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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

蔡尚思(1905~2008),号中睿,1905年11月10日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浔中镇诗敦村。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2008年5月20日凌晨2:40蔡尚思教授在华东医院去世,享年104岁。

蔡尚思教授出身于泉州德化的普通农家。少时曾从事农牧劳动。1913年入塾启蒙,后入德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1~1925年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今永春一中),1925~1928年在北京自由听讲,并相继考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和北京大学国家研究所。1930年代曾入住南京国家图书馆,遍读历代文集。这对他后来一生的成就助益极深。他认为,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所”。

蔡尚思教授青年时期在北京自由听讲和就学于孔教大学、北京大学期间,曾受业于陈垣、朱希祖、陈大齐、梅光羲、李翊灼、江瀚、陈焕章和王国维、梁启超等学术界名流。到大学任教后,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柳诒征问文化史,向吕思勉问通史。欧阳予倩、顾颉刚、刘藜、陈中凡、嵇文甫、张栗原、范文澜、齐思和、夏康农、黄云眉等给蔡的治学以很大鼓励。其中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陈垣、梅光羲、柳诒征、欧阳予倩、顾颉刚、陈中凡、嵇文甫、范文澜、齐思和等为教益最大最深的恩师益友。

蔡尚思成长甚早,20余岁即跨入大学任教。1929~1934年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讲师、教授。1935~1942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46~1949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49年起,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

1949年上海解放后到1952年,任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教授。1952年,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等。他在各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学术大纲、中国历代文选、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墨子研究、中国经学概论、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教育史,等等。其教学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历代文选三门课程。

蔡尚思在各种学术团体活动中作出了积极贡献。1935年即加入中苏文化协会;1937年,出席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1945年,与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马寅初、陶行知、胡绳、杜国庠、翦伯赞、许涤新、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等24位学术界前辈、名流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与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等4人发起组织上海大教联及文化研究所,任干事与常委,配合解放战争从事政治活动。1940年代末被选为中国社会学会成员。1950年,与冯定、刘佛年、郑易里、姜椿芳、胡曲园等20余人发起组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与顾颉刚、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吴泽等14人发起组织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后来成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均任理事。打倒“四人帮”后,任上海市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等顾问。

1950年以后参加全国性重要学术活动有,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山东孔子学术讨论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等。“文化大革命”后,先后参加全国历史学规划预备会,山东大学文科理论讨论会,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中国历史学研究规划会议,重建中国史学会代表会议,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讨论会,中国史学会理事会等。期间,先后于上海、北京、武汉、济南、曲阜、南京、西安、四川等地讲学。

蔡尚思积极参加爱国政治活动。从1926年“三一八惨案”起,他开始痛恨北洋军阀等卖国政府,1931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32年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领导的中国民权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汉奸卖国贼的卖国活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放战争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其同仁共同主持上海大教联,发表宣言支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法西斯专政、反签订卖国条约、反美和罢工、罢课、罢教等活动;在各大小报刊发表政论与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文100多篇;在大学讲坛上宣传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揭露与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中国思想研究法》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

《中国文化史要论》

《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孔子思想体系》

《蔡元培》

《王船山思想体系》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

《中国礼教思想史》

《周易思想要论》

《蔡尚思自传》

《论语导读》

《墨子思想要论》

《蔡尚思选集》

《蔡尚思全集》(共8册) [1]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论章炳麟的思想面貌及其变化原因章炳麟思想研究之二(《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

谈谈过去、现在和今后对于孔学问题的争论(《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

康有为黄金时代的思想体系和评价(《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

论孔子中庸及其变革思想的实质(《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

论宋恕的思想(蔡尚思、金冲及合撰,《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辞书建设是当务之急(《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论佛教的三纲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我苦学的一些经历(1979年10月)

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

论清末佛学思想的特点(《学术月刊》1981年第3期)

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文史哲》1981年第6期)

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1年》

我和词典(《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

孔子思想问题的百家争鸣(《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

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编辑之友》1983年第2期)

我的一种治学方法以《王船山思想体系》为例(《文史哲》1983年第6期)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1期)

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船山学刊》1984年第1期)

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傅山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

回顾 总结 探索我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教育发展研究》1985年第2期)

嵇文甫同志的治学和为人(《文史哲》1985年第6期)

我党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论蔡和森建党理论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贡献(《湘潮》1985年第6期)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孔子思想体系属于哪种类型?(《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中国现代文化与向西方求真理谈谈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对孔学的争鸣是发展中国文化的关键孔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

孔子一生都尚礼(《哲学研究》1986年第6期)

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黄宗羲学术思想的独特地位纪念他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6年第S1期)

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

孙中山的中心思想和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7年第2期)

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文史哲》1988年第5期)

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朱熹与中国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论文集》,1988年)

我对杜国庠同志的回忆与评价纪念杜老诞辰一百周年(《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朱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

孔子论“仁”的重点和范围析孔子宗法名分性的仁学(《孔子研究》1991年第1期)

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文史哲》1991年第5期)

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儒墨两大系统(《中国哲学史》1992年第1期)

天人合一论即各家的托天立论读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有感(《中国文化》1993年第1期)

中华文化的过去与今后(《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李贽的批孔堪称天下第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

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读三篇有关文化的大文章有同感(《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

我的四点看法──关于“天人合一”及其他(《望》1995年第9期)

我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河北学刊》1995年第4期)

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文史哲》1996年第1期)

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文史哲》1998年第3期)

辩证发展的新世纪学术(《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我的学术之路(《学术界》2000年第6期)

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专集》,2003年)

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

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学术界》2008年第4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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