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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岛

历史上操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迁入操另一种方言的人的地盘,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围下,就如大海上的岛屿,即是通常所说的“方言岛”。现存的汉语方言岛基本上都是在明、清两代形成的。方言岛表现出方言的复杂性。方言岛的形成一般有军事移民、政治移民、经济移民等。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凡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移民,都是军事移民。例如,明朝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闽中沙县邓茂七举兵起义,起义军数月之间攻克了20多座州府和县城。次年正月明王朝急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率领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地军队计五万人,入闽把起义军镇压下去。明王朝为防止起义军“死灰复燃”,令陈懋所部留驻延平(今南平市),那些京师官兵就此定居下来,成为自北而南的军事移民。500多年过去了,其后代至今尚有相当部分还在说“土官话”,这就是南平城区的北方方言岛。

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隘、城池或河流,历代统治者都要调遣重兵驻扎把守。民国十一年(1922)修的《琴江志》载:“雍正六年,福州将军蔡,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着在省老四旗之汉军分派官丁及眷属来营。”另据记载,这支水师旗营由13名官员,30名领催和470名兵丁组成,加上他们的眷属, 当年到琴江来的北方人共有140多个姓氏,总人口当在1000人以上。如今,其后代仍在使用北方方言,形成长乐琴江村北方方言岛。

每逢兵荒马乱,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只好背井离乡,举足他迁,这也形成军事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沦陷,大批福州人溯闽江而上,内迁南平、顺昌等地,很多人就此定居下来。至今顺昌县的洋口镇还有“小福州”之称,是一个福州方言岛。同是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内迁韶关,大批“广府人”也涌入韶关城区,使韶关城区白话基本取代“老韶关话”而成为主要的交际用语,但周边农村仍主要说“老韶关话”或客家话,城区成了白话方言岛。

政治迫害,是引发政治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以为抗清之基地,但他当年就病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统一了台湾,郑成功的亲属开始受到清廷的政治迫害,其中的一支潜回大陆,隐居于闽南漳浦县沿海。旋被发现,复逃迁到闽侯县西台村。至今,这带郑氏居民都还在说他们自称为“下南话”的方言。又如,四川的官话方言,是元末明初湖广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其中部分原因也与明政府的政治迫害有关。〔1 〕当年随湖广人入川的官话方言,也是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在土着方言之中的。只是随着历代北方人源源不断入川,官话方言才成为四川的主导方言。

政治移民还包括官吏贬谪、罪犯流放所造成的人口迁移。海南岛最南端三亚市的“迈话”,处在闽方言系统的琼文话和琼崖话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约有12000人使用的方言岛。明代《正德琼台志》载,“迈人、客人(按:当地对讲海南闽语的人的称说)俱在崖州,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这些被贬谪的官员,“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时代,谪寓到古崖州前的仕途经历也不大可能相同。”所以,今天的迈话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2〕黑龙江省的肇东、肇源和泰来等县,有一种与当地的东北官话略有不同的方言──站话。站话的使用者,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的后代。站丁的祖籍多在云南,他们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的吴三桂的部卒、附属及其家属。吴三桂清初被册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拥有旗兵53佐领,绿营10营。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1681)始被清廷平定,其部卒免死发配到黑龙江。据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充谪山海关外。”〔3〕可见,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来自云南一带的政治移民。

一方的居民在经济生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举足他迁,这是一种经济移民,它也可能在异地他乡形成方言岛。位于闽东宁德湾南岸的碗窑,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闽南方言岛。“从泉州一带的陶瓷业历史,可以推知碗窑人从闽南迁居宁德的原因……明清之交,闽南的晋江、南安、永春等地瓷业渐趋衰竭。碗窑人的祖先于清初从泉州、南安、永春一带移居宁德,正是由于晋江、南安等地瓷土资料逐渐枯竭,瓷业开始衰败而向外转移的。”〔4〕

四川的官话区中,分布着几十个的客家方言岛,总人口在100 万以上,他们的祖上多是在清代前期从潮州、惠州、嘉应州、韶州和南雄州辗转迁移而来的。粤东、粤北山多地少,土壤贫瘠,加之雍正年间旱涝灾荒连年不断,平民百姓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异地谋生。恰逢明末清初之际,饱经战争创伤的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5〕, 清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于是,粤东、粤北的客家人,也就大规模地向四川迁移了。(参阅《甘庄洛公全集》卷七)

从地理位置和分布状况看,方言岛可分为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和岛中之岛型等四种基本类型。

操某方言的一个村落(有时是一个城镇),或者相连成片的几个村落,处于另外一种方言的包围之中,即独立的一个语言区,周围都被本地语言区所包围。福建省长乐县琴江村北方方言如上所述,这里的居民,上了一定年纪的都还在继续使用“旗下话”,年轻人则改说周边的福州话了。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分布在全镇的几十个自然村中,基本上都相连成片,同处在武平客家话的包围之中,也是孤岛型方言岛。据考证,中山镇“军家话”是明朝洪武年间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官兵及其眷属带来的,至今还保留赣方言的某些特点。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几个乃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连成片,但在分布上集中在一个区域上,而被周围方言彼此隔离开来,形成一种类似于大海中的群岛的形式的方言岛区域,即是群岛型方言岛。群岛型方言岛是网状的方言岛。四川的客家话,散布在20多个县市的局部地区,“其人数多寡不一,少则几百(如威远石坪),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隆昌县达20多万),全省总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6〕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闽侯县的闽东方言片中,有几十个闽南方言岛散布在近十个乡镇中,大多是清代前期从闽南地区播迁来的,实为一方言群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沿着河流或交通要道的走向,分布着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即由交通通道如河流、公路等连接在一起的多个方言岛。列岛型方言岛实是一个线状的方言群岛。在粤北地区,北起乐昌市,南至清远市,沿着武江、浈江和北江(武、浈两江至韶关市汇合成北江)的两岸,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闽南方言村落,这是沿河流分布的列岛型方言岛;黑龙江的站话,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所使用的方言,有别于当地的东北官话。因为驿站是沿驿道设立的,所以站话分布在驿道两侧而形成列岛型方言岛。

本地方言包围着方言岛,该方言岛又包围着另外一个方言岛。比如,乙方言处在甲方言的包围之中,而丙方言又处于乙方言包围之中,这样,丙方言就受到甲、乙两方言的双重包围,形成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在闽东福鼎县的沙埕镇,有一个闽东方言包围之中的闽南方言岛,口音近于泉州、永春一带。在这个闽南方言岛内,又有澳腰和后港两个村的2000多人说的是莆田方言─澳腰。澳腰话即属于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7〕。

南平的北方方言岛,岛方言“土官话”几百年来处在闽方言的包围之中,借用闽方言的语词,出现了闽方言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没有轻唇音声母[f],[is]与[ish]两组声母不分,[─n]尾韵与[─η] 尾韵合流(闽北、闽中特点),但还保留北方方言的基本特征。可见,岛方言“土官话”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是轻微的;闽侯县西台村的闽南方言岛“下南话”,几百年来在福州话的严重侵袭下,虽然还保留闽南话的一些基本语词的语音特点,但已融入了大量的福州话特点,如阳声韵收[─η],入声韵收[─?]及声母类化,还借用了大量的福州话语词。所以,今天的“下南话”与本土的闽南话已难于通话,它实际上已成为闽南──闽东的一种混合方言。类似“下南话”的还有闽西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混合的一种方言。”

岛方言是岛民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母语,是方言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社团的最重要标帜。每个语言社团,都有维护母语、忠诚母语的语言感情和语言态度,即语言心理。这种语言心理,是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是维系某个语言社团团结合作,相互认同的纽带,具有稳固性和持久性,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语言心理。方言岛的居民,在上述语言心理的支配下,对内坚持使用岛方言,客观上起到联络乡谊、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

但是,这种语言心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极端的表现如福建省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据了解,当地闽南人地方、宗族观念很重,过去一般不与顺昌人通婚,后来虽然通婚了,但在语言观念上仍相当保守,家族中严格保持闽南话,一般不许说顺昌话……”〔8〕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年轻一代的岛民,出于现实交际的功用,不是很注重维护岛方言的使用,有些人已基本放弃岛方言而改说包围方言了。

逐渐缩小范围以至最终消亡,是大多数方言岛的共同趋势。

在方言岛内,各个角落双方言交际的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与包围方言直接相交接的那些地方,双方言交际以包围方言为主,以岛方言为辅,岛方言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年人。经过一段时期,随着这批使用岛方言的老年人的死亡,这里将完全被包围方言“侵占”,方言岛的势力范围向内退缩;与包围方言相距较远的方言岛中心地带,双方言交际以岛方言为主,以包围方言为辅。但随着包围方言的步步进逼,方言岛的中心地带也必将被蚕食,方言岛最终沉没在包围方言之中。闽侯县青口镇茱萸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自称为“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天,全村就剩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像,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

方言岛区域的居民,在与包围区域的居民长期发生经济接触、通婚等因素的影响下,其从远方家乡带来的方言会逐渐消失。

另一影响因素在于方言岛的方言往往是该区域的老一辈人使用,如果这些方言没有传给下一代人,方言岛也就会因为下一代人接触包围区的方言而逐渐消失。

方言岛内的方言,也会因为和周边地区的交流而逐渐被同化,如使用一些包围区的方言词组。

即使岛方言与包围方言是两种系属相同而且可以相互通话的方言,有时在方言岛中也形成双方言并存并用的格局。如山东青州市北城满族村是个北京官话方言岛,岛方言与包围方言青州话同属北方方言系统,可相互通话。但是,“北城满族的语言使用现在普遍为双方言制:在北城内部或北城人之间,使用北城话;与当地汉族交往时使用当地青州方言。”〔9〕类似的还有上述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

方言岛处在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岛民们一般都要兼通包围方言而成为双方言者,所以,方言岛一般都成为双方言区。但是,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方言岛就在城镇当中,则不一定兼通周边乡村的包围方言。如南平北方方言岛的居民,不兼通周边的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顺昌县洋口镇的福州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当地顺昌话;粤北韶关市区的粤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周边农村的客家话及各种土话。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的方言岛都是岛方言与包围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区。即使像长乐琴江村这样的长期闭关自守的北方方言岛也不例外。这个方言岛的岛民“旗下人”乃是清代官兵及其眷属,长期享受清廷的俸禄,辛亥革命前,他们一般不与城外的福州人通婚,也不学说福州话,倒是进城就读的福州人得学说“旗下话”。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走到周边的福州话区谋生。(据原琴江小学校长,67岁的旗下人许辉先生的介绍。)

在方言岛中,由于岛方言和包围方言在岛民们的言语能力中共存,岛民们根据交际的需要转换使用两种方言,这样,一种方言的成分就会悄悄渗入另一种方言而成为变异成分。如果这些变异成分受到其他岛民的模仿,并在方言岛中扩散开来,那么,一种方言也就实现了对另一种方言某个方面的影响。观察表明,在方言岛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平衡的,即岛方言一般总是受到包围方言的影响,而包围方言因为大都是人口多,势力大的强势方言,它所受岛方言的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在闽侯县西台村闽南方言岛,岛方言“下南话”所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闽南──闽东的混合型方言,而岛内所说的福州话与周边的福州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不同的方言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戈尔龙在《论语言与方言相互影响的类型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将借用和融合看作语言或方言相互影响的两种类型〔10〕,是非常有见地的。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轻微的仅限于部分词语及某些语音、语法形式的借用,深刻的则可能引起方言的融合,甚至导致方言基本属性的改变。

岛方言因接受包围方言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基本属性的转变。临安(今杭州)在两宋之际屡遭战火,人口下降甚多。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朝从汴梁(今开封)迁都临安,大量将相臣僚及下层百姓随驾移居临安。(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 )他们操的仍旧是从中州带来的汴梁官话,它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北方方言岛。然而,时至今天,杭州话仅保留北方话的某些特点,语言要素上是完全的现代吴语。

在方言岛内,岛方言老派与新派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老派保留了该方言早些时候的面貌,而新派则体现了该方言几十年来在包围方言影响下的新发展。岛方言新、老派的共时差异,正透露了岛方言在包围方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

据李如龙、陈章太先生的研究,宁德碗窑闽南方言岛,老派有70个韵母,而新派只有53个韵母。新、老派在韵母方面的差异,一是韵类的合并,二是韵值的变化。体现了碗窑话几十年来在闽东方言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词汇是岛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新派比老派更多地放弃本方言原来的说法而改用包围方言的说法。所以,老派仍在坚持使用的一些方言词,新派已经少说或根本就不说。闽侯闽南方言岛“下南话”,老派更多地保留闽南话的词语,如火金姑(萤火虫)、胡蝇(苍蝇)、烧水(热火)、龙眼(桂圆)、巷(胡同)、爸母(父母)、姊(姐姐)等,而新派则改用福州话的说法,即蓝尾星、菩蝇、汤、宝丸、弄、爸奶、依姐等,从而构成新、老派的词汇差异。这种词汇差异,也体现了岛方言“下南话”不断接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影响、渗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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