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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清末1898年至1911年间的曾用名。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1] ,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 。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同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成立,师范馆为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3]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4] ,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 [5-6]

京师大学堂,英文: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德文:Kaiserliche Universitaet von Peking,法文: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Pékin,俄文:Цзинши дасюэтан (Пек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之中,是我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综合性大学。成立之初,行使双重职能,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1900年,京师大学堂先遭义和团冲击,后被八国联军德、俄侵略军占为兵营,校舍、书籍、设备严重毁坏,大学堂被迫停办长达两年。

1902年1月,战事平息后,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因时制宜,首先举办速成科,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和师范馆,于1902年10月开始招生,并于当年12月开学。 [7]

京师大学堂与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山西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四川大学前身四川中西学堂属同时期的近代新式高校。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政府并没有对大学堂给予充分的投入,而自从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取消、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唯一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加上各方之优秀士子投身京师大学堂,从职能、学统等方面均显示出京师大学堂与国子监之间的传承,因此不少学者皆认为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太学的正统继承者。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清末使用的旧名。除北大之外,也有其他学校可溯源自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曾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其中,后者即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后开办分科大学,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学校。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8]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视师范教育,基础学科与专门学科相结合,课程设置要“严密切实”,破格选拔人才等,体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 [8]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主持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故宫东北)红楼(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任西学总教习。

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由清朝光绪皇帝批准梁启超草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被认为是我国首个高校章程。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该《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大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9]

1898年9月21日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未被慈禧废止,但京师大学堂处境却变得举步维艰。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1901年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10]

1902年12月17日学堂恢复,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

1903年增设进士馆、 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选送39名学业优秀者赴日本、欧美留学,其中师范馆(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31名。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留学生。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

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独立设校。 [11]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1912年5月4日,当时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备受中国知识分子景仰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2]

194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除胡适之外,冯友兰、任继愈、周培源、季羡林、萧超然等学者教授也曾经表示同意北大“太学渊源”之说,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应当提前一、两千年。而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则曾在《北大校史:怎样溯源?》中反对北大“太学渊源”之说,认为京师大学堂并非由国子监改组而成,不是直接承继自国子监。另一方面,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当初就是为了废除封建科举(太学和国子监)而由光绪帝批准设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京师大学堂不能说是太学的传承者。 [10] [13]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其最大特色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其办学方针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对于西学,又强调西文仅为“学堂之一门”,而非“学堂之全体”;仅以西文为“西学之发凡”,而不为“西学之究竟”。课程设置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办法,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必修课,包括经学、理学、掌故、诸子、初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文学、体操10科。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其中一或两门,包括高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科。另设英、法、俄、德、日5种外语,学生凡年在30岁以下者必须修一门外语;30岁以上者可免修。

孙家鼐被任为管学大臣后,又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8条,主要内容为:

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习西学专门为主。

二、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其已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其品学,请旨录用。

三、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

四、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

五、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

六、应取消学生“膏火”(即生活津贴费),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

经孙家鼐推荐,任命许景澄(1845—1900)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大学堂办学经费为30万两,常年用费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从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政府存款500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预备科(简称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又分政、艺两科,政科包括经史、政治、法律、通商;艺科包括声、光、化、农、工、医、算学。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资格。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本科,分科相当于学院;科下又分门目,相当于后来的系。规定共设7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每科下设几个门目,7科共设35门。大学专门分科学制3—4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大学堂另设速成科,包括仕学、师范二馆,学制3至4年,毕业后可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当年九月十三日正式举行速成科招生考试,十月二十六日又第二次招考,两次共录取182名,十一月十八日(12月17日)开学。1949年以前即以公历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校庆日。

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命洋务派官僚首领张之洞会同张百熙改定学制,对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较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有几点不同:

一、大学专门分科将原来7科35门改为8科46门,主要是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易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11门课程,突出了经学的地位。

二、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规定为5年。

三、大学堂设总监督,总管全学堂各分科事务,统率全学校人员,相当于后来的,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

从光绪三十年开始,清政府专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与管学大臣职务分开。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批速成科学生毕业。宣统元年(1909)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宣统二年8个专门分科除医科 外,均正式招生开办,惟各科分门比原计划为少。

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正式举行了招生考试。为作好招生工作,京师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后,先在本地选拔,择优录取,然后再送到京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京师大学堂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这种评分办法是中国高等学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计算学生考试成绩的开始,这次考试也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的较正规的招生考试。本次共录取200名学生。

1905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校方特别强调开运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这次运动会上。还要运动员一再高呼“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圣寿无疆”等口号。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开始。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

自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惟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了最后两批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可见,京师大学堂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萧超然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中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惟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北大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镇压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

经此国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是,她却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记载说道:“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转引自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下册,第649页。)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

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并提出不少论点。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早于“戊戌变法”。

例如,1987年,罗筠筠先生就说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变法失败,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有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不废’,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但教学方针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学堂规模也大大缩小了……。”这是罗先生特为纪念北大90周年而写的《教育改革乃强国之本~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一文中的论点。(中国文化书院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2页。)

可见,罗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戊戌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明确采取了京师大学堂早于“戊戌变法”之说。在这里,罗先生对其所引证的论 据“萌芽早,得不废”,未作交待。

不过,后来倒有人说明了京师大学堂是比“戊戌变法”的1898年还要早三年的1895年的产物。郝平先生为纪念北大百年而特地撰著了一本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专着。他在其中强调说道:“笔者在研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严格地说,京师大学堂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而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接着,作者列举了三个论据。其一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9月初八日所写的《公车上书》,“也迫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堂”。其二与其三是,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先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官书局奏定章程疏》中,提出了“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的建议~引者注。),后批准李端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些就“启动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作者又特别指出:“光绪的这一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云云。

于是,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正因为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先于戊戌变法,所以慈禧在废除戊戌变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时,才对京师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它继续存在,还始终关注它的每一步进展。”(以上均引自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48页。)

可见,郝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的说法,是和罗先生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个说法虽不无道理,仍是值得怀疑,尚需再作推敲的。因为,这条理由仅仅以时间的先后为立说,而时间的先后在这里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及其根源。

尽管京师大学堂的“酝酿”确实早于“戊戌变法”的伊始,但是决不能就说它不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并且,“是‘戊戌变法’的直接而优先的产物。”(请详见拙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与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被光绪皇帝御笔亲书在“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中:“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中国历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并且,这道圣旨又是光绪皇帝御驾亲临天安门主持当众向中外宣布的。

这是历史事实,人们必须予以尊重,而不能随意进行曲解。所以,我们就不能把“酝酿”中的京师大学堂说成是“正式产物”的京师大学堂。

否则,不但京师大学堂这一项新政,仅因其有“酝酿”过程,就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地道的“产物”,而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而且其它许多项新政,皆因其也有“酝酿”过程,同样也就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正式的“产物”了,并同样也都应该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呢!

京师大学堂由“酝酿”到“决行”、“粗定”、“有成”的长达三年之久的艰难历程,梁启超早已总结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颁《明定国是诏》的案语中说道:“按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戊戌变法》(二),第19页。)

其次,半个月后,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八日)为督办京师大学堂当整饬庶务的谕旨的案语中又说道:“大学堂自乙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而外人犹訾上之急激,局外人岂知局中之苦哉?(同上书,第26页。)

再次,又过了一周,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日)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谕告的案语中又说道:“乙未和议成后,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行,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同上书,第29页)

所以,兴办京师大学堂的决议(系指“酝酿”~作者自注),并非是光绪皇帝“一言为定”、“一锤定音”、“一唱百和”,而是“议而不决”、“一拖再拖”,前前后后竟然拖了长达三年之久,直到下《明定国是诏》时方才有所定夺,落实了下来。

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关键在于慈禧太后的态度。当“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师大学堂正心惊胆战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以继续兴办。慈禧太后当其时可是“一言九鼎”,全由她说了算的。所以,就凭她这一句话,就使京师大学堂化险为夷,得以幸免于难,成了“戊戌变法”诸多新政的唯一幸存者了。

为什么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要网开一面,要予以如此这般的优待呢?

慈禧太后在内忧外患面前,清政府的屡屡失败再三地教训了她,为了维护皇权,她必须始终依靠矢忠于她的顽固派与保守派。但在领导权以外的各项事业中,则必须依靠新人去办,因为原有的老臣勋旧虽有忠心,但却无办事能力,于事无补。而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办法。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则皆是新办法,并且京师大学堂后来居上于同文馆。因此,她过去肯定并支持过同文馆,而今便会肯定并支持京师大学堂了。为此,她就可以突破并超越“戊戌变法”新政的框架,使京师大学堂为她所用。所以,她对全国各省省会与各州府县在变法风气影响下兴办的大量学校,基本上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允许其继续存在与发展。“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省会业已兴办外,其各州府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地方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同上书,第101页)可见,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层考虑的,诚可谓“老谋深算”了。

京师大学堂在慈禧太后大开绿灯之后,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得以继续筹建。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1898年11月22日),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改建而成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遂即进行了首次正式招生。终于,京师大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年12月31日),首次正式开学。这标志着我国从此就有了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

陈天华传遍神州的《猛回头》曾经提到京师大学堂:“他且莫讲,京城修一个大学堂,要费三十万银子,政府说费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复修颐和园数千万银子也办出来了。每年办陵差,动辊数百万,亦是有的。独有这三十万,难道说寻不出呢?”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恢复旧制,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但实际上也一度陷于停顿,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原定开10科,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过10余人,所学内容仍旧是孔孟经书和朱子理学,性质仍近似于旧式书院。而且,因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学毕业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进入仕途,故每于科举考期,学生纷纷请假赴考,学堂形同虚设。

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主义、并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式书院。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故其诞生伊始,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俄罗斯帝国长期侵占中国东北,京师大学堂师生积极参加了全国各界的拒俄运动,四月初四(4月30日),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的师生200余人举行集会,声讨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几十人愤怒发表演说,要求清政府拒绝俄罗斯帝国无理要求,会后由73人署名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要求清政府拒约抗俄,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并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树立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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