卫,向他介绍使用的方法,在北京进行表演,使许多到场参观发射的曼达林大为惊恐。当时,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意外,其中一尊炮猛烈反撞,打死一名葡萄牙人及三四名中国人,还有多人受惊。这些炮极受重视,被运往边境去打鞑靼人,鞋鞋人不认识这种新武器,很多人密集一处,遭受铁炮的杀伤,他们立即溃逃,以后更加小心翼翼。

至于防护武器,他们使用圆扣带、盔或胄,以及一些三指宽的铁片,重叠在一起,用作前后胸甲,但它们没有什么作用,只能抵御弓矢。

总之,他们的武器和兵士在今天己无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家没有战争,他们己安逸舒适地生活了许多年。第二,他们重文轻武,以致一个小文官也敢和一员武将抗争,毫不看重他。第三,他们用考试选择武官,如我以上所述,他们都是生手,不懂战事。第四,因为一切军人,要么天生勇气,要么以领导他们的贵人为榜样,激发斗志,要么受他们将官的教育,为纪律所鼓舞,但中国的士兵缺乏所有这些条件。总的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土气,毫无英勇气概,教育极差,囚为他们可以为小事鞭挞一名士兵,好像他是上学的孩子。第五,因为他们军中,在尉官和将军之上,有一位一直身穿长袍的大元帅,这个人始终留在中军内,常常离战场有一天的路程,在很远处发号施令,在有危险情况时他已作好逃跑准备。第六,兵部(他们有两个,一个在南京朝廷,另一个在北京朝廷,各有一位主管,两个副手,八个或九个部员)里没有一个军人或将官,或者任何见过战争的人。而全国的军事仍由他们,特别由北京的兵部指挥。

现在再谈谈中国人在每年春三月.和秋三月进行的军事训练方法,那不能没有一些收获。他们练习用箭射靶子,而且射得也准。但他们的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因为他们把人马分成两队,一从是中国人,另一队装扮成敌人(有如我们在葡萄牙,孩子把自己分成摩尔人和基督徒),可以说是相互分开处于战争状态,然后他们派出探子,把情报送给(坐在不远处丝制华盖即帐篷下的)曼达林,向他们报告说他们自己在何处,敌人又在何处,于是中国人派出军队去打敌人,他们彼此用刀矛交锋,正像舞台上的演出。他们的操练就是这样,或者略有增添。”

清朝前中期时利国安神父给德济男爵的信:“汉人的马不如我们的马漂亮、健壮、快速,汉人也不会驯马。他们只是把马弄伤了,才使得马驯服听话。汉人的战马很胆小,它们听到满人的战马的嘶叫就逃。此外,由于它们都不打蹄铁,它们蹄上的角质都损坏了,因此最好的马到六岁也无法使用了。”

这都是盲目褒华贬夷、闭关锁国所带来的恶果。

高皇帝在处理藩属关系上,有很强的华夷区隔的观念。洪武十四年版的《祖训录》说: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可见他认为这些地方不仅人口构成上就是“夷国”,且地理偏僻,不能给“中国”带来实利,他打你可以,之后你可以反击,但不可主动攻打。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也延续了这一点,更具体地规定了15个“不征之国”。这种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褒华贬夷思想在汉官与汉化官员思想也可以看见。《元史列传》:“三屿国,近琉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选人招诱之。平章政事伯颜等言:“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琉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帝从之。”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明代华夷基调:一要奉行不直属,二则厉行海禁。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国家是:朝鲜国(今朝鲜)、日本国(今日本)、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后被安南灭国)、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岛八昔)、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洼国(今爪哇岛)、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文莱)。

史书记载,隋炀帝免费招待“万国宾客”,这些费用一旦皇家结不了账,就要落在店家头上,这简直是皇帝拉着店家一起“赔本赚吆喝”。他死要面子让百姓活受罪,只为换得“名义上的尊重”而毫无实际利益,结果得不偿失。

对于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中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利玛窦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前后逗留了28年,对中国国情可谓驾轻就熟。

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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