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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郭小川(1910年9月2日 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1910年9月2日 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国文学界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此外还是音乐艺术家。

郭小川,男,原名郭恩大,中国近代著名诗人,1910年9月2日 出生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笔名:郭苏、伟倜、健风、湘云、登云、丁云、晓船、袖春等。父母均系教师。他幼年在家乡读书,随父读过两年私塾。1933年春,日寇进攻热河,全家逃亡到北平。1933年夏,他取名克什格(蒙语:吉祥),考入官费的北平蒙藏学校。1934年春,用郭恩大名,考入北平东北中山中学。1935年夏,取名郭伟倜,考入该校高级师范班。1936年夏,取名郭健风,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到达太原,同年9月20日报名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一二○师三五九旅。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学习,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1948年到1954年,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1955年到1961年,任中央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1962年调《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至文化大革命。1970年,随中国作家协会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6年10月18日,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不幸逝世。

郭小川创作作品极多,主要著作有:《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还有一些政论、杂文作品。

郭小川凭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脍炙人口的诗篇。郭小川,在我国文学界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成为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很快成为新中国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然而,在随后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和痛心。

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当时,郭小川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丁玲等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郭小川有口难辩。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有为记者遭遇“文革”厄运

1960年春,中央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党内原先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缓和。当时有人曾把诗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他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这期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散文。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在写作生涯上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热情借他参加写部分解说词;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特地邀请他撰写《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顿时,他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不久,“文革”的风浪骤然而起。随着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他被隔离审查,遭到了无情的批斗、抄家,责令写交代材料。然后,被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回去监督劳动,被勒令打扫厕所。随后,他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审查。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诗人和记者,名声在外。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武汉军区,引起军区政治部的莫大兴趣。1971年,武汉军区政治部派人到咸宁“五七”干校,提出借郭小川到军区帮助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他没有辜负武汉军区的殷切希望。影片放映后,解说词一炮打响,轰动军内外。各大军区羡慕不已,都从“借调”经验中获得了启发,争相效仿,纷纷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郭小川。1971年的一天,江青要看电影,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为她放映各大军区新拍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银屏上出现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这句话一传出,各大军区都惊慌失措。从此,对郭小川的态度立刻大大改变。郭小川只好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埋头劳动,接受审查。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例外,他被从咸宁“五七”干校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整天满腔愁云,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在烟雾中窒息身亡

1975年国庆节后,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见老首长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获得自由,大大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1976年10月,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他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窒息身亡。

郭小川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种都过得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每一块沙石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富有的人生。

随之,诗人的炽热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于一九五五、五六两年,陆续写下《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其诗作进入了爆发期。诗人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这样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上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诗人达到了目的。他那政论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战鼓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主了热烈的反响。

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成功所陶醉。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郭小川在政治上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则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诗人。一九五七至五九年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克服议论多于描绘的缺点,并从题村的开拓上、思想内容的深化上,以及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一九五九年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表明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动读者,而力图发掘我们伟大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从人民生活中去提炼那种“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并通过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表现出来,使读者读了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能引起长久的深思。诗人的探索精神及其实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在五十年代末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诗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出版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都被批评为“思想感情不健康”。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诗篇不仅对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进入六十年代,郭小川的诗歌从思想到艺术都更成熟了。一九六○六二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诗人努力反映了这个严峻而风发的时代,写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一九六二年十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年多,他西出阳关,东泛大海,钻森林,踏沙漠,足迹遍全国。诗人根据自己对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我国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的观察体验,以深切的感受,写下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五十年代末,诗人对作家的独特风格问题谈了极其精湛的看法,他说:一个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六十年代,他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地,他成了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

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小川经受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对他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不屈服,不苟安。在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他还握着自己的笔,以刚直不阿的气概表达了革命战士不畏权势、不畏强暴的信念与誓言: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

《秋歌》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万分高兴,不幸被一场意外事故夺去生命。

郭小川不愧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的战士。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摧残,正当盛年的诗人在刚刚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他的诗人兼战士的高大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将置身于优秀诗人的行列,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他的诗激情澎湃,具有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哲理。在诗歌形式上借鉴了古代诗歌和民歌的优点,语言节奏鲜明、流畅。

郭小川原名郭恩大,笔名马铁钉,他始终称自己是乡村诗人,是劳动人民,所以被称为劳动战士诗人。

郭小川是当代的杰出诗人。在他数十年生涯里,他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对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诗人的回答,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至“文化大革命”10年,诗人的一系列优秀诗作,如《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 ,都较为清晰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由于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忠诚,在诗作中表现了大无畏的坚定性与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不断奏出了昂扬的旋律,鼓舞广大人民感奋起来,推动历史前进。郭小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因而这个时代的诗歌要“造成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郭小川的可贵素质是具有永不衰竭的“战斗的热情”,并将这股热情融会于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之中。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郭小川不拘一格,对诗歌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曾被誉为“革新能手”。“新辞赋体”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独特创造。为了表达壮阔的思想感情,他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这种新诗体。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考究,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得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郭小川走了,但他留下的诗句今日吟诵起来仍然那么亲切上口,仍然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郭小川的《祝酒歌》

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今儿晚上哟,咱们杯对杯!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今儿晚上啊,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心黑;衙役醉了,因为受贿;咱们就是醉了,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山中的老虎呀,美在背;树上的百灵呀,美在嘴;咱们林区的工人啊,美在内。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祖国是一座花园,北方就是园中的腊梅;森林就是花中的蕊。花香呀,沁满咱们的肺。祖国情呀,春风一般往这儿吹;同志爱呀,河流一般往这儿汇。党是太阳,咱是向日葵。广厦亿万间,等这儿的木材做门楣;铁路千百条,等这儿的枕木铺钢轨。国家的任务是大旗,咱是旗下的突击队。骏马哟,不用鞭催;好鼓哟,不用重锤;咱们林区工人哟,知道怎样答对!且饮酒,莫停杯!三杯酒,三杯欢喜泪;五杯酒,豪情胜似长江水。雪片呀,恰似群群仙鹤天外归;松树林呀,犹如寿星老儿来赴会。老寿星啊,白须、白发、白眼眉。雪花呀,恰似繁星从天坠;桦树林呀,犹如古代兵将守边陲。好兵将啊,白旗、白甲、白头盔。草原上的骏马哟,最快的乌骓;深山里的好汉哟,最勇的是李逵;天上地下的英雄啊,最风流的是咱们这一辈!目标远,大步追。雪上走,就象云里飞;人在山,就象鱼在水。重活儿,甜滋味。锯大树,就象割麦穗;扛木头,就象举酒杯。一声呼,千声回;林荫道上。机器如乐队;森林铁路上,火车似滚雷。一声令下,万树来归;冰雪滑道上,木材如流水;贮木场上,枕木似山堆。且饮酒,莫停杯!七杯酒,豪情与大雪齐飞;十杯酒,红心和朝日同辉!小兴安岭的山哟,雷打不碎;汤旺河的水哟,百折不回。林区的工人啊,专爱在这儿跟困难作对!一天歇工,三天累;三天歇工,十天不能安生睡;十天歇工,简直觉得犯了罪。要出山,茶饭没有了味;快出山,一时三刻拉不动腿;出了山,夜夜梦中回。旧话说;当一天的乌龟,驮一天的石碑;咱们说: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旧话说:跑一天的腿,张一天的嘴;咱们说;喝三瓢雪水,放万朵花蕾!人在山里,木材走遍东西南北;身在林中,志在千山万水。祖国叫咱怎样答对,咱就怎样答对!想昨天;百炼千锤;看明朝:千娇百媚;谁不想干它百岁!活它百岁!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今儿晚上啊,咱这是瑞雪丰年宣誓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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