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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孟余

顾孟余(18881972),1888年出生于河北宛平(今北京市),原籍浙江上虞。 幼读译学馆,后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1917年31岁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德文门主任、继而任经济系主任兼教务长。1925年遭北京政府通缉乃南下广州,12月1日出任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6月辞职,10月任中山大学副委员长等职。1926年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被指定为整理党务审查委员。1927年3月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1932年任铁道部长。1935年1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至1937年任交通部长。抗战期间,汪精卫叛国,顾孟余力劝无效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顾孟余赴香港,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来,1969年赴台湾定居,1972年在台湾病逝。

1928年夏,顾孟余与汪精卫、陈公博等在上海集会,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史称“改组派”。他负责宣传工作,主办《前进》杂志,攻击蒋介石独裁统治,打着三民主义和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旗帜,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他开除党籍三年的处分。其后,多次参与“改组派”举行的反蒋斗争。

1930年8月,出席国民党阎(锡山)、冯(玉祥)、桂(李宗仁)系及西山派、改组派等反蒋派系联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为宣传部秘书主任。

1931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恢复自二届四中全会后因政治问题被开除党籍者的党籍,顾孟余的党籍亦随之恢复。此后至1935年,顾孟余先后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铁道部长、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抗战期间,汪精卫、陈公博投敌叛变,顾孟余力劝无效即由香港回重庆与之分道扬镳。

其时适逢1941年6月中大校长罗家伦辞职获准,据其自称的原因是经费拮据,在宁是每年172万元,到渝后学生增加3倍,物价涨了10倍,经费只有166万了,其实他秉公办学,得罪了国民党党政要人,攻讦日甚所致。

在陈布雷的推荐下,顾孟余于1941年7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他上任后即聘童冠贤为教务长,张庆桢为训导长、王书林为总务长,陈章兼图书馆长,并即筹款兴建大礼堂,于1942年4月竣工。顾孟余在教育行政的管理上比较宽容,全校的师生对他较少恶感。

历来中央大学校长都是特任官,他又一向为部长以上的特任官,但到中央大学时降为简任官,因而比较消沉。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开会,要重庆各大学的校长集会,他却派训导长出席,蒋对中央大学有所责备,他闻之忿然辞职。蒋介石亲自出面两次慰留未果,学生因闻CC派吴南轩将来校继任,即以1500人游行挽留,接着听说教育部长陈立夫将亲自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于是又出现了“驱吴拒陈”风波,结果2月召开的行政院第60次会议批准他辞职,并决定行政院长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风波始告平息。

抗战胜利后,顾孟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他拒不就职。

1949年顾孟余定居香港,在香港创办《火道》杂志,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来,并受聘为国民政府“总统府”资政。

1969年返台湾定居,1972年6月病逝于台北。

顾孟余故居位于黑芝麻胡同13号,东邻南锣鼓巷,西近南下洼子胡同,南依沙井胡同,北靠前鼓楼苑胡同。此院原为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组群,东西四路,南北五进。东部为花园,西部是住宅。该宅为清光绪时任四川总督、刑部尚书奎俊之宅,民国时为外交总长顾孟余居住。

宅院建在高台之上,七级台阶上为广亮大门一间,硬山合瓦清水脊,汉白玉石圆门墩。门前有一字影壁,上马石一对。门内也有一字影壁,西侧屏门通西路一进院,倒座房九间,亦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北有八间过道房,通过门道进二进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将二、三进院分隔。三进院正房三间,前出廊,两侧各带耳房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将院内各房连接,廊子上带倒挂楣子,下有坐凳。院门东侧为东路院,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前有一对抱鼓石。门内正房三间,两侧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将各房连接,屋面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正房东北角廊之东墙处,原有屏门可通往东部的花园。东西两院的过道现在添建有房舍。

该院特色是房屋之檐柱、廊子之廊柱尺寸粗大超过清《工部工程则例》规定。院落形制完整,尤其是院内砖、石、木雕精细,独具特色。此宅院东部原为大面积花园,有假山、树木及亭榭、轩室、月牙河等,现已拆除殆尽,作为小学校舍使用。

此宅于1986年1月21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单位宿舍。

民国史上,顾孟余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顾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生于河北宛平(今属北京),1903年进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顾以译学馆生遴选赴德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留德第一学期,顾孟余加入中国同盟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邀顾任司长,顾未就。袁世凯篡权后,蔡元培愤而辞职赴德,顾竟与之同行。1913年“二次革命"起,顾回国参与其事。革命失败,顾遂密处上海。1914年,德国西门子公司聘顾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得居北京,与革命党人暗通讯息。此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及连任教务长数年。

顾孟余博学多才,颇受北大师生爱戴。他在北大期间,曾以教务长的身份先后主持为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授博士学位。在典礼发表演讲词时,顾孟余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词、发音,隽雅、准确,听者无不钦佩。所以每逢顾老师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来听讲的,除本系选课学生外,其他多系的学生都有,甚至还有许多校外人士也来“揩油"旁听。

当时主长北大的蔡元培,积极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思想,使北大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教务长的顾孟余,参与运筹帷幄,功不可没。此间,顾还积极为《新青年》撰稿。

1924年,顾孟余参加了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中山主义实践社",以后在李大钊等主持下的国民党北方区委工作。李在给孙中山荐贤名单中,顾孟余名列榜首。1925年,顾应广州国民政府之邀,先后出任广东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翌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随迁,顾孟余地位日显,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于一身。当时,蒋介石与通晓德文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重要谈话均由顾翻译。鲍氏离华返苏后,丹麦驻苏大使一次与鲍对话,问鲍在中国多年,有哪些政治人物值得推崇,鲍答:第一是顾孟余,其次是胡汉民,第三是李石曾。

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顾是积极参与者。1928年,顾与陈公博、王乐平等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行反蒋活动,被蒋“永远开除党籍” 、“明令通缉"。当时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一度发表顾为教育部长,未就。1931年,宁粤合作,顾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再度与蒋介石合作。1932年3月,顾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中央第五届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交通部部长。1936年7月,任最高国防会议成员。1938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0月,继邵力子再度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顾孟余从政后,先为胡汉民和蒋介石所器重,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前曾征求顾的意见,顾与汪决裂,投奔战时首都重庆。

1941年7月,顾继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邀请闲居的顾孟余入阁,顾未就。次年3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再邀顾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顾又未就。

嗣后,顾一度与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组织所谓国共之外“第三势力”的“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创办《大道》、《中国之声》杂志,终未能成气候而告退。不久,经日本赴美国定居,后病逝于台北。

纵观顾氏一生,就职离职,既不发表《通电》,也不公开演说,更未印行过《言论集》、《演讲集》,仿佛是一个忽隐忽现、忽进忽退的影子。顾病逝后,史学家钱穆评论他是“能隐的人物”。这位“能隐的人物”长期身居高官要职,却温厚谦和,连平时吃饭也不要“佣人添,更不要佣人站在旁边。下面叙述的就是他任铁道部部长和中央大学校长之际的几个清廉自守小故事。

旧中国的铁路建设既缓慢又曲折,管理也是混乱不堪。顾氏接任铁道部部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一是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进铁路管理和增加铁路设备,包括:整顿全国铁路货运、客运秩序,统一标准;提倡铁路、公路联运;加强对各铁路局职工的统计、管理、限制、增加新职工名额;在各铁路局设总稽核,严格稽核各铁路局收支款项和现金管理;抽换重钢轨,加固钢桥,抽换枕木,增设电线;增加站场设备;向德国借款,发行铁路建设公债,以筹集筑路基金等等。以上举措,在不长的时间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有铁路营业收入增加,支出减少;铁路设备得到改善,客车和货车速度加快;粤汉铁路贯通;陇海线潼关至西安段通车、西安至咸阳段建成;浙赣线金玉段、玉南段通车;连云港筑港工程竣工;苏嘉铁路和钱江大桥开工等等。

二是不遗余力培植、提携人才。顾任职期间,曾派许多青年出国深造,曾任顾孟余主任秘书的陈伯君,几十年后向友人谈及顾部长这样一件事:“当时两路(京沪、津浦)有一笔钱送部长,可以特支项下开支。顾先生交卸铁道部长时,未拿一文钱,但他却用这笔钱培植人才,送了许多铁道部的人出国深造。"

顾孟余对实有才干的人,即使未曾谋面,也会畀予重任。他任铁道部长之际,华北局势恶化,沿海地区恐亦将不守,修通粤汉铁路成为当务之急。连贯粤、湘、鄂三省的粤汉铁路自1901年开始修筑,历经30年,仅完成广州至韶关段、武汉至株州段,而韶关至株州约490公里,因经费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顾接任后几番交涉,终于将英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450万英镑争取到粤汉路。

顾打听到:正在主持修筑陇海铁路的工程师凌鸿勋,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铁路专家。尽管顾与凌从未谋面,仍不拘一格,于1932年9月任命凌为粤汉铁路株韶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凌鸿勋不负厚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将粤汉线全线接轨。这条连接华北、华中至华南大动脉的贯通,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翌年抗战爆发之初的军用物资运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之际,家住歌乐山,每日早晨乘车到地处沙坪坝的学校办公。

顾到校第3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办校方针:“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在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他任命法律系名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童贯贤先生为教务长。又克服战时的极端困难,在法学院法律系设置司法组(相当今日“专业”),又在校内新设气象组。对其它院系也进行了调整,使当时的中央大学除缺商学院,具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组,2000名学生,成为全国系科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顾又积极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争取到300万元法币,为学生修建了一座礼堂和数栋宿舍。这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是很难得的。

在用人制度上,顾孟余大胆聘用年轻学者。当时各院系任教的教授多40岁左右,最年轻的三位“孩子教授"都在30岁左右: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翁文波和工学院化工系教授时钧二人时年仅29岁,理学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旭旦刚30岁。当时年纪最大的是文学院研究生导师柳诒征教授,也不过61岁。

为全面掌握、考核各教授的水平、能力、教学质量,顾将教授列出名单,每人留两页空白纸。又轮流请来该校10年内的毕业生,一一询问各自授课教授的学识、能力、方法,再一一记在空白纸上。他说,如访问在校学生,难于问到实情,只有问毕业生才能说真话,以此可掌握全校教授的基本隋况。 顾孟余任校长期间,积极支持学生邀请各界著名人士来校演讲,包括吴玉章、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章士钊等。当时学校文学、艺术团体活跃,墙报如雨后春笋。这些,为活跃学生生活、宣传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3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复兴关举行“纪念周",在渝的各大学校校长奉召聆听“训话"。各校长俯首听命,惟中大校长顾孟余不愿就范,委派训导长周鸿经代表。蒋介石十分不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曾留学英国的数学家周鸿经教授奚落一番,并指桑骂槐地斥责顾孟余。顾获悉,又气又恼,以辞职抗议。消息传开,中大校园内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校长风波"。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全体学生集体罢课,徒步前往歌乐山林园,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愿,要求挽留校长,拒绝政府另派新校长;“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松林坡学生自治会的墙壁上也贴满了挽留顾校长、要求民主的大字报。

然而顾孟余不顾数千学生在其住宅外守候两日声泪俱下的挽留,以至蒋介石两次亲自上门慰留而坚决辞职了。无儿无女的顾孟余夫妇,暮年是在贫病、寂寞挨过的。顾平很少说话,而一开口,总是念念不忘大陆,不忘故乡。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反反复复说的是这几句话:“能治好的话,能走路了,我将来带你们回北平去玩一趟。在北平有很大的房子。你看,我的钥匙这么多。”可惜,老人终未能等到叶落归根的这一天,这应该是他终生最大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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