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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

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国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祖籍安徽歙县 ,籍贯是浙江钱塘,出生于江苏苏州。

1982年,胡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胡绳出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胡绳卸去中国社科院院长一职。2000年在北京去世。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国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祖籍安徽歙县,籍贯是浙江钱塘,出生于江苏苏州。

早年就读于苏州中学,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37年后,历任武汉《全民周刊》等刊物编辑,《鄂北日报》社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辑。

1942年后,在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

1946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1975年后,先在国务院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00年11月5日8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童稚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理性与自由》、《历史和现实》、《枣下论丛》、《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出版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

1918生于江苏苏州。北京大学肄业,笔名浦韧。

1935年9月参加工作。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1937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参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工作,并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等刊物撰稿,参加《新知识》的编辑工作。

1937─1941年初在武汉、襄樊、重庆从事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武汉《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救中国》等刊物编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1941任香港《大众生活》编委。

19421946年在重庆任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

19461948年任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委委员,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

19491955年任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办公厅主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党校一部主任。

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19751982年先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1985-1992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5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委。

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曾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二届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欧洲科学院通讯院士。

1995年8月任全国政协“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组委会副主席。

1997年捐献文集的全部稿酬,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胡绳是中共八、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2000年11月5日8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

胡绳同志1918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31年,他升入高中时发生九一八事变。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从此,他开始接触马列著作和中共地下党的出版物。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5年9月在上海参加革命,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他一面自学一面写作,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武汉,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全民抗战》等刊物编辑、襄樊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到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返回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编委。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和香港为党工作,先后任中共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委委员,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经常为上海的《民主》、《文萃》以及香港的《理论与现实丛刊》等刊物撰稿。

1948年10月,他离开香港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9月,他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胡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还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有的是结合中国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通俗读物;有的是宣传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批判错误思潮的思想政治评论;有的是用新观点新方法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术著作。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深入揭示鸦片战争后八十多年间中国政治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曾多次再版,有的还有多种外文译本,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环境中,不畏国民党的反动政治高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表现出了一个党所培养的年轻文化战士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党性和锐气。从17岁到30岁的十多年间,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达一百多万字。这些文字,连同他在党领导下开展的文化界多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科学界就享有盛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绳同志先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参加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如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等)的起草,参加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召集的关于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五十年代初期,他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和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体系。

“文化大革命”中,胡绳同志遭受迫害,下放干校劳动。

1973年后逐步恢复工作。

197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参加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和主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恢复工作,为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期间,他还着手写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七十多万字的著作,系统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后八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各个阶级的发展变化,成为推动近代史研究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著作。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胡绳同志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先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5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还担任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期间,他继续参与或负责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参加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修订新宪法,主持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讨活动,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和与台湾学者的交流等。他为总结历史经验,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宣传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绳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并有英文译本在国外发行。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是由他主持撰写的一部有重要影响的党史著作。

胡绳同志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后,历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务委员。他十分重视我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强调社会科学为适应时代需要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他坚持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尊重科学,爱护人才,努力为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1990年,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学科学院授予他院士称号。

在八、九十年代,胡绳同志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1987年,他撰写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1991年,他在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演讲《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国内外受到普遍的称赞。1994年6月,他发表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文,同年底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演讲,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胡绳同志晚年对于邓小平理论的阐述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绳全书》,汇集了他从1935年以来六十多年间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他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胡绳同志的旧体诗集《胡绳诗存》,也曾多次增订再版。

1988年和1993年,胡绳同志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党组成员。他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修订工作,推动了人民政协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他积极参与全国政协履行职能的各项领导工作,十分重视政协的建言立论,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为促进新时期人民政协事业、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贡献。

胡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绳同志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始终奋斗不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坚定执着,积极进取,毫不懈怠。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又能不断刻苦自励,辛勤劳作,终于锻炼成为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和革命家,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胡绳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写作,总是注重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因而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他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著称。

胡绳同志心胸豁达,温和宽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生活简朴。1996年他将自己的大批藏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1997年他捐赠出多年积蓄的文集的全部稿酬,创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奖励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在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论文集《理性与自由》《枣下论丛》,编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

胡绳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主席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

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

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

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

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

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

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

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

(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胡 绳(1918年-2000年)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毕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曾任重庆《读书月报》主编、《新华日报》编辑,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建国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二届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 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三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三十年代初期学习世界语,曾任《世界》杂志编辑、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等职。

1997年,胡绳同志倡议并带头捐款设立“青年学术奖励基金”,旨在鼓励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出好成果、多出人才。当年举办的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在学术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几年来,胡绳在病中一直牵挂着青年学术奖的工作。如今,“胡绳青年学术奖”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青年学术成就奖,是面向全国青年的、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奖,代表着老一辈学者对青年学者的深深期望,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实践证明,“胡绳青年学术奖”从全国社会科学前沿的制高点出发,已成了推动全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全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对推动社会科学界的科研创新、发现人才、出好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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