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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指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域内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从狭义上讲,大生产运动仅指1943年至1945年的生产高潮期;从广义上讲,延安大生产运动始于1938年留守兵团开始农幅业生产、部分解决生活用品起,到1947年春中共中央安排好春耕撤离延安至。前后长达九年。

大生产运动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共度难关,既进行革命,又进行生产自足的目的。

史料显示,“解放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掀起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更加激励了解放区军民生产的热忱。1943年春,延安劳动竞赛中,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杜林森在一次开荒比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6.3亩的好成绩,毛主席接见他时说:“你的功劳很大,一天开荒六亩多地,称得起劳动英雄。大家都叫你‘气死牛’,我看你还是气死人,气死蒋介石。”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达到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农业得到了大发展,1943年有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粮食产量为181万石,除总消费量162石,可余22万石;棉花生产自给率达50%。这样,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就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全旅指战员开荒20.1万多亩,把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并每年向政府交纳1万石公粮,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1943年9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那时,他们没有外援,假如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军的军饷由国民政府供给。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由129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

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边二道,南边三道)。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生产运动起到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日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同时,“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增强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使他们不仅会进行革命战争,也学会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自我发展。从现实意义上讲,大生产运动为当代人带来丰富的精神财富,带来了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要使国家发展壮大,主要还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例子,说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永远是当代人工作学习、生活、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1937年至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势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政策,使陕甘宁边区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反共摩擦、对边区进行军事封锁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经济封锁。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财政依赖外援

在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陕甘宁边区财政,除取之于敌(即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辎重、粮秣和资财,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充实抗战经费)外,主要是依靠国民政府拨款以及外援与捐献。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

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八路军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等,至完全停发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减。军饷的领取,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

国民党对八路军发饷,一般情况下尚能遵守协议发放军饷。但是,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民党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方面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张扬:《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平均每年在400万元法币左右。

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宋庆龄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2月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载《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从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共收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法币8120234.39元。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边区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年,75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1940年税收196.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1939年余8.4万元。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万余元。

1941年前后发生财政经济困难的原因

(1)1938年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对边区封锁较松懈,边区内外商人基本可以自由出入。武汉失守后,伴随军事摩擦、军事蚕食和封锁,经济封锁也加紧了,边区与国统区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棉花、西药、铁等都禁运边区,边区的土产如皮毛、甘草、毛织品都以各种办法阻止运出,比如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等。

1940年9月,国民党又曾一度停发八路军的军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彻底停发,同时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锁而停止汇兑了。

(2)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陕甘宁边区,1937年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负担1升;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负担1斗5升。(《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页。)这样,人民群众自然会有不满情绪,1941年6月发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轶闻的发生便是个证明。 [2]

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就粮食一项来说,除征收救国公粮,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1939年购粮款52.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款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个百分点。

(3)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国际形势变化,多次组织会战失利,各党派、阶层自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之时,国民党必然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限制,乃至扼杀。

尽管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经济外援并不可靠,但是当时党内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内,重军事而轻经济,都有依赖外援的思想,没有切实做好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

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4)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薄弱的工商业经济无力给边区政府增加更多的财源。

发展经济是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及其控制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国民政府的军饷,以及中共在国内外筹集的捐款维持。

大生产运动初步发展阶段:时间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

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一些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曾多次反复阐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

他说,武汉、广洲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他们那时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1938年12月12日)。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1939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

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1939年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反投降提纲》)

他又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这标志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始。

当时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而在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又派遣重兵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

1940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实行统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完全停发军饷,并禁止外界汇款汇往边区(见前述)。

而自1940年开始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1940年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中“1939年至1942年灾情损失统计表”。]尤其以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

由于抗战开始后,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加上种种内外原因,导致当时推动生产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并不大。但边区的生产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1938年12月到1940年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和国内外募集的捐款。

1941年到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和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困难形势也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住,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缺乏经验,经过艰难的探索历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植35万元。”“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 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1941年、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大生产运动。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部分工商业;机关、学校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和群众同甘共苦。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得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

其中,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当时,自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驻防于绥德,边区的粮食本来就很已经紧张,作战部队的到来使吃饭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奉命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也看到“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在军委机关,朱德看到许多干部都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

朱德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为此,朱德亲自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浩,第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1941年3月至1942年,359旅在王震旅长、王恩茂政委率领下,分四批开进南泥湾。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了南泥湾。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了垦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

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辛勤地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年,他们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达到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作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共同构成了当时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3]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1943年5月1日,朱总司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对朱总司令“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学,有牛羊鸡犬,有好娃娃,有生产班。这里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基本得到实现。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1943年,由于大生产运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好转,边区获得极大丰收,粮食产量不仅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还有余额可供出口。边区各种手工业制品也有了增长,基本达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

机关、学校的生产劳动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张闻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李富春提出了机关、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他们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

大生产运动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延安广大师生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之果实。鲁艺1939年开荒地433亩,1940年开荒地616亩,实现蔬菜完全自给。延大1943年开荒地700亩,收获粮食50石,值3,2500元。收获各种蔬菜42,4100斤,不但实现了全年自给任务,而且超额8000斤。工商等行业也都盈得不少利润,补充和资助了学校的各项费用支出。抗大总、分校1944年共开荒地近2万亩,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开荒山地10,777亩,水稻田324亩,收获粮食5,650石,足供全校师生半年口粮。各单位还开豆腐坊、逢衣厂、酒精厂、铁木工厂、印刷厂、商店货栈,挖小煤井等。全校养猪1,300多头,羊1,100余只,牛100多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对达到了4人1头猪,3人1只养,10人1头牛,人均1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在生产劳动中磨练了意志,历练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进步,情感脆弱、身体虚弱的爱国者,变成了意志坚强、身体健壮、不畏任何困难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和革命的脊梁。

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尤其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工农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所以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首先以发展农业为重,在农村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而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要求边区各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毛泽东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户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个变工队代表了当时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安塞县马家沟变工队,把全村14户15个全劳动力、10犋牛、10头驴组织为四个组,全年变工,没有牲畜的农户用人工变牛工。延安县吴家枣圆变工队则组织全村22个劳动力主要进行开荒活动,同时又按劳动力强弱及相互关系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他们为当时组织半劳动力或牛犋还有困难的农村找到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好形式。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帐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的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圆,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主要是通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这项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态度。他们更加自觉地爱护自己的工厂,积极主动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如中央印刷厂的排字工人,由21人担任过去24人的工作。他们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进行生产,没有一个人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中,有时打来的开水都忘记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数量,我得质量”。广大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无故迟到早退现象大为减少,而且许多人还自动要求增加工时和义务工。例如工艺实习厂1946年6月有54人主动增加工时549小时,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时812小时。各工厂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开始转变,好吃懒做被看成是耻辱,勤劳进取被是视为荣耀,爱厂如家、自觉劳动、不怕艰苦的厂风开始形成。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比如难民纺织厂的产品数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产土毛布552匹,6月生产650匹,7月生产908匹,8月生产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数及生产工具反而比过去减少10%,使用机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废纱等方面也大为减少,这样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折合小米2斗9升,减少到2斗1升。新华化学厂的肥皂生产也是产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却由过去的每100条折合小米1石2斗4升减少到9斗2升。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长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提高了59%,成本显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见赵占魁运动运动中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边区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哦2.0781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则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年只有5家,年产布1,260匹,1943年则发展到50家,年产布1.2万匹。私营造纸厂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发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另外,私营煤炭和盐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同时,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都根据不同情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陕甘宁边区军民为榜样,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在频繁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作到全年自给,达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总之,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物质生活,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4]

但是,由于在大生产运动中投入了过多的固定建设基金,导致了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膨胀率一度达到每年2000%,后经陈云大力整顿,到1944年方才避免了金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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