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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兆荣

梅兆荣,1934年生,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肄业。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学习。1956年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处长,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联邦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外交部西欧司处长、副司长、司长。2012年7月起,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1951年至1953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1953年8月被选派去民主德国攻读日尔曼语言文学。

1956年至1963年、1970年至1972年先后两次去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

1972年至1975年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任二秘、新闻专员。

1977年起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85年起升任西欧司司长。

1988年6月至1997年1月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2年起擢升为副部长级)。

1993年至1998年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7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兼党组书记。

2003年4月获韩国明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4年4月获德国联邦总统授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星级大十字勋章》。

2012年7月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先后被上海、北京、浙江、西安等地一些大学聘为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等。

梅兆荣出生于上海崇明岛。1950年底,他在上海市东中学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并被组织从大学调出进入外交部工作,由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为给外交部培养德语干部人才,1953年底梅大使被选去民主德国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到了德国后德语水平为零的他从头开始学习。

梅大使先后两次去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并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中央两代领导人做过翻译。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担子重责任大,梅大使对此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其实我为第三代领导人也做过翻译。老一代领导人中接触较多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他生活非常简朴。1966年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时,发现他穿的一件衬衫还是打着补丁的。周总理那次出访特别轻车简从,整个代表团包括翻译、记录和记者总共只有十七个人,开始时他甚至连医生都不想带。会谈的时候周总理还亲自做笔记。对于翻译他也非常体谅。而给毛主席当翻译难度就比较大。他是湖南人,湖南口音重,所以有很多时候听不懂,需要旁边的陪见人员再解释一下。另外毛主席说话言简意赅,所以常常会有难以跟上的感觉。还有邓小平,他和来访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非常有针对性,很贴切,而且谈的问题都是当务之急,切中要害。记得他见希腊总理,那次我做陪见。事先我们没给他任何谈话参考资料,当时他想了一下就说,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现在我们都落后了,我们都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寥寥数语,就把两个国家一下子拉近了。几乎20年以后,我作为外交学会会长访问希腊时,遇见了当时希腊总理的陪同人员,在一起又回忆起邓小平的这番话。这段简简单单的开场白给希腊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多年后人家仍记忆犹新。”

见证柏林墙戏剧性的“倒塌”片断

梅大使曾经作为驻西德最后一任大使,同时也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驻德大使,经历了柏林墙倒塌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梅大使回忆起这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片断:“1961年柏林墙始建时,我在驻东德大使馆工作。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我正好在西德任大使。我从东西两边看过这垛墙,这是一垛钢筋水泥墙,没有什么特别的。东德这垛墙是为了阻挡东德老百姓逃亡。1989年,东德老百姓的示威游行活动经常出现在西德的电视新闻中,当时我们分析形势,预见将有问题发生,但我们没有想到,柏林墙倒塌的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1972年8月,中国与西德开始建交谈判,梅兆荣也参加了这次谈判。采访中,梅大使不仅回忆了当年的谈判过程,更为我们讲述了其间非常有趣的一个如同电影镜头般的幕后故事:“那次谈判一共谈了八轮,主要是谈了‘西柏林条款’问题。为了防止干扰,建交谈判需要保密,而在西德这个开放的社会里,要保密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次却被认为是当时保密最好的一次谈判。谈判是在西德外交部里举行的,记者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以为是在巴黎或者在瑞士什么地方。当时我们的谈判代表也有点特殊,他不是我们驻某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国内派出去的高级外交官,而是新华社驻波恩的首席记者王殊,他事先和德国外交部有联系,并且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中央任命他为谈判全权代表,但他不是外交官。我当时在驻东德使馆工作,所以我是作为唯一的外交官派到波恩去作为王殊代表的主要助手。那时候我们从东柏林飞到波恩要经过西柏林,我带着一个机要员和一个报务员,悄悄地坐着一辆小面包车,还带了大概四百多斤的收发报设备去西柏林,从那里坐飞机到波恩。在西柏林机场,西德外交部要派人接我们,但是我们互不相识。于是事先商量好一个暗号:接我们的人拿一张《每日镜报》,我也拿一份。我到那里看见一个小老头戴礼帽拄着根文明棍,手里拿着《每日镜报》,就是他了。就这么接上头了,他把我们接到科隆波恩机场,我们的设备也运过去了,非常简陋。我们的报务员、机要员都非常出色。报务员一到波恩后就到商店买了几根竹竿架起天线,当天晚上就和北京联络上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谈判。”

“德国制造”和“上海气质”

在德国前后工作生活了25年的梅兆荣大使亲身经历了德国统一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说起德国,梅大使就像一本“活辞典”。他笑称,有人说德国人的脑袋是“方”的,比较刻板,但德国人办事认真、精益求精的性格使“德国制造”成为了高质量产品的标志。梅大使认为,这对我们“中国制造”也是一种启示。

作为一名从上海走出去的外交官,梅大使更致力将上海联系世界,并发掘出上海独特的文化气质。2006年,梅大使和他的老朋友曼海姆市前常务副市长艾格尔博士发掘了爱因斯坦曾两次到访中国的事件:“全欧洲纪念相对论一百年时,我的老朋友告诉我,爱因斯坦曾在1921年赴日本讲学途中经停上海,并把有关资料给了我。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得知爱翁住过的Astor饭店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他在上海吃了中餐、听了昆曲、做了演讲,活动非常丰富。”得知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后,梅大使立即联系了上海有关部门和媒体。他认为打捞这段史事钩沉并非“为了纪念而纪念”:“这些是上海深藏在骨子里的气质,是对另一种城市文明的发掘。”梅兆荣先后参与翻译的译著有《西德外交风云纪实》、《伟人与大国》、《我的特殊使命》、《政治局》、《施密特传》、《未来列强》、《理解中国》,所著《风景胜画德国》被列入“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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