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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念龙

韩念龙(1910年3月---2000年6月2日)杰出的外交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常务副部长。贵州遵义市仁怀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49年12月入外交部,历任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94年10月离休。中共十二、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

韩念龙是贵州仁怀人,1935年春参加革命,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崇明县工委委员兼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崇启海三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政治部主任,南通警卫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县长,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八支队政委、三纵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至1949年11月,历任华中野战军八纵队政治部主任、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四纵十师政委、四纵政治部主任、三十三军政委、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 [2]

韩念龙1949年12月调入外交部,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交生涯,历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51.8~1956.2)、驻瑞典大使(1956.5~1958.10),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1958.11~1964.4)、外交部副部长(1964.4~1982.4)、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等职。任副外长期间,主管亚洲地区事务。1974年访问日本,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日海运协定。1979年与越南副外长举行了15轮会谈,就处理两国关系问题提出八项原则建议。同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34届联大。1980年赴日本出席首次中日外交事务当局高级官员定期协商。1981年与印度高级外交官员举行了中印边界等双边关系会谈。1982年率中国外交官代表团访问泰国。1983年9月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94年10月离休。 [3]

2000年6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2]

韩念龙(19102000),原名蔡仁元。贵州仁怀中枢街道办事处人,1927年在遵义三中读书期间,深受校长黄齐生的影响,立志追求民主革命真理,报效祖国。1929年毕业后,因不满贵州军阀周西成不准黔籍学生外出求学的高压政策,怀揣200块大洋,晓行夜宿走路到重庆,然后坐船到南京,再坐火车去上海,进入了广西名流马君武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主攻美国经济。这与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该校当时名师如林,王造时、周谷城、罗隆基,以及客座教授胡适都授过他们的课。1931年“128”淞沪战役,日军炸毁中国公学,韩念龙与同学们一道搬迁到法租界上课,完成学业。

“918”事变后,韩念龙经常参加学生救亡宣传活动,他曾在田汉创作的《伊通河畔》中扮演配角。他原名蔡仁元,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知道有个“老蔡”,著名戏剧家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老蔡”,足见他当时已很有名声。

1935年韩念龙加人中国共产党,与陈之一、郭光洲、张继桢、周林一起领导发动了六万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创造性地贯彻了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的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罢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8年秋,韩念龙在上海崇明岛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39年秋至1941年秋,任江苏崇明县工委委员兼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崇启海三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政治部主任;1941年秋至1945年夏,先后任南通警卫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县长,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八支队政委、三纵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至1949年11月,历任华中野战军八纵政治部主任、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华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野四纵十师政委、华野四纵政治部主任、华野三十三军政委等职,成为陈毅麾下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发表乞降诏书,但高邮的日军自恃城高地险屯有重兵,时至12月25日,仍对新四军令其投降的通牒置之不理。粟裕司令员,当机立断,25日晚,下令新四军趁着浓雾,迎着风雨,踏着泥泞,出敌不意地分别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面,向高邮城发起全面进攻,战至26日下午4时,高邮城破,日本兵败,其司令部被新四军严密包围,在强大的兵力、火力威胁下,高邮日军城防司令官岩奇大佐不得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

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为全权代表,前往处理相关事宜。

主持受降式时,那位城防司令官正两脚大开裆地僵立于庭院的中央,两手相重叠地按放在柱立于地面的军刀上,脸色铁青,目露凶光,开口便嚷:“我是大日本皇军高邮派遣军最高长官,我要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

韩念龙目睹手下败将的这种怪模样,不禁暗笑,不动声色地说:“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并以锐利的目光直射着那位声历色荏的岩奇大佐。

在韩念龙的堂堂威仪震慑之下,岩奇似乎有所收敛。再开口时,尽管声音依然嘶哑,语调却是竭力婉转地说:“高邮城,可以交给贵军,重武器也可以交给贵军,所有的军用物资,粮食弹药,统统的交给贵军,我们撤离高邮回南京,只随身携带轻武器,以保证途中安全……”。

韩念龙听出其狡诈之言,当即予以严正驳斥,最后指出:“想要得到安全,只有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安全之途,除此之外的任何图谋皆无异于自取灭亡。”

韩念龙的一席话,顿使大耍滑头的日军最高司令官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武士”一变为“绅士”,忙不迭地满脸堆笑,不住嘴地唠唠叨叨,“好说好说,请进请进!”拥引韩念龙入屋就坐。至此,才开始了日本投降事宜的实质性安排。

受降式是在大厅举行的。大厅紧靠后墙处,摆着一排长桌子。桌面上均铺上了黄军毯。韩念龙在长桌后边正中落坐,左右是助手和翻译。这排长桌的左边,拥立着我军干部战士。右边站立两排日军军官,为首的是一名大佐,另一名是中佐,只见其中一个军官出列,向大佐行军礼后谈了几句报告之类的话,就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恭恭敬敬地呈给大佐,然后退回,站立一边。大佐向韩念龙行军礼(其他日军军官行注目礼)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交给韩念龙主任,之后也退回,站立一边。

韩念龙接过花名册,一一翻开,略加审阅后,即命令日军大佐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另派多人随同我军到分散被围的各据点,命令顽抗的日军立即缴械投降,并宣布:1、投降的日本官兵,仍各回原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2、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3、受伤的日军官兵,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吩咐完毕,仪式即告结束。

孰不知,在受降时,粟裕司令员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从头看到尾,最后才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走出大院,出了东门,回到野战军司令部。这连韩念龙也没发现。韩念龙处理外事的机警和睿知,粟裕司令员十分赞赏。

上海解放后,韩念龙出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

1950年,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爆发,韩念龙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此时,一纸令下调他到北京外交部工作,他找到老首长陈毅陈述:他不去,因他不懂外语。陈老总听了大怒:“不懂就学,你是军人,你懂不懂纪律,懂不懂命令,服不服从指挥?”韩念龙星夜兼程赶赴北京。当时与韩念龙一起担任大使职务的还有耿飚、姬鹏飞、黄镇等一批声名显赫的战将。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说:“之所以启用诸位将军,就因为不怕你们跑,外交也是打仗,不是用真刀真枪,而是用嘴打仗。”周恩来总理也说:“这叫武打文仗”。从此,韩念龙开始了他长达40多年的外交生涯。

1951年8月至1956年2月,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1956年5月至1958年10月,任驻瑞典大使。

1958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1964年5月至1983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洲地区事务。同时任外交部党组副书记等职。

在任副部长期间,为中国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不懈努力。

林彪出逃,飞机坠毁在温都尔汗,韩念龙参与处理该事件。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紧急召见了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报了9月13日凌晨2时许,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乘员九人全部遇难,蒙方对此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对此作出正式解释。

许文益在与蒙古方进行多次激烈谈判后,奉调回国,周总理紧急召见于福建厅。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是22日凌晨3点多钟,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蒙古使馆的指示电,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

1977年2月,邓颖超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访问了缅甸,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礼宾司副司长刘华等随行。出访前,2月1日,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全体随行人员开会,韩念龙副部长首先讲话。

2月8日晚,缅甸总统吴奈温夫妇在蒲甘陪邓颖超在餐厅吃饭后,邓颖超回住房休息。吴奈温夫妇陪韩念龙副部长和其他人员喝酒。韩念龙十分兴奋,喝得多了一些。在饭后下阶梯时不慎摔了一跤,所幸未受伤。次日早晨,韩念龙在楼外见到邓颖超,韩念龙说昨晚喝多了,向邓大姐请罪。邓颖超说:“也不怪你,要怪我不会喝酒,要你代劳。”

1978年5月,日本政府把所谓《关于实行日韩大陆架协定的特别措施法》提交国会通过,继续采取侵犯中国主权的步骤。5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提出强烈抗议。韩念龙副部长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片面划定“共同开发区”的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曾先后两次声明,指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韩念龙副部长强调指出,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1978年7月5日,中美双方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开始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尚有相当的距离,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经过努力,在11月4日伍德科克提出的一份中美建交公报草案,立场有了比较大的调整。但台湾问题仍然几乎是原地踏步。

12月4日,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休息,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与伍德科克在外交部会议室继续举行中美建交谈判。

韩念龙满面春风地说:“主任阁下,我荣幸在通知你,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建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日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在12月13日接见阁下。”

伍德科克简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请韩念龙复述一遍,才迅速地将这一重要消息传回美国,报告给卡特总统。卡特总统郑重发出邀请:“美国政府决定邀请邓小平阁下1979年1月访美。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对与中国建交作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14日,邓小平接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研究公报草案时,美国保证按条约规定在1979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国在美台共同防御约仍有效的最后一年,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在美国右翼势力的干扰下,伍德科克在最后关头又提出新意见说:“我奉美国政府之命,希望贵方同意美国在暂停对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后,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权利,尽管美国将尽可能加以克制。”

韩念龙代外长表示:“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伍克科克看到会谈陷入僵局,便提出建议说:“我对中方的态度理解,希望暂时搁置这一分歧。”

韩念龙稍做思考说:“为了顾全大局,我同意暂时搁置分歧。”

会谈结束后,韩念龙马上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在第二天的中美会谈中,邓小平亲自对伍德科克阐述中国的态度。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经过努力,中美两国走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步,而这关键一步中,韩念龙作出相当的努力。

1978年8月1日,中央常委同志在首都体育馆接待室举行会议,讨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出席会议的除五位常委外,还在外交部的黄华、韩念龙,驻日本大使符浩等。在会上由韩念龙报告38次谈判经过,讲到尚未打开关于霸权条款争论的胶着状态,双方都在考虑新的对策,日方没有显示中断谈判的迹象。韩念龙表示应该继续努力完成缔约任务。

1979年2月17日起至3月16日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云南、广西两方面向越南出击,进行28天,攻克了越南的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和17个县(市)镇。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并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胜利地完成了严惩越南侵略者的任务之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的争端。经过努力,中国派出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为团长,驻越南大使杨公素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

第一轮谈判于4月18日至5月18日在河内举行。

第二轮谈判于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

韩念龙作为团长,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

因双方谈判的距离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韩念龙与越南副外长举行了15轮谈判,就处理两国关系问题提出了八项原则建议。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问题争端。二、双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中越边界领土争议问题。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公平合理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权和大陆架。五、西沙、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从其所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撤走其一切人员。六、所在国政府对对方国家的侨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驱逐出境。七、越南政府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越南应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几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国外,造成东南亚国家、香港的越南难民灾害,逃往中国的也有数万人)。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关系,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其间,还于1974年访问日本,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日海运协定。1979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34届联大。1980年赴日本出席首次中日外交事务当局高级官员定期协商。1981年与印度高级外交官员举行中印边界双边关系会谈。1982年率中国外交官代表团访问泰国。1983年9月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韩念龙是一名将军出身的出色外交家,又是一名学有成就的儒将。举凡二十四史、十三经、四库全书总目都常置于他的案头,在资深的外交家中,他的藏书,特别是古典线装书籍,堪称第一。他曾说,毛泽东主席所讲的典故,他大多都是知其出在何书。他常以“胸无点墨,自是伧夫”以自警。1979年国庆节,叶剑英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他率团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二天看到新华社的长篇电讯,心潮起伏,作诗一首以表示他的心系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情:

宏文读罢感喟深,百端交集自沉吟。

卅年岁月浑梦幻,千秋功过应分明。

惊涛骇浪皆魔障,屈死冤魂尽忠贞。

四化宏图齐共勉,试看华夏定中兴。

中越谈判

1977年至1978年,韩念龙副外长代表中国与丁儒廉为团长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在当时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双方的谈判言辞都不免过重。

1979年7月18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在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驳斥越方狡辩时说,越南当局制造和输出成百万难民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灾难。越南当局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和花言巧语,都掩盖不了这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罪行。

越南当局大规模制造和输出难民的行径已激起世界的公愤。讨论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即将在日内瓦举行。为了推卸罪责,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丁儒廉今天在发言中又一次玩弄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故伎,说什么“中国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就难民问题发动了反对越南的新战役”。丁儒廉还把“成十万计的越、老、柬人的迁移”的责任推给中国,扬言中国“必须对非法出走的人流,对越、老、柬三国和东南亚国家由此遭到的困难负担全部责任”。

韩念龙对丁儒廉恶毒诬蔑攻击中国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

他说:“必须严正指出,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的需要,为了给周围国家制造困难和混乱,转嫁自己的危机,有组织、有计划地输出大量难民。”“越南当局从上到下成立了一整套机构,负责输出难民和搜刮难民财产。仅胡志明市,就建立了由公安局长负责,下设七十多个分支的机构。到现在为止,越南当局已把近百万印支难民赶到国外,其中二十四万余人被驱赶到中国境内。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你们是低赖不了的。”

韩念龙说:“至今,越南当局仍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继续驱赶难民,从而激起了全世界更加强烈的愤怒和谴责,使自己陷入极为孤立和狼狈的处境。完全可以断言,你们继续践踏国际关系准则,违背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他强调说,“现在越南当局必须停止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和输出难民的政策。这是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正当要求。越南当局想要逃避自己这一不可推卸的罪责,这是办不到的。” 韩念龙还对丁儒廉说,“我很欣赏你刚才讲的一句话:‘人类将永远记住这些罪行’。成百万印支难民惨遭越南当局的迫害和驱赶,大批地死亡。历史是无情的,人类将永远记住越南当局的这一惨无人道的罪行。”

韩念龙严肃地指出,中越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主要是越南当局执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结果。中越谈判不解决反对霸权主义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要改善和恢复两国的关系是很难设想的。他要求越南当局停止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以实际行动来证实是否有反霸诚意。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丁儒廉在发言中顽固表示,越南当局要继续坚持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占领。他扬言,“柬埔寨局势无法扭转”,越柬两国关系“谁也无权干涉”。

韩念龙在评论丁儒廉的发言时说,“你们同老挝的所谓特殊关系,你们同柬埔寨的所谓特殊关系,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几十万军队把柬、老两国的国土都占了,真是特殊得很。”'

1989年1月,已经担任越南政府第一副外长的丁儒廉率团到中国访问,进行中越关系正常化谈判,10年之后,丁儒廉这次到北京却显得异常拘谨和注意分寸,处处表现出彬彬有礼。当时韩念龙已从副外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外交学会会长。为表示友好和以礼相待,韩念龙出面于19日中午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丁儒廉一行品尝烤鸭。丁儒廉见到10年前的谈判对手韩念龙,快步走上前去拥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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