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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剧

滇剧是云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

2008年6月7日,云南省滇剧院、玉溪市滇剧团、昆明市联合申报的“滇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序号:733 Ⅳ-132。 [1]

滇剧是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 [2]

滇剧是戏曲剧种。滇剧包括丝弦、襄阳、胡琴等3种声腔和部分。

杂调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逐渐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滇剧的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和一些杂调,都来源于省外传人的戏曲声腔:丝弦源于秦腔,胡琴源于由腔演变成的徽调,襄阳源于楚调(辛亥革命后改称汉剧),三种声腔,传入云南后,结合云南的方言语音和风土人情、民间音乐,变化形成了滇剧的三大声腔。此外,滇剧的昆头子、昆倒板之类,同昆腔有关,而平板、架桥、人参调、安庆调等,则同吹腔(又名石牌腔)有渊源关系。这些声腔在云南戏剧舞台上融汇就形成了滇剧。 [3]

滇剧的发展,已经历了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阶段。清代,是滇剧孕育、形成发展到逐步兴盛的时期,继前边提到的3个滇剧班子之后, 又出现了泰洪、庆寿、福升等戏班,曲靖地区也出现了玉林班。到了光绪年间,滇剧已经比较兴盛。不仅有了职业戏班,农村中的一些业余滇戏班子也纷纷成立。辛亥革命时期,滇剧逐步建立了戏园,蒙自、个旧、东川等地也先后出现了戏园。辛亥革命后,业余滇剧艺人梁星周、叶少庄等搜集了200多出小戏,印刷经销,流传较广。民国时期,滇剧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落。特别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反动军官杨据之对艺人抓、打、关、骂,进行人身侮辱,许多艺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奔外乡。杨据之还搞来一些青年,成立科班,大肆演出宣扬封建迷信的剧目。由于反动派的摧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滇剧已濒临绝境。

据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乔嘉瑞介绍,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改人、改戏、改制”的3改活动,省和许多地、州、市、县都建立了国营滇剧团。1950年,省里成立了实验滇剧团,1953年改为省滇剧团,1960年建立了省滇剧院。在这段时期,很多优秀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也被分配到了滇剧团,记录、整理了一批又一批传统剧目,剧团和省文艺学校先后招收和培养了数百名滇剧演员及编导、音乐、舞美人才,大大充实了滇剧的新生力量。滇剧获得了新生和迅速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兴盛和衰败,到了80年代末,大家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方面有了不同的需求,滇剧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也有了衰败的迹象。虽然滇剧具有很高的艺术形态,讲究“四功五法、唱念坐打”,具有“雅俗共赏、古今同趣”的乐趣,但滇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解码”,一个完全不懂古老剧种文化的人,刚接触时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新生一代难免会被更易于接受、更有娱乐性的东西吸引。90年代后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建设,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古老剧种需要保护,“文华奖”、“梅花奖”等各种奖项的设立保护了滇剧的发展。这次举办的滇剧花灯艺术周也促进了滇剧花灯等地方艺术的振兴。

滇剧的表演艺术继承和吸收了徽、汉、秦腔等剧种。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向有“民族艺术海洋”之称,滇剧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在农村草台演出,吸收了民间艺术,具有民族乡土特色。不少名艺人都有自己的绝招,如李少白饰《审潘洪》中的潘洪,能通过头上纱帽的高低移位,表现出潘洪惊悸、焦急的复杂心情;花脸卜金山在《梅花簪》中饰禁子,只用一个锁牢门的动作,使观众似乎听见锁簧入锁的声音,从而表现了他对犯人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又如名须生栗成之,他所扮演的《清风亭》中忠厚老实的张元秀,《马房失火》中机智沉着的白槐,《四进士》中不畏权势的宋士杰等角色,个个栩栩如生。尤其是《七星灯》中的孔明,唱工相当吃重,为了表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须越唱越衰,而身衰心不衰,栗成之都表演得恰到好处,被誉为“滇剧泰斗”。

滇剧的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和富于生活气息,如《牛皋扯旨》中的牛皋与陆文亮,《烤火下山》中的倪骏与尹碧莲,都是通过具有丰富生活内容的动作,表现出人物矛盾的过程,体现角色的思想感情。另一特点是语言生动,通俗流畅,具有地方民间歌谣的风格,如《秦香莲》一剧中的许多唱词。

丝弦腔源于秦腔,在滇戏三种构成因素中是主要的一种,它的唱法有“甜品”、“苦品”之分,可用于喜剧,也可用于悲剧。胡琴源于徽调的石牌腔,与二黄腔同源,故近似京剧二黄,但与京剧二黄又有不同,没有〔原板〕,其中有一种〔梅花板〕是由〔二流〕跺起来加以变化而成的,在歌唱中夹带诉说,可以唱到数十句不觉其繁复,真是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常用于《黛玉焚稿》之类情节悲啼的戏里。

襄阳腔来自湖北汉剧襄河派。由于长期在云南流行,不断发展,并以云南土音演唱,与汉剧西皮已不尽相同而自具一格。特点是曲调流畅,旋律轻快、幽默,长于表达轻松欢畅的情绪。

胡琴腔即二簧,来自徽调,入滇后也具有了地方特点,其曲调庄重、委婉。杂调有以唢呐伴奏的“七句半”,以南胡伴奏的“筒筒腔”,以锣鼓打击乐器伴奏的“课课子”等,多用于生活小戏。

几种声腔的使用,多以丝弦腔为主,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出戏一种声腔歌唱到底,如丝弦腔的“春、梅、花、梵”四大本(即《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梵王宫》)等;另一种是多种声腔混用,艺人称“两下锅”或“三下锅”,如《二龙山》是胡琴、襄阳“两下锅”,《三祭江》、《杀四门》等是“三下锅”。

滇剧的三种主要声腔,结构均为板式变化体,都有倒板、机头(类似回龙,但变化更多)、一字、二流、三板和滚板等板式。此外,各声腔又有各自独有的板式唱腔,如丝弦腔有安庆调、坝儿腔、二十四梆梆、飞梆子等;胡琴腔有平板、架桥、梅花板、人参调等。伴奏乐器丝弦腔以锯琴(近似秦腔的二股弦)为主,襄阳腔、胡琴腔以胡琴为主。此外尚有南胡、月琴、三弦、撒啦(大唢呐)、叫鸡(小锁呐)、笛子等。打击乐器有小鼓、大鼓、梆梆、提手、大锣、小锣、钹、碰铃、镲等。 [4]

昆明市宜良县滇剧演出的年代较早。据《曲靖地区戏曲志》记载,清末民初,宜良县就有陈维纯组建的滇剧班子,主要演折子戏,也演出根据地方民间故事改编的条纲戏。由于演出活动较频繁,就在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滇剧艺人。1953年,宜良成立了“协兴滇剧社”,把一些分散在民间的滇剧艺人吸收入社。1955年,宜良的滇剧班子合并于曲靖地区滇剧团,在宜良成立了曲靖地区滇剧团一队。1959年,宜良在滇剧一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宜良县滇剧团,云南省著名滇剧演员彭国珍、竹八音、小八音、戚少斌及琴师殷质泰等都曾是该团早期的骨干。

1967年,宜良县滇剧团解散。1979年,以宜良县文艺宣传队为基础恢复了滇剧团,不但招回了一部分滇剧老艺人,还吸收了一批年轻演员,演出了滇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三姐下凡》、《杨家将》、《樊梨花》等,观众十分踊跃,滇剧演出日益兴盛。1975年后,宜良县滇剧团创作了历史剧《天波潮》、《穿袈裟的军人》等剧目,参加曲靖地区文艺汇演并获奖。后来又创作了民间故事剧《兔仙救龙记》、现代剧《野菊花》、《绿林新传奇》等剧目,在昆明戏剧汇演中均获奖。

临沧市凤庆县滇剧历史悠久,有史可考的最早传入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金玉的“天庆班”到该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后产生了一批滇剧票友。一些地方官绅等筹款建戏台购戏装,组织演出,并不断邀请滇剧班和著名演员演出了许多滇剧剧目,滇剧在凤庆的演出活动影响增大,流布更广。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一定造诣的当地票友,生、旦、净、丑都有,有的还搭班下海,以演出滇剧为生。1933年成立第一个业余滇剧社“尚友社”,所演剧本大多为1935年由务本堂、云南大新书店、瑞华书局出版的《滇剧大观》、《新滇剧》、《滇剧曲谱》等,并移植了一些川剧剧目。抗战期间,“尚友社”多次募捐义演《木兰从军》、《苏武牧羊》、《岳飞传》等剧目,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前方或灾区,受到当时的省政府表彰。1953年顺宁滇剧团成立,后改为凤庆滇剧团。

经过多年演出实践,凤庆滇剧团已基本形成一支行当齐全,阵容整齐,唱、念、做、打各具风格,有一定影响的滇剧演出队伍,在保留传统剧目的同时,为改革滇剧唱腔作出了贡献。如赵兴仁创出的“反丝弦”、“反二黄”及融“襄阳”、“胡琴”、“丝弦”和杂牌小调为一体的“五音联蝉”,丰富发展了滇剧唱腔。在演绎好移植剧目的同时,产生了一批诸如《夜梅》、《双冤案》、《生日蛋糕》、《借嫁妆》、《阳雀叫醒梦中人》、《涌金烈火》、《心愿》、《对象》、《金秋宴》、《蜂王选婿》等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原创剧目,参加过省级汇演并获奖,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表演者和剧作者。

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文化消费的多元化,该县滇剧团于1990年解散后,已很少演滇剧,但不少业余爱好者和民间艺人仍然在节假日或红白喜事等场合,组织一些围鼓演唱“板凳戏”。

据1962年初步统计,传统剧目已记录大小剧本有1600多本。其中有秦腔路子、川路子、京路子和滇路子之分。秦腔路子与丝弦腔一起传入,

滇剧如《春秋配》、《花田错》、《高平关》等。川路子来自川剧,如“五袍”:《黄袍记》(赵匡胤雪夜访普)、《青袍记》(梁灏八十中状元)、《白袍记》(尉迟恭访薛仁贵)、《绿袍记》(萧何月下追韩信)、《红袍记》(刘知远打天下);“四柱”:《炮烙柱》(纣王诛梅伯)、《水晶柱》(观音收鼋妖)、《五行柱》(孙悟空闹天宫)、《碰天柱》(共工触不周山)等。京路子来自皮簧戏(徽、汉、京剧),如《打渔杀家》、《坐宫》等。滇路子分两种:一种是本省作者或艺人编写的当地历史故事戏,如《薛尔望投潭》、《逼死坡》、《宁北妃》、《陈圆圆出家》,以及辛亥革命后编的时装戏,如《一碗虾仁》、《新探亲》等;另一种是移植外地剧种的剧目,发展后自成一格,如《三国》、《水浒》、《红楼》等戏中的部分节目。此外尚有《打面缸》、《大裁衣》等杂调小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了大批传统剧目,并创作了一批反映白、傣、佤、哈尼等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剧目,如《蝴蝶泉》、《望夫云》、《版纳风光》、《独手英雄》、《佤山前哨》等。较有影响的剧目有《牛皋扯旨》、《闯宫》、《送京娘》和已摄制成影片的《借亲配》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活动在滇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就有罗香圃、张禹卿、栗成之、戚少斌、碧 金玉、彭国珍等等,建国以后培养起来的在观众中较有影响的知名演员有万象贞、周惠依、李廉森、邱云苏、李少虞、王玉珍等。

滇剧在云南民间广泛流行,拥有众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学士也是滇剧爱好者,由于他们的参与,对滇剧剧本的创作、加工,声腔和表演艺术的提高、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云南原住居民人数最多的白族和彝族,有本主和土主崇拜习俗,各村寨都有本主庙或土主庙,庙内均有戏台。每年春节以后至农历三月农事轻闲,便成了庙会的集中时期,几乎村村都要轮流唱戏,各戏班都生意兴隆。但是唱戏的演员更多的还是普通群众中的业余爱好者,开戏之前数周都要先请戏师傅到村中教戏。

剑川文人赵师程(赵藩之父)有《社戏曲》一诗对春社演乡戏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南村北村同赛神,大男中男粉墨新。大男昂长扮项羽,中男学扮虞美人。下台不除紫巾岸,收场不洗翠眉频。但逢相识拉拉次,肥肉大酒欢良辰。明年多收十斗麦,为君再把粉墨匀。”由此可见滇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云南许多地方都有群众性自发组织的乡戏班,平时常有数人相聚,拉起二胡、打开锣鼓清唱的“打围鼓”活动,茶馆是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地点。

一些滇剧特有的剧目在艺术上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在内容上也强烈地反映云南的社会状况。1884年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触角已直接伸向云南,全省民众群情激昂,护路、护矿,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逢勃开展,继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亦得到云南志士的积极响应,滇剧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手段。为适应民主革命形成的发展,便产生了滇剧改良活动,一批反映云南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剧目出现。

滇剧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大众型、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大理、玉溪的群众一直都很喜爱这种剧种,但相对于花灯来说,滇剧要求更高,更城市化,表演更难,对剧本的要求也更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非常有名的剧目,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编排,但编排好后被束之高阁。比如1999年,《赵京娘与赵匡胤》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轰动,演出结束后演员被围住要求签名合影。演员冯咏梅更是获得我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但《赵京娘与赵匡胤》自上京演出回来就没有在玉溪公开演出过。优秀的节目难与观众见面,一则是观众的兴趣问题,另一则可能就是剧目与观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不管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剧目取材上都不能适应观众多方面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省滇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树萍、周霞(此次滇剧花灯艺术周中展演的滇剧《童心劫》里两位女主角)时,两位演员也表示,放下滇剧高雅的架子,加入群众更感兴趣的东西,从群众的角度来编写剧本,改变传统的冗长的演绎手法,真正走到群众中间,能使滇剧被观众和市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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