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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

“文化圈”此名来自德文“Kulturkreis”,于1897或1898年由学者Leo Viktor Frobenius(18731938)提出,后英译为“culture circle”。而”汉字文化圈“则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新名,但远在这之前已有“中华”“华夏”来指代此文化圈。

指曾用汉字书写历史并在文字上受汉字影响的国家(民族),主要包括越南(册封为安南或越南)、朝鲜(明朝册封为朝鲜)、倭(唐朝册封为日本)、蒙古和琉球。越南语、朝鲜语和日本语三语的书写字有六成源于汉字。其中蒙古在清朝被清政府严禁使用汉字而脱离汉字文化圈。

汉字在汉朝时传入雒越地区(而雒越信史不早于秦朝设置象郡),使用至12世纪,13世纪时出现喃字与汉字一并使用,17世纪法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国语字”来书写雒越人的言语,至20世纪废除汉字和喃字。但汉字何时传入朝鲜和日本难以考证,15世纪朝鲜王李设计出韩字,至20世纪废除汉字,而日本于7世纪设计出了假名并同汉字使用至今。

清朝时期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崛起,汉字文化圈逐渐去汉化,但随着东亚再度崛起,学习汉字文化的优势又再度被重新审视。

汉字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朝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亦是指中国以及历史上曾受中国皇帝册封或曾向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

汉字文化圈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日本学者西定生(1919-1988)给出的“汉字文化圈”的构成要素是: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为思想伦理基础,以律令制为法政体制,以大乘佛教为宗教信仰等等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 这个归纳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国家或民族与中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汉字文化圈的覆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东亚地区有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以汉字为主要沟通文字的地区,古代的越南(京族)、朝鲜半岛(朝鲜族)、日本列岛(和族)、琉球群岛(琉球族)等;有时候也包括了现代的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及巴西等南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的汉族较多地区,不过具有争议性。日本的历史学者西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成为了有关历史学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

汉字文化圈具体指汉字的诞生地中国以及周边的越南、朝鲜半岛、日本、蒙古等。 这些地域在古代主要是农耕民族,存在册封体制,历史上完全使用或与本国固有文字混合使用汉字,古代官方及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日本、越南和朝鲜称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言。有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虽然位于汉字文化圈地区内,但不使用汉字。现在,朝鲜语、越南语和日本语词汇的六成以上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的汉字词组成的。另外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皆是从汉字衍生出去的文字,朝鲜半岛的谚文虽为自创的文字但也能跟日文假名一样和汉字一同混合使用。

汉字文化圈中,各国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以中国为文明的中心。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崛起,中国中心主义瓦解,汉字被西方人视为最原始的形意文字,汉文化圈国家后来大多有进行某种程度的脱汉运动,改用本国的语言文字。不过,随着东亚再度崛起,学习汉字文化的优势又再度被重新审视。

在“文化圈”概念的设定和命名时,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书面语言名等等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对汉字文化圈而言,“东亚文化/文明圈”、“儒教文化圈”等名称都被并行使用。然而,“东亚”是一个现代地域名称,无具体的意义和内涵,且圈内的越南地处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地区;而在中日韩越四国“儒教”的发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异;“汉字”作为一个平等的覆盖圈内全体地域的中立且具体的文化要素,常被认为是名称的较适当用语。然而,由于现代的朝鲜半岛的汉字使用频率较低、现代的越南极少使用汉字,用“汉字”冠以该名称有时会显得中立性欠缺。

汉字文化圈一词,据说参考自德语“Chinesischer Kulturkreis”。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19121995),想找一个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地区的述语,故从德语“Kulturkreis”译成“文化圈”。

一般认为,汉字文化圈包含的国家有: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包括古琉球王国)、越南和蒙古。

时至今日,日语中仍使用大量的汉字作为书写符号,韩国一般的高中毕业生也能认识1800个左右的汉字。

汉字文化圈是指中国以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国家或民族与中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汉字文化圈的覆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的东亚地区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汉族)、越南(京族)、朝鲜(朝鲜族)、日本(和族及琉球族)等。日本的历史学者西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成为了有关历史学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

汉字文化圈具体指汉字的诞生地中国以及周边的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 这些地域在古代主要是农耕民族,存在册封体制,历史上完全使用或与本国固有文字混合使用汉字,古代官方及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日本、越南、韩国/朝鲜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言。须要注意的是,汉字文化并不使用白话(官话)作为媒体。另外,有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虽然位于汉字文化圈地区内,但不使用汉字。朝鲜语、越南语和日本语词汇的6成以上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的汉字词组成的。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本国语言大量借用古汉语词汇,位于东亚地区,其特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国民中信仰佛教者众,在其历史的特定时期以汉字作为传播语言和文化载体。这些地区主要为中国、日本、朝鲜、越南。

(一)大中华地区:中国、朝鲜、韩国、琉球

朝鲜在汉武帝时,设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中国版图,以乐浪郡为交通孔道和文化东部重镇:在前后汉四百年当中,乐浪郡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效。 东汉末,天下大乱,半岛南部的三韩中,辰韩的斯卢国与马韩的伯济国逐渐崛起。

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

半岛北部:永嘉之乱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南下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将疆域拓展到朝鲜半岛,同时与分裂的北方中原诸政权维持敌对关系。

西元五世纪初,全盛时期的高句丽与东晋结盟,形成与中原王朝南、北两面外交关系。429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成为地道的半岛国家。

半岛南部: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临渤海湾,曾长期与高句丽为敌,与东晋、南朝较为密切。新罗位于半岛东南,临日本海,初期透过高句丽吸取中华文化,与北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

六世纪以后新罗兴起,朝鲜半岛上形势产生变化。高句丽联合百济,以压制新罗,新罗转而与中原国家较为密切。

372年高句丽设太学、传入佛教、颁律令(初期以高句丽为最盛)。384年百济设太学、颁律令。

朝鲜半岛初次出现统一王国。隋唐帝国一再对高句丽用兵,在新罗的帮助下,唐于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后设立熊津都督府;总章元年(668年)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王国新罗。西元583年,新罗始颁布律令及允许传布佛教。政治、经济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指定书籍是儒家经典。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如崔致远高中唐科举进士,且娴熟汉文,归国后,备受国人推崇。明朝时,“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朝鲜等国都来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明朝亡后朝鲜屡发“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之类言论,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二)日本列岛

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 西元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

西元七至九世纪,中国进入隋唐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主动、直接吸收中华文化的时期,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

从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二百五十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 天皇名称、“日本”国号的确立、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此两京的建筑系仿自唐代的长安城。 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 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 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三)越南

秦始皇设象郡,将越南北部首次纳入版图。 汉初,赵佗灭安阳王,设交趾、九真等郡,将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唐设安南都护府。明设交趾布政使司、安南都统使司。清末独立。越南认为中原的中华文明分别由北方的清朝和南方的越南阮朝对等继承,南方的越南阮朝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

明朝甚至允许高丽、安南、占城等附属国文人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公元1370年6月的诏书就有“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的规定,高丽人金涛甚至进士及第,被授为东昌府安丘县丞,这些都说明恭愍王时代的高丽已经归命于明朝,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从公元1370年开始,高丽正式使用洪武年号。

下列地区有时也被列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

华人国家新加坡(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

马来西亚(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

华人聚居地区(如:吉隆坡、怡保、新山、古晋、槟城、马六甲等西马西海岸地区)

印尼华人聚居地区

文莱华人聚居地区

泰国华人聚居地区

日侨聚居地

巴西的日侨聚居区

越侨聚居地

欧洲、北美的越侨聚居区

韩侨聚居地

欧洲、北美的韩侨聚居区。

自三代文明形成后,中华文化不断向四周扩散和影响。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充满信心与优越感,认为落后的地区会被中国吸引,前来朝贡。中国文化可以不断的扩大,达到“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汉武帝在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成为国家信仰,中国进入儒家社会。以后,儒家学说又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在这些地区发展,并成为官方学说。同时,在儒家社会,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近代以来,则在不少地区失去官方地位,甚至在某些地区如中国,曾经成为官方打压的对象,但这并不能改变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在纪年历法上,伊斯兰社会采用伊斯兰历法,以默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日子(西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年首日。基督教社会采用阳历的耶历,以耶稣出生开始纪年。近代以来耶历随着西方的扩张被许多地区采用,成为目前世界最通行的纪年历法,虽然不被伊斯兰文化圈接受,但却被儒家文化圈接受。儒家社会采用阴阳历,以君王年号纪年。近代以来,在日本,由于保留君主制,仍然采用传统的君王年号纪年,不过改用阳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後,以国号纪年,同时兼采传统阴阳历和作为阳历的耶历,为今台湾地区沿用。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西元(格里历)纪年法,并定其为「国历」、「公历」,而民间仍然同时沿用阴阳历。基于文化的因素,在儒家社会有不少人建议采用孔历纪年,即以孔子出生日期为元年首日;孔子诞生於周灵王廿一年阴历八月廿七,依耶历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

在儒家社会地区,往往同时伴随佛教、道教的传播。儒家社会往往采用汉字,有人称为汉字文化圈,但某些儒家社会国家已经废除汉字,并不采用汉字。

南诏及后续的大理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汉化程度,从汉籍资料较难推测出。而南诏受唐朝廷册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册封,流行中国密教,移入的汉人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可将其视为同新罗、百济类似的“东亚世界”朝贡国。另外,辽,金,西夏军事性地压迫北宋、南宋,不使用文言文(汉文),制定并使用独自的文字,从狭义的定义上来说,它们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自称皇帝,赐赠庙号,建立独自的年号等,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了中国王朝的国制,这些国家可以视为圈内的“灰色区域”。

自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可纳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基本确立下来并延续至今,朝鲜、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和蒙古都符合条件。当时的日本不仅脱离了“册封体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与此相应的科举官僚制度发达的状况说明西岛定生(西定生)所列的四大点已非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列举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统。文言文(即汉文)的导入促进了用汉字来表记自身语言的发展,日本的假名、朝鲜的吏读、乡札、口诀受到汉字的影响。此外语言学者西田龙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发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启发。越南的喃字是由汉字派生出的独立文字。由此各国逐渐确立了本民族文书系统。但是、直到近代以来这些本民族文书系统才逐渐取代文言文(即汉文)运用于官方文书。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辑合(syncretism),在民间普及。儒教由于与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来。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向心力减弱,朝贡体系下的各属国对汉字的文化地位开始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摆脱落后文化的象征,开始采取汉字废止政策。

17世纪由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兹(Alexandre de Rhodes)为越南语设计的国语字(越:Ch Quc Ng/𡦂国语)被后来的法国殖民当局在学校中广泛推广,虽然当时并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纪中后期,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儒字(汉字)和喃字,成为越南国家的官方文字。因此,20世纪后半叶以后,理解汉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专家以外,变得很少。大韩民国有900字左右的汉字义务教育,不过,朝鲜王朝的第4代国王世宗所创造的朝鲜文字──韩文()被普遍使用,报纸上的汉字使用频率也不高,一般只会用于回避歧义的词语时使用。

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沿用正体中文汉字外,部分使用汉字国家的政府确定了汉字的简化方案,如中国大陆,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采用简化字,日本采用新字体,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自己的简化方案。越南及韩国,汉字的使用频度已比以前少很多。

随着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欧洲共同体成立的启示,东亚共同体建立的呼声也逐渐提高,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将被重新评估。

那些过去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丢掉了汉字的国家,也逐步意识到汉字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汉字能使不同语言的民族以文字互相沟通,与表音文字相容并存,不但能保存独特民族语言,又能使不同民族藉汉字表意而能互相交流沟通,使汉字复活的呼声也开始被倡导。

汉字文化圈之间文化交流,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常和朝鲜的儒学者用汉字笔谈的方式来争论儒学问题;明清时代来华朝贡使节团的安南(越南)使节与朝鲜使节互赠汉诗。

即使在现代社会,利用汉字的笔谈也为东亚人民之间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越战期间,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韩国国军排长在与越南当地村长以汉字笔谈后,让这个小村落的无辜村民逃过了美军的猛烈轰炸;一些南朝鲜游客在前往中国旅行时,因水土不服而泻吐时,向中国药剂师递上写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条后,即迅速获得处方。

主要有华夷思想(中华思想、小中华思想)、天下观思想、中国中心主义。因而大多国家还有外交的封闭倾向,以及内部政治集中、高度稳定的特质。

汉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国的夏历及其岁时祭享之俗。中国的历法,是从夏朝开始的,所以又叫夏历。 汉人周年作息,随月令二十四节气而为生活节奏。自《周书》「周月」、「时则训」所见,有四季春夏秋冬,再分十二个月及二十四节气。古有"三正"之说,夏正建寅(孟春正月),殷正建丑(季冬十二月),周正建子(仲冬十一月)。中国以正月为岁首源自“行夏之时”是儒家的治国要义和神道设教的深意,可谓传承先圣之天时要义。 岁时历法见於《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幼宫》、《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既反映了其编定成书以前有关的岁时民俗,也是成书以后的岁时民俗的直接源头。岁时民俗就脱胎于月令文化以及与月令有关的文献,与四时相对应,每时都有一班帝神,与时月、天气的变化相对,每个月各有相应的祭祖规定和礼制。

中国的岁时、岁事、月令、时令在日本被称为“年中行事”或者“名节”,在韩国称为“岁时风俗”。 江户时代藤月岑著有《东都事记》,朝鲜时代柳得恭著有《京都杂志()》(1800年前後)、金迈淳著《洌阳时记()》(1819年)、洪锡谟著《东国时记()》(1840年前後),其中多引用中国古典,仿宋朝故事,慕华思想深厚。

中国、日本、朝鲜在儒教的影响下,以四书五经为基础形成了相似的冠昏丧祭的习俗,以及衣冠制度。

法服

冠礼

儒教传统里,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取字, 女子行笄礼,为成人之道 。 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日本近代以来称之为成人式。朝鲜的规定亦相似。

婚礼

东亚文化圈各国皆遵循共同的婚礼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纳吉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适,纳征为交纳彩礼,请期为确定迎亲日期,亲迎为迎接新娘。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

丧礼

东亚文化圈各国都遵循丧服、丧制的礼仪,主要表现为披麻戴孝、招魂等等礼节。

历史上,正式场合主要使用正体汉字,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假名、谚文、喃字)。

历史上,正式场合多使用汉文(文言文),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本民族文书系统(参看:韩汉混用文)。

主食稻米,懂得品茶,使用筷子进食。 中国传统建筑(参看:宋朝建筑等)、日本传统建筑、朝鲜传统建筑、越南传统建筑、琉球传统建筑(参看:首里等)都有相似建筑风格。 地理名称上,因具有相似的地理风水特征或有着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同名,如日本的湘南与中国的湘南(湖南南部),韩国的襄阳与中国湖北的襄阳,越南的太原与中国的太原,等等。 基于儒教四书五经形成的礼仪服饰:汉服、和服、韩服、越服、琉装。朝鲜语的「」一词在李氏朝鲜覆灭时指的是汉服。

中国的工艺技术可追溯到《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六门工艺里的三十个工种,包括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等,包括木工、金工、皮革、染色、琢磨器物及制陶等内容。韩国与日本,在传统工艺的很多方面,是直接学习或者继承了中国的技艺与造物精神的。古代日韩工艺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即包括工艺技巧、工艺形式等的传授和模仿,也包括深层次文化观念的借鉴和学习。比如漆器工艺是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在南线,中国漆器流通主要在与百越、安南、身毒、暹罗等国之间,并通达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区。螺钿技艺的传入对于朝鲜半岛漆艺的影响意义重大。

关于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专有名词的翻译

汉字文化内用汉字表记的专有名词(地名、人名),翻译到圈内其它地域时,以往通常按照当地相应的汉字读法(通常采用音读)来读。但是这种专有名词翻译原则在近代以后产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各国,按照传统都将彼此之间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中的汉字用各自的语言的汉字音念出来。

例如“日本(日语发音:nippon或nihon)”一词在汉语普通话、朝鲜语、越南语中便分别念作“ri-ben”、“il-bon”和“nhat-ban”。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用各自的汉字音念“日本”两个汉字。

就日语而言,“毛泽东”念“mou-taku-tou”、“济州岛”念“sai-shu-tou”、“阮福映”念“gen-fuku-ei”。当然,这些读法只能在日本语中通用,与当地语言(汉语、朝鲜语、越南语) 的发音不相同。

对于中国沿用汉字的地区的固有名词,日本一般仍惯用日语汉字音读法。但是对于越南、朝鲜等已经废除汉字或者汉字使用率极低的国家的专有名词,日本则日益趋于使用从当地语言的读音音译的读法,这种读音被称为“现地音”。

日本的传媒于80年代开始对韩半岛的专有名称改用现地音读法,所以现在一律以现地音读法为准。所以,“济州岛”被按照从韩语的音译念作“che-ju-do”或者“che-ju tou”。但是,与历史有关连的用语则往往不受此限制,如“李承晚ライン”及“光州事件”等则仍普遍使用日语汉字音读法。近代以前的人名如“李舜臣”和“金玉均”等普遍仍以日语汉字音读法分别念作“ri-shun-shin”和“kin-gyoku-kin”,但现时教科书则有时将日语和当地 (朝鲜语) 发音并列出来,有时干脆只标出当地发音。

由于越南废除汉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日本对越南的固有名词多使用当地读法。现在日本称越南为“ベトナム(betonamu,从“vietnam”的音译)”而非“etsu-nan(“越南”两个汉字的日语汉字音读法)”。日文中的朝鲜/韩国专有名词会以汉字表示,并且在汉字之上用片假名注明当地 (朝鲜语) 读法,但越南的固有名词则几乎完全不用汉字表示。现在日本只会用片假名“ホチミン(hou-chi-min)”来代表“胡志明”,几乎完全不用“胡志明”这三个汉字,亦不会按日语读法念作“ko-shi-mei”。另一方面,日本对于越南古代的人名、地名、历史用语、古代寺院名称、年号等则仍然使用日语汉字音读法。

原则上,日语汉字音读法一般使用汉音,但往往有例外,如台湾的“高雄”训读为“takao”,“西太后”使用浊音念“sei-tai-gou”,“金日成”、“济物浦”亦分别使用促音念作“kinnissei”和“saimoppo”,而“金正日”念作“kin-sei-nichi”或“kin-shou-nichi”均可。

至于汉语,则一律把朝鲜、越南的人和事物以汉语读音念出来,甚至是日语的训读词汇,也多采用汉字音读法而非音译。

现代的朝鲜语一般以当地读法去念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专有名词。但对于有历史关系的用语则使用朝鲜语汉字音读法,例如“丰臣秀吉”念作“pung-shin-su-gil”,而著名的地名如“东京”亦常常念作“tong-gyeong”。

就越南语来说,其一般以当地的读法(即现地音)去念日本、朝鲜/韩国等地的专有名词。但对于中国的专有名词,则多以越南语汉字音来读。对于涉及历史的专有名词,越南语仍多以现地音去念日本、朝鲜/韩国等地的历史专有名词,而用汉越音读中国的历史的专有名词。

中文方面

中文世界对于朝鲜和越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仍然完全采用汉字。但是由于近代以后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由于表面上无法分辨使用的是哪个汉字,从而使某些朝鲜、越南的源自汉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产生了偏差,同样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译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日本女演员“宫りえ”、现代中文通常翻译成“宫泽理惠”。其实她的本名是“宫泽梨绘(宫梨)”。这是因为翻译者判断其名字“りえ”的发音用日本语通常表记为“理”,所以就用下去了。在对朝鲜半岛和越南人名、地名的翻译上也出现有同样的情况,例如韩国女演员宋慧教()在华人社会却常被译为“宋慧乔”,本名反而很少人知道,另外有不少韩国演员姓名都有好几个不同的中文翻译,却未必是正确的。

对于用固有词表示的专有词汇,中国方面虽尽可能使用汉字表记(若存在),但有时采用音译。例如韩国首都,旧名为汉城(, Han-Seong),为汉字词,现代汉语直接使用其原汉字“汉城”表示其名称。1946年8月15日韩国发布城市宪章,并将其首都改称为“(发音为:Seo-Ul)”,“”为朝鲜语(韩语)固有词,无对应的汉字,2005年以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逐渐采用音译的“首尔”来表示该城市名称(原汉城市议会宣布城市中文名称更改,韩国政府追认通过,并希望世界共同更改)。同样位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越南,也曾使用相应的汉字词表示其旧称,如日语的“汉城”、越南语的“Hán Thành”(“汉城”的汉越音)。汉城改名后,日本首先改用音译表示其固有词的名称“”,叫做“ソウル”(souru),越南语后来也采用音译,由于越南20世纪40年代开始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国语字),其音译则直接使用韩文罗马字“Seoul”。

日文方面(日语里的汉字)

中国字在日语中叫汉字,实际上是表意符号,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一件事或一个观点。常见的是一个汉字有一个以上的音。在日本,汉字是用来书写起源于中国的词和土生土长的日本词。

“日本语”是汉字。“日本语”就是“日语”的意思了,但它的发音却不是中文发音。“日本语”的读音为“にほんご”(发音“ni hon go”)。在这里,假名“にほんご”就相当于日语中汉字“日本语”的拼音了(当然它并不是真正的拼音)。日文中有很多汉字,它们大部与其汉字意思有关,但读音往往不同。尽管较完整的日文字典所收的汉字可达50000个,但现在使用的数目要小得多。1946年,文部省将通用和正式使用字的数目定在1850个,包括小学和初中所教的996个字。这一单子在1981年被略有扩大的1945个字的单子所代替,尽管大多相同。报纸以外的出版物不受此单子的局限。而且,许多读者了解词义的汉字的数目比标准的公立学校的课程所教的汉字多得相当多。

2010年4月,日本文化审议会汉字小委员会汇总了新常用汉字表的最终方案,共收录了2136个字。除在现行1945个汉字的基础上新收录“俺”、“冈”、“赂”等196个字外,还将删除“”等5个字。该委员会最快将于2010年6月向日本文科相汇报新常用汉字表,预计将在2010年内公布。

2010年的此次修改工作结合了电脑、手机等信息工具的普及使复杂汉字也变得易用的社会现状。这将是1981年现行常用汉字表制定以来首次被修改。委员会根据组词频率高、汉字比假名更易领会等标准进行选定。虽然仅在固有名词中出现的汉字原则上不在收录之列,但都道府县名称中所用的“冈”、“熊”、“茨”、“”、“”、“梨”、“阜”、“奈”、“阪”、“媛”和“鹿”共11个通用性较高的字被新收录在方案之中。此外,近畿的“畿”、韩国的“韩”也将添加至新表中。应内阁法制局的要求,最终方案中还增加了“法律中常用”的“勾”、“赂”等4个汉字。“郁”等笔画较多的汉字也将收录在内。

日文方面(日语的国字)

日文里“ 国字”这个词有三个意思一是日本国的文字, 包括汉字、假名等用来记录日语的所有的文字符号;二是日本人创造的假名, 以区别于由中国传去的汉字;三是日本人模仿汉字的结构自造的汉字。但日本人通常所说的“ 国字” , 是指第三种意思。这时的“ 国字”又叫“ 和字” 、“ 俊字” 、“ 和俗字” 、“ 和制汉字”等。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三种意思的“ 国字” 。

汉字传入日本后, 日本人就舍弃汉字的音而用其形和义来表示日语的固有词汇, 如用“ 山” 表示“ やま”,用“ 海”表示“ うみ””等。但由于日本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 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与中国不同, 所以日  语里有些概念是汉语里所没有的, 也就找不到相应的汉字来表示日语里的这些概念, 于是日本人就模仿汉  字的结构自造汉字来表示日语里的这些概念。如造“ ” (读作さかき)字表示祭神之树, 造“ ” (读作つじ)字表示十字路口, 造“”( 读作とうげ)字表示山路由上山转向下山的最高处, 造“ ”( 读作しつけ)字表示礼节、礼貌上的教养、管教。  国字的大部分是用六书的“会意法”创造的,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或汉字部件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概念。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会意法造的国字。

る(すべる):走之旁和意为平滑的“一”字组合表示“滑”、“发滑”(注:该词又作滑る)

(つじ):和“十”组合在一起表示“十字路口”。

日文方面(音、训、熟字训)

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日文中的全部汉字约有几万个之多,但是常用的则只有几千个。1946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列入1850个汉字。1981年10月又公布了“常用汉字表”,列入1946个汉字。在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一般只使用列入“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每个汉字一般都会有两种读法,一种叫做“音读”(音み/おんよみ),另一种叫做“训读”(训み/くんよみ)。“音读”模仿汉字的读音,按照这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候的读音来发音。根据汉字传入的时代和来源地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唐音”、“宋音”和“吴音”等几种。但是,这些汉字的发音和现代汉语中同一汉字的发音已经有所不同了。“音读”的词汇多是汉语的固有词汇。“训读”是按照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这个汉字时的读法。“训读”的词汇多是表达日本固有事物的固有词汇等。有不少汉字具有两种以上的“音读”音和“训读”音。部分词例如下:

音读词例:  青年(せいねん)、技术(ぎじゅつ)、恋爱(れんあい)、翡翠(ひすい)、书(どくしょ)、人(じん,にん)、幸福(こうふく)

训读词汇:  青い(あおい)、术(すべ)、恋(こい)、好き(すき)、む(よむ)、人(ひと)、幸せ(しあわせ)

汉字的音读、训读  汉字“海”可以读成“カイ”也可以读成“うみ”。“カイ”是它的音读,“うみ”是它的训读。  音读是基于从我国传入日本的发音而形成的发音;训读是将与汉字的意思相对应的“和语”日本原先就有的语言发音作为它的读音固定下来而形成的。  “史宪巨”等汉字一般只使用它们的一种音读,“贝又(さ)く”一般只使用它们的一种训读,但这类汉字较少。日文里的汉字通常都有两三种甚至更多的音训读发音。比如“生”,音读可读作“セイショウ”,训读可读作“いきるいかすいけるうまれるうむおうはえるはやすきなま”等。  同上面所说的,汉字每个字都有与之对应的音读、训读,但也有一些比较特殊。比如“梅雨”,它的发音为“つゆ”,不能把每个汉字分别读什么区分开来。我们把这类发音叫做“熟字训”。以下这些也是“熟字训”:  田(いなか) 时雨(しぐれ) 相扑(写作“相扑”,すもう) 土产(みやげ) 为替(かわせ)红叶(もみじ) 吹雪(ふぶき) 足袋(たび) 日和(ひより)

朝鲜文/韩文方面

韩国对于中国的人名、地名部分采用现地音来音译(如: 北京--> Beijing),部分采用汉字音直译、即把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汉字用朝鲜语的音读方法读写出来(如: 北京-->)。韩国对于日本和越南的人名、地名大部分采用现地音来音译(如:河内 Hà Ni -->)。

朝鲜对于中国、越南的人名、地名的翻译,较之韩国来说,使用汉字音直译的情况多一些。这亦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及韩国商人在中国的生活。举例说:“吉林”按这两个汉字的韩语发音“”(Gillim),无论是吉林当地的朝鲜语出版物还是在当地生活的韩国商人,都一律采用“”这种写法。可是,在韩国当地的报章,却一律把“吉林”按其普通话发音写成为“”(Jilin)。这使双方在沟通方面出现不少问题。

越南文方面

越南对于中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汉越音翻译。即把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汉字用越南语的音读(汉越音)方法读写出来。对于日本和韩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译,即直接引用其相应罗马字的写法。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名字用越南语写作“Abe Shinzō”,这是用现代日本语的读音来转写的表记方法。“安倍晋三”这四个汉字用越南语的汉越音读为“An Bi Tn Tam”,但是这种表记方法一般不使用。朝鲜语亦有同样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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