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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

孔颖达系孔子嫡孙,其编订《五经正义》,排除了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他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孔颖达盛世鸿儒,字冲远(一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安之子、孔硕之孙、孔霸的第19世孙、孔延年的第20世孙、孔子的第31世孙。唐朝经学家。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避地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入唐,任国子监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生有三子:孔志玄、孔志约、孔志亮。

孔颖达所疏或正义的经书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等。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旧唐书》《新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孔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孔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孔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公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重视教育大兴文学,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阎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贞观十四年(640年),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

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

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汉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

《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陪葬昭陵,此墓是他的衣冠冢。现孔颖达墓存于河北衡水境内。

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前马庄村西300米处,。现存墓地封土高1.5米,,竖有民国九年的墓碑,碑上刻“唐祭酒赠太常卿孔颖达先生”。1983年7月23日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其遗体陪葬昭陵唐太宗墓(在陕西省西安),此墓为他的“衣冠冢”。

又名《孔祭酒碑》,于志宁撰文,无书人名氏,唐贞观二十二年二八四八一立,碑额有阳文篆书“大唐故国子祭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铭乙”十六字,正书,计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

孔颖达为初唐时学者,太宗时官至国子祭酒,授爵为曲阜男,于贞观二十二年卒,卒后诏许陪葬昭陵,故此碑亦为昭陵陪葬碑之一,碑在陕西醴泉县昭陵南十里。

从此碑书写者的楷法来看,极似虞世南之《孔子庙堂碑》有人疑为虞世南所书。后有人考孔颖达卒时前十年虞世南已作古,故断为非虞所书。据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验其笔法,乃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之者也,笔势遒媚,亦自可珍。”细观此碑,用笔圆润,体势端庄,十分接近虞世南之风格,但时挟方笔棱角,结字亦较《孔子庙堂碑》略长略瘦而更疏朗,可知作者虽学虞而能自出己意。通幅观之,点画清腴圆浑,用笔沉着遒劲,结字平而不板,正而不拘,显得神采奕奕,气息清婉,实为唐人楷书中的姣姣者。唐人楷法学褚者颇众,而学虞者却寥若晨星,李宗瀚跋云:“冲远(孔颖达)卒于伯施(虞世南)后,此碑非虞书明矣,然其规抚虞书可云惟肖,秀朗遵劲,极似《庙堂》其深穆凝远之度不逮也。”

其实书法之变,只在微妙之间,虞以温润见长,此碑则以秀朗相胜,虽从总体风神上未能跳出虞之窠臼,但亦能自立面貌,稍益已意而不失为唐碑中之精品。此碑在清初乾、嘉后已漫漶剥蚀,馀无几字,最佳拓本以李宗瀚旧藏宋拓为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册拓墨精良,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字口完好,可见者尚有一千七百馀字。另有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及赵声伯旧藏本,皆元明间拓本,解放前神州国光社与有正书局曾有影印,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亦有影印仿真印刷本问世,解放后此碑从未出版过,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用李宗瀚旧藏宋拓本2000年影印出版。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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